后陈村村民陈俊卿指着显示在电视荧屏的村务公开栏说，村民每家每户只要打开电视，村里所有开支一目了然，让人放心。
走入金华武义县后陈村，村口的大楼上，“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几个大字很是显眼，即使是在高速路上，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几个字当之无愧，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有着重要意义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正发轫于这个小小的村庄。有人说，这是中国农村民主法治的小岗村。
村庄不大，只有300多户，900多人，占地面积也就4平方公里。虽不起眼，但她的治理史，由治到乱，再由乱到治，其间有着来自基层的创举，更有着来自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支持和鼓励，其过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变迁的一个缩影。
曾经，这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红旗村。就在诞生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老村委会楼边上，恰好矗立着建于六七十年代的文化礼堂，红色的标语清晰可见，相当有怀旧特色。追古思今，对比明显。改革开放之后，固有的利益结构被打破，村里矛盾加剧，旧有的治理结构无法顺利发挥作用。尤其是当金丽温高速公路和开发区建设，一下子给村集体带来1900万的意外之财的时候，矛盾集中爆发了，接连两位村支书因经济问题“落马”，村里矛盾丛生，上访不断，干群关系达到了极为紧张的程度。
只有从内部生发出来的制度，才是真正有效的制度。本村出身的胡文法临危受命，以街道干部的身份，入驻后陈村。他很快发现，矛盾的根本在于村民对村里的公共事务尤其是村集体财务，缺乏知情权。于是，从2004年6月应急而生的“财务管理小组”，到次年6月挂牌成立“村务监督委员会”，规定与村干部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村民，不能参选，使得老百姓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这两样基本权利落到了实处。
顾虑不是没有，这是一项有悖于原有治理架构的制度创新。村里干部不理解，原本村两委干得好好的，现在多出来一个“第三委”监督我们，是不是对我们不信任？他们多少有点委屈。县里干部在嘀咕，农村基层自治的根本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里，找不到相关依据，没有上位法支持，这种创新能走多远？
来自浙江省、金华市和武义县各级领导的支持，让村里吃了定心丸。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派联合调查组赴武义调研后陈村务监督管理制度，并批示“要关注和推动这个制度”。2005年6月17日，习近平又亲自到后陈村，与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就村级民主政治建设问题进行座谈。习近平表示，在实践中创造的“后陈经验”，通过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来推进基层民主管理、决策、监督有机统一的各项工作，实现了村务监督由事后监督向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督，使各种矛盾有了内部化解的机制，这是很有意义的探索，希望进一步深化和完善这一做法，为全省提供有益的经验。
此后，浙江省多次专题研究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并召开农村组织建设专题工作会议，对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进行总结推广。到2009年11月底，浙江全省3万多个行政村全部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覆盖面达到100%。2010年10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行了修订，将村务监督委员写入法律，获得了国家法律的认可。
2013年、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到并要求大力推进这项制度在全国的落地。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成为浙江又一项来自草根，影响全局的创举，充分展示了浙江的活力。
如果说，村委会海选只是迈出了农村基层民主的前半步，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则走出了后半步，使得农村治理体系得以完善。十多年来，后陈村农村集体收入从4万元猛增到400多万元，村里建起了前湖公园、湿地公园、廉政文化广场以及老年免费食堂，村务监督也更加深入和细化，村里人在电视上可以随时查看账目细则和发票。
制度建设不仅推动了后陈村的发展，还让村干部保持了优良的作风。我们去的时候，正好遇见新一届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陈玉球带人打扫卫生，她赤着脚在厕所里扫地，依然保持了农民的质朴和勤劳。而保持了13年的“四零”纪录，更是让后陈村人自豪：群众零上访、干部零违纪、群众零投诉、违规收入零入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