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外来务工人员王炜在一起交通事故中左手致残，赔偿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决定请律师打官司。
接待他的律师看了材料说：“案情比较清楚，广州法院开展审判信息化和‘智慧法院’建设，很多事现在不用来回跑，我直接在网上帮你申请立案。”没过半个小时，王炜就收到短信：你网上提交的立案申请，我院已审查，请及时查阅审查结果。
按短信中的提示，王炜将信将疑地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审务通”，用流水号和查询密码登录进去，发现不但已经立案，还能通过它接收开庭和宣判信息通知、观看庭审直播、查阅裁判文书，感觉手上拿着一个“移动法院”。
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首批试点省份，广东始终坚持把司法体制改革纳入全省改革大盘子，在全国率先推出“以案定员”“统分结合、保高托低”“权责清单管理”等创新举措，既落实中央精神，又接广东地气。3年来，广东全省法院深入推进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成果，跃然于一份份判决书上。
破解案多人少，实现审判质效“双提升”
不久前，广州中院刑二庭徐法官手头的一件抢劫案快要超审限了，合议庭其他法官因为忙着各自承办的案件，一直未能合议。
徐法官用手机上的“法官通”发起合议邀请，在外地办案的审判长和另一位合议庭成员很快回应。没过一会儿，合议庭成员分别就案件发表了合议意见，软件自动将语音转成文字，自动生成合议笔录，校对无误后，同步回传至广州中院“审判云平台”入卷归档。
案多人少是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法院面临的突出问题。拿广州来说，两级法院1999年、2012年、2015年受理案件陆续突破10万件、20万件、30万件，今年预计将突破40万件；与此同时，办案法官从2006年的1362名到今年的1350名，基本没变，办案压力可想而知。
如何在案多人少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既提高办案的效率，又提高办案的质量？广州法院积极推动繁简分流，实现简案快办、难案精办，创新审判辅助人员管理，完善“1+1+1+0.5”审判队伍，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科技要生产力，依托信息化建设“智慧法院”。“法官通”“审务通”“律师通”和12368诉讼信息服务平台互联互通，不仅让法官办案如虎添翼，还可为当事人、律师及群众提供贯穿诉前到判后各阶段的39项诉讼服务，并且实现了服务流程场景化和服务内容标准化。
借此，广州实现了审判质效的“双提升”。广州市中院院长王勇介绍，2016年，该市两级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370346件、办结293564件，法官人均结案275件，分别比上年同期上升22.75%、22.56%和69.23%，均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一审案件和生效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率同比分别下降0.5个百分点、0.1个百分点；信访投诉率同比下降0.15个百分点，民事一审服判息诉率同比提高3.9个百分点。
破解监督难，做到监管有据不干预
吴行政是佛山市中院民四庭庭长，多年来习惯了给庭里法官批案子的他，在司法体制改革后突然不知道怎么当庭长了。
“司改的核心就是落实司法责任制，回归‘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主审法官自己为自己审理的案件负责，不需要再经过我批。那我这个庭长到底还管不管，怎么管？”这一困惑，不久之后就由该院出台的两份文件迎刃而解了。
2016年11月出台的《关于规范院庭领导审判管理和监督职责的若干规定（试行）》提出，院庭领导履行监管职责的情况，纳入个人绩效考核并占40%的权重，怠于履职或不当履职造成严重后果的承担相应责任。“这种管理已全然不是过去的以审代管，更不允许插手、干预法官独立办案，建立健全新型审判管理监督机制，正确处理充分放权和有效监管的关系，不断提升管理监督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佛山中院院长赵菊花说。
为此，《规定》以列举清单的方式，明确院庭领导分层行使宏观指导审判、制定规章制度、优化工作机制、统一裁判尺度、行使案中监督权等10余项管理监督职责。例如，院庭领导在4形下行使案中监督权，并且仅限于要求承办法官或者合议庭报告案件进展和评议结果，不得直接改变合议庭的意见或发表倾向性的意见。院庭领导的监督必须做到全程留痕。
为减少外部干扰，《规定》特别强调，院领导接到当事人及其亲属、代理人、辩护人递交的涉案材料，仅表达案件实体应如何处理等一般诉求的，不再向合议庭或承办法官批转； 接到有关党政机关、司法机关或领导干部递交的涉案材料，属于违规干预、插手、过问具体案件处理的，应按相关规定不批示、不交办、不传达，并将相关材料移交相关部门进行登记记录。
佛山中院的另一份文件是《关于建立监察室与审判管理办公室联动监督工作机制的意见》，旨在凝聚内部监督合力，实现案件异常情况互通、信访举报线索的共享和重点联合督察，防止审判监督与纪律监督两条线、两张皮。去年以来，该院监察室就12件相关案件向审管办发函，审管办将其列为重点评查对象并将评查结果反馈监察室。
破解执行难，确保当事人兑现合法权利
为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广东各级法院充分认识到，不仅要审好、管好，还要执行好，不能让执行难拖住“最后一公里”，导致公正“迟到”。
被执行人青海省西宁市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持有市值达9000余万元的巨额股票，却哭诉没钱，赖账不还。深圳市中院执行法官在电脑桌前，使用该院首创的“鹰眼查控网”，仅用8个小时就完成从发现财产线索到成功控制的过程。
案件执行难，难在被执行人财产难查。2011年以来，深圳全市法院运用科技手段，将“鹰眼”植入“老赖”生活，有效破解了这一难题。
深圳中院副院长黄志坚介绍，案件执行中，由于被执行人的财产登记在银行、车管、工商、房产等部门，以往这些部门的信息资源没有与法院共享。如今，“鹰眼查控网”与40家联动、协助单位建立专线连接，既包括公安、工商、地税、海关等政府部门，也包括商业银行、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联合产权交易所等公司类协助执行主体，还在全国率先将外资银行纳入查控体系。同时，被执行人财产的查控种类扩展到28项，基本覆盖了被执行人的记名财产。另外，“鹰眼”还可实施机场安检布控、手机轨迹定位、身份证临控定位等人员控制功能。
执行工作耗时耗力，如果像过去那样粗放运行，往往重复劳动，浪费资源。在深圳中院，同质化事项高度集约统管办理的机制，确保了资源配置最优化、司法成本最低化、司法效率最大化，实现“批量生产”，变“单打独斗”为“集团作战”。
今年6月，深圳市福田区法院有5项执行事项要赴北京实施；同期，深圳中院也有2宗执行案件需赴北京实施。按传统模式，两院执行局至少要各派2名执行人员，分别耗时5天、3天。但以信息化集约管理模式，平台管理人员收到电子指令后，根据任务的区域、时效要求等要素，指派中院执行局行动组两名同志赴北京统一实施，并在5天内全部办理完成。外勤实施的人力、时间、费用成本减少将近一半，最终惠及的是案件当事人——确保及时兑现自己的合法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