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历史，明心见性。在财经的历史与现实之间，有许多似曾相识的故事，也有许多穿越时空的细节，把这些旧闻与新闻揉成一道小点心，不只求趣味，亦求回味，是为檀财史。—— 四海夕阳
文/四海夕阳
与徐霞客平起平坐的“驴友”老王
今天，我们聊的这位先生姓王，叫王士性，他是明朝人，生于1547年，今年正好470岁，我们不妨叫他老王。
老王的职业是官员，最高当过厅级干部（四品官），不过对他来说，当官只是工作，旅行才是真正的事业。他号称“无时不游，无地不游，无官不游，”所到之处，“一岩一洞，一草一木”，处处留下足迹。
我们都知道，明朝有一位大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后来被驴友们尊为祖师爷。不过，王士性却可以自豪地说，说起旅行，我和徐霞客是平起平坐，有些地方，我不如他，有些地方，他不如我。
这可不是老王自吹，论辈分，他比徐霞客年长40岁，他儿子还是徐霞客的朋友，徐霞客要喊老王前辈。论旅行足迹，王士性和徐霞客不相上下，明朝两京十三省一共十五个行政区，徐霞客去过十四个（除了四川），王士性也去过十四个（除了福建），都算得上走遍中国。
最重要的，在学术成就上，两人是各有千秋。徐霞客有“千古奇书”《徐霞客游记》，而王士性也写了好几本书，其中的代表作《广志绎》，现在被地理学家认为是能够和《徐霞客游记》并立的经典著作。
王士性的代表作《广志绎》
王士性牛在什么地方？
喜欢旅行、会写游记的古代文人多了去。王士性凭什么能和徐霞客并列，成为一代大家呢？
简单说，徐霞客是一个实干型的旅行家，他凭借个人毅力，走最艰险的路，记下最独特的风光；而王士性是一个思考型的旅行家，他的旅行是大多是在做官途中，边走，边看，边想，观察人间百态，琢磨世事变迁。
王士性像
所以，当代历史地理学的泰斗谭其骧教授说：“从自然地理学角度看，徐（霞客）胜于王（士性），从人文地理（包括经济）角度看，王胜于徐。”
举几个例子：
老王很有经济眼光，最早发现了西湖旅游的商业价值。明朝从朱元璋开始，就主张“重农抑商”，地方政府对杭州西湖这类旅游景点，时不时的还提倡节约，禁止观光消费。但是王士性认为：经济大势不是政府能轻易扭转的，现在西湖旅游业已经是老百姓吃饭的生计，如果禁止旅游，打鱼的、划船的、唱戏的、摆地摊的、卖酒水的一大批人都要失业，反而不利于社会安定。
老王很有审美眼光，最早描写了雁荡山的夜景之美。对于雁荡山的奇特地形，古代地理学家从沈括到徐霞客，都为它的成因争论不休，而王士性却最先从审美的角度，欣赏雁荡山夜色之美。你看，这夜幕下的雁荡山，“夜色如霜雪，诸峰相向立”，像不像几个老头在窃窃私语？如今灵岩夜景已经成了雁荡山旅游的招牌之一，老王可说是开发雁荡夜景的第一人。
雁荡山灵岩夜景
老王的眼光够新潮，最早记载了“盗墓黑科技”：洛阳铲。盗墓是中国历代都明令禁止，却又屡禁不止的“地下产业”，一般人很难窥探其中门道。王士性游历中原之时，发现洛阳古墓众多，但隐藏很深，一般人挖不到，而盗墓贼却发明了“黑科技”：“以铁锥入（土）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则发”。不用说，看过盗墓题材的同学都熟悉——洛阳铲！没有王士性的介绍，我们可能不会想到明朝人就会这玩意。
考古学家现在还在使用的洛阳铲
最早是王士性记载的
老王的眼光够长远，最早预言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轨迹。王士性认为，中国南方的经济繁荣，到现在（明朝）不过千年。东吴东晋南北朝的六朝金粉，只是南京那一小片地区而已。到了五代十国，吴越王之后，浙江才开始繁荣，到了宋朝，福建才开始繁荣，风水轮流转，说不定哪一天经济中心会转到贵州、广东一带吧（未知何日转而黔、粤也）？今天的广东早已经成为全国经济的焦点，贵州也正在步入高速增长，似乎正在验证400年前王士性的猜想。
最有意思的，还是老王的“地图炮”功夫。说起“地图炮”，人人都会放两下，不过要整成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并不容易。近代西方最有名的“地图炮”（地理环境决定论者）要数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
孟德斯鸠认为“气候的王国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居住在炎热天气下的民族秉性懦怯，而寒冷的气候则赋予人们的精神和肉体以某种力量，使他们保持住自由的状态。”
黑格尔则认为地理环境是“历史的舞台”，他把世界分为高地、平原和滨海三类地区，高地的居民过着家长制生活，“绝无法律关系的存在”。平原居民从事农业，闭关自守,依赖性强，而滨海地区的人民被大海“激起了勇气”，既能从事征服和掠夺,也从事正当的商业。
王士性比他们两位早了差不多两百年，而他的代表作《广志绎》已经对当时各省的地理环境与居民性格、经济社会关系等等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和剖析，称得上是地图炮中的“老炮儿”。
下面，请欣赏“地图炮”老王对明朝各省的精彩点评：
“大气脉”的北京人：
北京是天子脚下，处处透着一个大字，王士性管它叫“大气脉”。比如说当官，南方人偶尔搞个封妻荫子，就激动得不得了，感觉是祖上积德烧高香了，而在北京人看来，就这么点小事，有什么可稀罕的？哪怕是侯爵、驸马这样的大官，北京哪年没出过？不过要比起考试科举来，就不如其他省份了。
至于北京的普通老百姓，也是发财容易败家快（易兴易败）。外省要当富豪，往往都要几辈子基业积累，而在京城里，摊上好运气，比如冒领宫里钱粮、买卖珠宝捡漏、或者买了贪官宅子挖到宝贝的，都是转眼间坐拥几十万两银子的身家。然而北京人又攒不下钱，有钱就买好马、穿新衣、住豪宅、吃盛宴，再遇上点事、吃个官司，很快就一败涂地。
日常生活上，北京人喜欢游玩，不喜欢买房，有钱人也只是当年挣钱当年花，随意浪费。本地土著爱吃辛辣重口味，喜欢斗气比狠，经常喝酒误事，没有背景的就去干车夫、牵驴、运煤、差役这些不费脑子的活儿，而经商做生意以及官府中介这类有油水的职业基本上被外省的人包了。北京男人们不善于跟官府打交道，而北京女子善于对外应酬，打官司什么的都是妇女出面。
明代《北京宫城图》（大英博物馆藏）
有孔孟之风的山东人：
山东是圣人故里，读书人有孔孟遗风，他们谦虚朴素，不喜欢拉关系走后门，不讲究居住条件，即便是省部级高官，家里也必定有几间草房。
节俭守信的山西人：
山西人特别节俭，小资家庭（百金之家），夏天没有戴布帽子的，中产家庭（千金之家），冬天没有穿长大衣的，土豪家庭（万金之家），平时吃饭只有一个菜。
山西老板又特别有钱，山西商人可以说是全国实力最强的，没有几十万两银子不能算富。山西商人之所以成功，在于他们有一套良好的商业生态体系。通常一个大股东，其余的是合伙人也就是伙计，股东和伙计同心协力，虽然不用发誓“我会负责到底”，却没有坑骗跑路的事情。有人借了别人钱出去经商，在半路上死了，过了几十年债主早已不追究了，但借钱人的孙子知道祖父欠钱，拼命工作也要把债还上。因此老板们都愿意请这样讲信用的人当伙计替自己掌管产业，赚了钱也不是股东独吞，而是分给伙计们。所以在山西，富人不会突然败家，而穷人却可能很快发达，都是因为这种好的商业生态。
山西晋商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中国商帮之一
淳朴直爽的河南人:
河南（中州）的民风淳朴直爽，虽然说话比较硬，但是讲义气，讲道理。偶尔说谎被别人点破，马上脸红出汗不敢再辩解。王士性还特别提到，当时的河南有两种风俗，一种叫告助，就是遇到拖欠税款或债务实在还不起了，在朋友圈里发公告，请各位亲朋好友每人捐助个几十文、一百文钱，帮忙救急。一种叫吃会，每一个会有十几个朋友，定期聚餐，并且每人把手头余钱交给会长存起来，谁家遇到丧葬等事无力承担，则由组织者拿积累的钱来解决，免得去借高利贷。是不是很像后来的众筹和P2P？
引领时尚的苏州人：
苏州人非常聪明，尤其善于模仿古物，临摹的书画，仿造的古董，都让人难以分辨真假。又特别善于引导全国的时尚潮流，苏州人觉得什么雅，全国人民都觉得雅，苏州人觉得什么俗，全国人民就都觉得俗。比如桌椅大床这些家具，自从苏州流行用紫檀黄花梨做的明式家具之后，全国各地都迷上了这种极简主义风格，连乡下土财都鄙视繁琐雕刻。甚至苏州的能工巧匠们随便弄个小竹子、小石头做成文玩、盆景之类，一个卖几千文钱，全国人民马上疯抢，就跟不要钱似的。
苏州拙政园始建于明代
好打官司的徽州人：
徽州人平素勤俭节约，但好争胜负，喜欢打官司。遇上纠纷，不惜倾家荡产也要到官府分一个是非高下，哪怕最后结果是双方各打几十大板，我挨了四十九板，你挨五十大板，那也算是我胜了。那些在外面的徽州商人，遇到家乡有官司，也是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大家齐心协力，报团取暖。
徽州牌坊
有忧患意识的江西人：
江西地少人多，生存压力大，因此当地居民都很有忧患意识，很多人凭借一技之长外出谋生，留在本地的也是勤劳简朴，又善于理财规划，量入为出，一家有几口人，一年要吃多少粮食，交多少租税，早早都有安排，绝不会干“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事情。因此大荒之年江西也很少有饥民。
江西人也很注重门第观念，农村的里长（相当于现在的村民组长）是从明朝建国时候延续下来的，都是沿用祖宗的名字。里长通常没有什么好处，还要承担不少义务，但江西人对此非常看重，即使家里再穷，只要有男丁，也要去当这个村民组长，否则就会被别人耻笑。
江西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名字多。一般人在家都称呼乳名，比如乾一、坤二、离三、震四之类，甚至签合同、打官司，也常常不用大名而用小名，所以地方官特别怕遇上江西人的官司，文书上面一会是大名一会是小名，顾此失彼，完全搞不清。
江西抚州流坑古村
多重性格的浙江人：
王士性是浙江台州临海人，对于自己的家乡，他分得格外精细。他说，以钱塘江为界，可以把浙江分成两大块，江北属于浙西，包括杭州、嘉兴、湖州、严州（建德）；钱塘江以南是浙东，浙西经济繁荣，富豪多，崇尚风雅，喜欢消费，浙东没有什么大富之家，居民性格俭朴，民风淳朴。浙东又可细分为三小块：宁波、绍兴一带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多，有人考中当官，其余考不上的读书人也跟着抱大腿，到官府帮忙当参谋、帮人写文章、打官司，所以绍兴师爷名扬天下。金华、衢州的人勇武刚健，性格强硬，很多地方的低级武官都出自这些地方，因为他们能镇得住场子。至于台州、温州的人，处于群山大海之间，种田捕鱼，自给自足，连做生意的都很少离开家乡，他们看待浙西地区简直就是像另一个国家。
王士性认为：浙江各地居民的性格差异很大，跟地形有关，杭州、嘉庆、湖州是平原水乡，居民是“泽国之民”，金华、衢州、严州（建德）、处州（丽水）是丘陵地带，居民是“山谷之民”，宁波、绍兴、台州、温州靠近大海，居民是“海滨之民”。“泽国之民”因为河道便利，所以物流发达，经济繁荣，百姓容易致富，崇尚奢侈，；“山谷之民”因为身处山区，所以性格刚烈，经常因琐事争执乃至犯法，习俗俭朴，心气也高，不太把那些官员富人放在眼里。“海滨之民”靠出海打渔为生，在风口浪尖上谋生。因为可以打渔，所以不会太穷；因为贸易不发达，所以不会太富。因为贫富差距小，所以百姓与官府之间相处融洽，习俗不奢不俭，总之，比较中庸。
需要强调的是，明朝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与今天有巨大差异，“地图炮”老王的一些论断未必适用于当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