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的路径选择
陈玉荣
在全球的任何角落，市场中的商品，“中国制造”无所不在。大型核电设施迈出国门、中国造“动车组”欧洲开跑、国产大飞机C919组装下线……近日来，国人被“中国制造”的捷报连连刷屏。“中国制造”开始在国际制造业市场刮起一阵“高大上”的“中国风”。全世界都在惊呼：注意中国的崛起。同时，外资的进入中国，年以倍增，仅次于美国，高居第二；中国的钢铁产量，超过美、日的总和；世界的能源因中国的需要供不应求。国际上的所有经济专家、学者、媒体，最热门的课题，就是中国的经济，共同一致的结论：中国正在成为前所未有的世界生产中心，以生产驰名的德、日，不久均将瞠乎其后。
事实上，德国已经在中国建立了汽车、电子、药品基地；最技术保密的日本已经将研究开发的基地迅速迁往中国。当然，最近的投资潮中，美国资本进入最快。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引力。中国的所以如此，关键是两个全面：人才的全面和生产能力的全面。就人才而言，不论是脑力、体力的劳动或技术人才，中国都应有尽有，而且素质远远高于其他地方，工资却远低于同等质量的其他各地，这是世界任何国家所不可匹敌的；就生产能力而言，中国过去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建立了一个全面的生产能力，农轻重国防科技的每个领域都建立起来，采用土洋结合、大小并重、先进同落后互补的方式，什么都可以自己动手制造，这更是举世无双的。人才和生产能力的全面就构成了建立现代大生产基地的最佳条件。现代化的生产，已经不再是一个产品或一个领域的作业，而是跨单位、垮工种、跨行业，结合的高度组织化的综合生产。一个大型生产基地的建立，所需要的人才和相关工业涵盖面极广。中国就具备了独一无二的优势。也就是说，中国的优势，来自于过去基础的扎实，因此不只是像其他发展中国家只能提供廉价劳工的加工工厂，也不只是日本生产的程式化和局限性，而是高中低级技术、制造加工开发、上中下游的全面铺开，提供了成本效率远超于他处的最好生产环境，加上十多亿人口的庞大市场有待开发，投资者蜂涌而入，成就了中国的新世纪世界生产中心地位。
但是，在全球看好中国之际，唯独中国人自己并不如此乐观，所谓“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经济上升是整个社会的唯一亮点，国家、社会的内部，矛盾重重，暗流汹涌。即使最发达的经济，也是问题良多：金融、农村、贫富分化、就业等问题还在继续恶化。中国人民的缺乏自信，集中表现为：中国人自上到下的眼睛，都不是自己了望，而是跟随美国动静旋转。为什么同样一个中国，会让人得出截然相对的两种展望？ 分析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者都看得出问题所在：对国家而言，这是一个方向、动力、资金、市场、技术全部是外部为主，没有自我主动性的无头经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所谓的亚洲新兴资本国家模式的放大版：建筑在依附国际资本之下，靠国际企业、资本、技术和国外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的大循环来带动本地的小循环。为了维持这个经济运作，生产利润的绝大部分是让外资获取，同时又要维持同其他生产地区竞争资本的优势，国内的工资收入被变相贬低。利润外流、工资偏低，自己的生产成果大部不能回归自己，加以生产的出路主要在美国，外汇赢余挺美元：不能变为本国投资，替美国抬经济轿子。就经济效益而言，这个经济形态，是以本国的利益，来交换外国资本的提携，暂时的捷径，长久的负担。资金、市场的两头在外，使本国经济没有自我调控发展的动力：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的疲软，生产立即过剩；资金的涌入，造成经济过热和投机；资金的跑出，促发金融危机。一朝经济危机的严重化，国家就要吃大亏。另外，地利、人和的提供他人的下一步，就是让外资占据本国市场的最上游，这就是新一轮外资的焦点。
更为严重的，还是此一经济形态所造成的国不成国：民族久居人下，眼光向外，失去了雄心、远见和大志；国家的政策导向不在国内，而在国外，官员的重洋轻己已经成为思维方式；国际上空有大国之名，没有任何影响力、发言权，也没有朋友、盟友；国内政治、文化不见振兴愈见衰败；科学、技术没有创建、发明，抄袭、仿制、效颦成风；社会被压缩、分化，人心不满、戾气冲天。
首先，中国工业发展受到“双端挤压”。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长期增长有重要驱动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工业经过长期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如今，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工业大国，中国的制造业更是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随着快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以更为低廉的成本优势加入竞争，我国部分以代工为主的生产企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这也正是东南沿海部分加工制造企业倒闭，引发中国制造业“倒闭潮”猜测的原因。与此同时，很多发达国家正在反思“制造业空心化”问题，积极推进新的制造业发展战略，美国推出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则推出了“工业4.0”计划等。辽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与WTO研究所副所长姜瑞春认为，凭借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以及强有力的金融和资本市场支持，制造业重回美国等发达国家，势必对当前形成的世界制造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因素都对中国制造业形成高压态势。因此，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着这样一种‘双端挤压’的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表示，这种“双端挤压”格局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所必须面对的，也是我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型的动力。他认为，我国应该做好在这种“双端挤压”中竞争的长期准备。
二是“智能制造”是工业转型核心。“如果按照德国工业4.0的标准来划分，我国的主体还在工业2.0的阶段，我们正在补2.0的课，普及3.0，同时正在朝着4.0发展。而国外大部分都发展到了3.0的阶段，也就是说我们还差一个阶段。”黄群慧认为，我国处于工业化后期，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过程实质就是推进工业现代化的过程，我国工业强国战略的核心任务就是推进我国的工业现代化进程。黄群慧认为，在工业化后期阶段同样重视制造业，不再是重视“大”和“量”，而是重视“质”和“强”。姜瑞春认为，依靠大量消耗物质资源的传统方式已难以为继，只有转变工业发展方式，方能适应新一阶段经济发展的需要。2015年以来，国务院先后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顶层设计文件，这为我国传统工业转型升级、寻求新的动能做好了铺垫。无论是媒体分析还是专家解读，“智能制造”都被认为是未来工业转型的核心。黄群慧认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方向是制造业信息化，具体来说就是数字化和智能化方向。他表示，智能制造的发展方向不仅仅意味着智能化程度的提升，还应该更符合消费者的需求。过去制造业都是大批量、低成本的，未来智能制造可以协调解决消费者低成本、高质量、个性化的需求。
三是机器人为“智能制造”添动力。刚刚在北京闭幕的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受到多方关注。在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陈甬军看来，随着当前劳动力成本的急剧上升以及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推动，加上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机器人吸引了更多的关注。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主席阿图罗·巴荣塞利表示，近年来，工业机器人发展强劲。2014年工业机器人的数量达到了23万个，预计2015年增量为15%，接下来工业机器人还会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在所有的行业中，汽车是工业机器人使用最广泛的行业，其次是电子、金属等行业。
人类社会的进步给机器人研究提出了新要求，而机器人的研究与发展也不断以新技术回应新挑战。实际上，对于中国制造这张“名片”来说，机器人早已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
机器人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天然认为，中国社会发展需要机器人，机器人是我国制造业转型与升级之需，是技术进步之需。目前，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迅速发展，已基本掌握工业机器人设计技术并积累了工业机器人应用经验，工业机器人产业也在发展之中，先驱企业已经走上自主发展之路，服务机器人产业也在孕育中。
不过，王天然也提到，制造业向智能制造发展已经是共识，智能制造向现有机器人提出了新要求。当前，由于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用户的个性化制造要求越来越强烈，这给机器人的研究与发展提出了新挑战。
这就需要我们从英、美、法、德和前苏联等国家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常言道：“以史为鉴，可以见兴替”。第一，历史上的一流大国面世的主要特征就是有开创性的突破； 远且不言，仅就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下的历代大国而言，从英国开始、到法国、德国、美国的兴替，每个国家在其上升期间，都是有开创一方面的大突破：英国的工业革命、古典力学、进化论；法国的人文、民主政治、军事、数学；德国的哲学、组织化生产、现代物理学；美国的技术发明、泰勒模式、电子应用、电脑发明、网络开创，这都是具有改变世界的突破成就，另外，走社会主义的苏联，其崛起之际，在数、理、化、人文的各个方面，都列于世界一流，后来发展出的太空突破，更是改变了世界发展的空前成就。 第二，欠缺发明创造的能力是不可能成为一流大国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企图赶超美、欧失败是反面的范例。当时日本的经济上升狂飙，同今天的中国类似，被目为生产王国。更有甚者，中国今天的人均国民所得，不过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而当时日本在国民所得已经超过美国，确实有后来居上之势。日本经济最盛时，一家银行的资产，相当于欧美前二十名银行的总和，日元是强势货币。西方将日本称为“日本公司”（这个名词在苏联上升时用过，称为苏联公司，今天的中国也被称为中国公司）。日本的政府为了在世界抢占鳌头，定出了一个二十年计划的宏大计划，即所谓的“第五代电脑”计划，以超级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作为战略攻关。其发展的方式，却是仿照发展汽车工业的模式，由国家、大公司和学校组织精英队伍研究开发，开发成功的结果再由参加的公司各自竞争生产。对精英的要求高之又高，甚至连年龄都限制在35岁以下。但是，日本的计划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却使得日本身价大贬，至今无法抬头。日本的失败的要害是没有走自我创新，发明创造能力的道路。电脑的革命始于美国，电脑人工智能也是美国国防和大学的产物，被吹得神乎其神，其实此路不通。日本国家欠缺自我创新的本领，拾美国的唾余当作国家发展的目标，不过显示本身志向之小。其采取的又是自上而下的精英开发方式，不是全民的发动，将国家的资源孤注一掷，连转还的余地都没有，一陷就是十几二十年，最后自己宣布整个第五代电脑计划失败，变成一个历史笑话，而在同时，电脑已经发展到所谓的第七、八代（不同的划分）的所谓信息时代了！而日本在此一计划下的成果，只不过是在智能机器手生产的暂时领先，但连这些所谓“智能”的理论，也还不是自己的发明，而是取法西方学说理论，诸如模糊逻辑之类，十分浅显。
正反两面的例子，清楚说明：一个世界大国的产生，是不可能靠夤缘攀附他人所可达到的，只有自己开创大局面一途，做不到此点，大国就是泡影。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人口有世界五分之一，其发展的规模就更是要空前巨大，必须是要开辟出一个广阔无比的新天地。一当新的天地被打开，其规模之大，也不是今天的人们所可以想象的，那时就完全是另一个境界，同今天不是一个级别了。 新天地如何开辟？只有发展本民族的开拓力、创造力，找到自己国家民族的方向和出路。问题是，中国能过这一关吗？ 一个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国家，必备的条件是：志向要高，眼界要宽、信心要足，胆魄要大，基础要厚，脚步要实，手脑要活，环境要好。如果用这些标准来衡量中国，今天中国的发展趋势，除了手脑的灵活的长处在发挥之外，其他的每个方面都在往负面走：只求安稳的志气；只求近利的短视；落后挨打的自渎；自我晦避的处世术；弄虚作假成风；系统观念的欠缺等，都是发明创造的阻碍。中国的所以如此，是以大师小，一个大国却采取了小国依附经济发展模式，身大头小，必须及时走自我创造的道路。
但是，笔者认为只要我们恒心，中国是有能力过关的。首先，中华民族具有引以自豪的发明创造传统。在历史上，中华帝国的建立和发展，达到中外封建社会的最高峰，这个体制本身就是人类社会体制的大发明，是人类文明的创举。中国的长城，是在太空中所看到的唯一地球上的建筑，其工程设计、使用材料和规模宏伟至今令人叹为观止，称之为世界第一建筑确乎当之无愧；火药的发明和应用、数学上的使用代数、水利工程、拱形桥梁、船舰设计、等等科技的开拓，都是在世界领先数百年；中医、中药的学理和应用，是人类历史上起步最早的科学。不只是工程、科技，旧中国的文明就是中华民族发明创造的结晶，政治、思想、文化上我们先人开拓出的天地之大，只要从今天亚洲各国文化中的中国色彩的浓郁就可见其巨。古代中国也许时间久远，但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又一次表现出其开创性。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中国不仅起死回生，而且完全立足于自力更生下，靠自己的方式，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基础深厚全面发展的国家，这也是不能用常理所想象的，被世界公认为一个奇迹。仅靠勤奋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了不起的创新意志和能力。新中国的建国历史，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发明创新史，条件如此之差，要在极短期内打下一个农、工、国防、科技全面的、深厚的基础，按常规方式进行根本是不可能的，必须另辟蹊径，只有全面发动群众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才可能在每个方面都攻克难关。中国做到了，人们熟知的两弹一星的成就就是中国人走自己道路发明创新的范例。其实，在那个时代，中国 “革命”不断，也就是创新不断。其次，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力并没有消失。过去的日本被称为仿制王国，今天的中国被称为盗版王国。两者的一个明显不同是，日本是花大钱买版权，先一模一样的复制，然后再小步小步革新；中国则是以假乱真，并不需要花钱买原本的工序，根据外表，就可以想法变通，做出看似一样的产品，当然仿造后也不会继续改进。在这里，充分显示了两个民族的特点。中国人有足够的聪明灵活创新，只是局面太小，投机取巧。这种取巧的能力，如果不用在仿制，用在自己发明创造上，那就完全是不同层次。再者，“中国制造”的优点，本来也就是“中国创造”的优点，所差的只是风气和环境。中国的人才济济。每年培养的科学家、工程师的数量已经居于世界第一，可惜没有发明创造的环境，大材小用，十分可惜。 另外，中国今天，从农村到城市，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本身就有寻求突破的强烈要求。从单项发明到系统、结构创新，从工程、科技到政经文化，都亟待突破，这些都是我们创新的动力。何况，全球科技的进步又提供了广阔无比的发明空间，旧领域的突破，新领域的创建，都是呼之欲出，正是国人一显身手的大好时机。一念之差，只要将发明创造提到日程表的第一位来，一个新天地就会在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手下打开。因此，让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仿制王国到发明王国。让我们共襄盛举，推动一个全面发明创新的历史高潮。
另一方面，“十三五”规划中的“中国制造2025”越来越热。从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部署，到工信部近日的规划预热，再到媒体上的高频出现，以及资本市场的热捧，人们对中国制造的关注日益升温。以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主线，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 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10大领域，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提高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推进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以上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表述，加上“三步走”的实施步骤，“中国制造2025”，可视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顶层设计与路径选择。产业转型升级，尤其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并不是一个新的提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以珠三角代工企业集群遭遇的外贸生存危机为起点，如何提高中国制造的附加值，摆脱处于“微笑曲线”低谷的命运，一直是中国制造思索与探寻的命题。但此后的两三年，中国制造的转型危机被高投资带来的经济繁荣所掩盖，中国制造升级的路径与长期目标也未成型。危机终究是掩盖不过去，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淘汰落后产能、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金融危机初期的转型之急，是解决产品附加值低、品牌缺乏的问题，平衡外需与内需的关系。而当下的转型升级，已不再是简单的内外需求市场难题，而是国内生产要素环境的剧变与国外竞争格局的叠加所迫，比如国内人力成本等攀升使得“洼地”优势不再明显，美德日等传统制造业强国从危机中走出来重新强化其制造业地位。
在此条件下，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目标与路径尤为重要，我们固然有各种劣势，但“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可能是中国经济第二次腾飞的良机：一方面，中国具备制造业的良好基础，即便整体基础处于中低端，但齐全的工业门类，庞大的研发队伍，都是质变的条件；另一方面，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发展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互联网思维”已经深入到各行各业，“中国制造2025”与“互联网+”两大战略叠加，更具想象空间。但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表明，政府推动的产业发展规划与实施步骤往往是双刃剑，既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点，也有办过头造成产能过剩之虞。“中国制造2025”给出的升级转型路径已经突破了传统制造业的范畴，需要新的转型思维。
其一，需要调节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避免形成新的产能过剩，避免再走全国一拥而上发展重点产业的老路。时间倒退5年，2010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发布，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 料、新能源汽车等七大领域被列为重点发展对象。“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发展领域与5年前差不多。5年前的规划使得上述产业前进到了何种高度，并没有权 威的评估，但规划冲动与资本冲动造成的后果是有目共睹的。2009年后，以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产能迅速扩张，地方政府争上各种战略新兴产业项目，各种产业园趁势而起，部分企业甚至借机圈地。政策对资本的引领作用往往超出企业对市场的理性判断，光伏、风电此后陷入产能严重过剩窘况，同时面临西方反倾销。由于“中国制造2025”的正式规划文本尚未出台，地方政府的相关动作还没有摆上台面，但不能不警惕地方政府紧抱政策大腿的规划惯性。上一轮四万亿投资砸出来的过剩产能尚在消化中，这种消化并非简单的做减法，消化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可能超出其本身的价值。
其二，大力推动国企与民企的合作发展，既发挥国企的资金、技术优势，又为中小企业的创造性提供机会。公开信息显示，部分国企已经在积极响应“中国制造2025”，如已有企业负责人表态在为智能制造做准备。对于处于转型中的中小企业来说，要参与进来并不 容易，转型本身就会带来痛苦，而新的转型瞄准的是所谓“工业4.0”，这对于刚刚进入“工业3.0”的大多数中国制造企业来说，无疑是艰难的。更为现实的 问题在于，谁来为跨越式转型埋单？通俗的说，转型需要资本，资本是各种要素的粘合剂，没有资本，转型所需要的技术、人才都无从谈起。钱从哪里来？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或许能激发更多的民间资本参与到产业转型中来，形成全社会参与、分担、共享的升级转型大舞台。但对于多数企业来说，资金问题的解决还得依靠政府与金融机构，政策向来是资本的向导，相伴随的还有财税、金融政策的倾斜。
其三，中国企业需要更加关心知识产权，不仅是单项技术，应该更积极布局集成知识产权。“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需要将购买的重点从重资产转向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轻资产转移。
“中国制造2025”提出重点发展的十大领域，其中信息技术与机器人代表着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的大趋势，这也是德国“工业4.0”的核心所在。现有的概 念与理论都表明未来的智能制造是一个融合的产业，更是智慧的集合，没有知识产权，中国制造可能还会沦为西方制造的工厂。目前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经处于全球首位，但依然面临转化率低的窘境，一方面是部分专利落地难，产学研协调欠佳，另一方面，中国在专利布局方面已经落后于美国、欧洲、日本，单个的专利无法突破西方的专利“包围圈”，这造成中国手机制造企业集体为高通打工的现象。
其四，“中国制造2025”很美，但再美也不是中国经济的全部，甚至不是中国制造的全部。中国工业囊括了全球所有的工业门类，这非推行“工业4.0”的德国所能比，但正是这些一个不漏的门类，从所谓的1.0至3.0均有分布，因此，我们难以指望整个中国制造业全部一蹴而就靓丽升级。无论智能制造未来会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和经济，摆在面前的一个紧迫问题仍是“稳增长和保就业”。在考虑中国制造进入第一阵营的同时，还得处理好化解过剩产能与“稳增长”的现实矛盾。所以，考虑“中国制造2025”时，还要理性，切忌重走“一哄而上”的老路。
注：本文作者陈玉荣，祖籍陕西省蒲城，经济学硕士、MBA工商管理硕士、消费心理学博士，2004年被北京市组织部评为优秀人才称号，获得2万元的人才奖励基金。曾在国家研究机构从事过研究工作，在报社从事过编辑记者工作，在某著名企业集团担任过总裁助理兼企划部长工作，在某投资公司担任策划总监工作等，主要专著有《秋凉犹热：西方经济透视》、《创新赢得市场：珍贝成功之道》、《转型中国的路径抉择》、《不断进化的经营：全聚德集团多品牌战略营销》、《中国梦的伟大构想》以及正在与董英豪先生合著的中国廉政管理系列丛书6本中的前四本：《现代化的关键跨越：贫富差距与犯罪率实证研究》、《微时代的危机公关》、《集聚正能量：反腐、惩腐、防腐三步走》等6本中国廉政管理丛书的主笔，并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文章300多篇。现任商务部国际经济与政府合作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信息报《城乡视野》副主编、国度投资控股集团产业整合网媒体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