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历史，明心见性。在财经的历史与现实之间，有许多似曾相识的故事，也有许多穿越时空的细节，把这些旧闻与新闻揉成一道小点心，不只求趣味，亦求回味，是为檀财史。—— 四海夕阳
文/四海夕阳
当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流传的诀窍。直到今天，在各大机场书店，《胡雪岩传》的销量依然超过所有其他近代企业家传记的总和。
然而，用现代的眼光看胡雪岩，他的商道，不过是两个字：寻租。也就是官商合谋，用垄断专营的权力发财。胡雪岩的发迹，得益于他在朝廷的靠山，他为左宗棠筹措钱粮，同时利用过手的官银，创办私人钱庄。然后，又独揽左宗棠的代购军火生意，并为左宗棠入疆作战举借外债，个人也从中获利。最终，成也靠山，败也靠山，红顶商人胡雪岩成为官场斗争的牺牲品。
红顶商人胡雪岩
靠寻租起家的当然不只是胡雪岩，电视里大红大紫、花开月正圆的大女主周莹，她的商业帝国的根子也是寻租。历史上，周莹的公公吴蔚文当过知县、候补道台（厅级干部）、议叙布政使（省级干部）， 又是著名盐商，承办江苏、安徽、江西等省盐业专卖，这是吴家产业的根基。一旦政府收回这种垄断专营的权力，首富很快便消失了。
女首富周莹
甚至，到了21世纪，有些互联网巨头，也还是逃不脱这两个字。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样的兴衰故事，似乎成为历史的常态。
当围观群众感慨“每一个谁谁谁，心里都住着一个胡雪岩”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100年多前，有一个上海男人，已经将目光投向远方，选择一条新路，去管理企业、经略商海。
“西天取经”的大叔，认识了“科学管理之父”
1909年，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任皇帝溥仪刚刚登基，此时留学已经成为一时风气。不过在一帮意气风发的留学少年之中，夹着一位34岁的大叔，感觉还是挺违和的。这位大叔是上海人，叫穆藕初，没上过新式中学，纯属自费留学，偏偏口气还牛的很。他告诉各位同学，你们虽然才高但是毕竟没有经历世故，回国之后要锻炼几年才能立足，只有我这种长者，人生经验丰富，一旦学成，就可以投身社会，创办事业。估计不少年青同学心中暗笑，大叔你这岁数出去镀金，能不能毕业都成问题，还创啥子事业？
留学生穆藕初大叔
没想到，穆藕初虽然底子不厚，却勤奋好学，留学五年，从旁听生起步，先后拿到农学学士和硕士学位，掌握了当时十分紧俏的棉花种植和棉纺技术。更重要的事，他对管理很感兴趣，而此时，管理学刚刚成为一门科学。穆藕初有幸认识到了管理学教科书的开篇人物：“科学管理之父”泰罗。
1911年，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正式出版，第一次把管理上升到了科学的高度。穆藕初在美国看到这本书时，立刻发现了它的重要性，称此书是“空前的创作”。随即，迷弟穆藕初大胆提笔给心中的偶像写信。居然，这样一位东方的无名晚辈，竟真就与管理学开山祖师有了书信往来！
奇迹还不止如此。1914年，穆藕初在回国前，应泰罗的邀请专程与其会晤，“参观在费城之实施科学管理法之各工厂”，与泰罗及其弟子“反复讨论，获益甚多”。与泰罗的这次会晤，不光是穆藕初留学生涯中的最大亮点，也是中国管理学的零公里起点。
临行前，穆藕初写信向泰罗申请把《科学管理原理》翻译成中文，“该书的翻译，将被4万万渴望发展本国工业的中国人民永远铭记。”
1916年，穆藕初完成了《科学管理原理》的翻译和出版，当时的译名为《工厂适用学理管理法》。而在美国之外，欧洲国家在一战后，才惊诧于美国工厂生产的高效，开始真正学习“泰罗制”。已经比穆藕初晚了好几年。
穆藕初翻译泰罗的名著《科学管理原理》，当时的译名为《工厂适用学理管理法》
这意味着：因为穆藕初的努力，“科学管理”在中国的引进，甚至比欧洲还要早！在当时，可能还没有哪一门社会科学，中国人是如此接近世界前沿。
走一条传统之外的新路
把管理学介绍到中国，已经是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成就。不过，穆藕初却并不满足，回国之后，他主要做了三件事情。
一是自己开工厂，把科学管理从理论变成实践。管理的意义在于实践，回国之后，穆藕初联合家人和其他股东，一连开了好几家棉纺厂，他的工厂，运用泰罗制原理并且结合国情，进行科学管理，成为当时国内效率最高的棉纺厂。短短六七年时间，就达到了500万两银子的资本、10万纱锭的规模。同时，穆藕初从源头抓起，在各地举办植棉农场，推广棉花种植技术和优良品种，并发起组织了华商纱布交易所，以抵制日本对棉价的操控。有美国人这样评价穆藕初的扩张速度：“任何一个美国企业大王能够超出这个纪录，都是值得怀疑的。”他是无可置疑的中国“棉纱大王”。
上海延安西路的华商纱布交易所
二是推广职业教育，解决学生“毕业即失业”问题。民国初年，教育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中学生普遍面临“毕业即失业”，针对这个问题，1917年5月，黄炎培和穆藕初联合诸多教育界、实业界著名人士，共同发起组建了中国近代第一个职业教育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成立宣言里，大家一致公认，当今中国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生计问题，而要解决生计问题，只有靠教育。而中国现在的教育，不仅不能帮助谋生，反而是谋生的障碍。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目的，就是沟通教育与职业，推广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力求做到“学校无不用之成才，社会无不学之执业，国无不教之民，民无不乐之生。”随后，职教社又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所全日制职业中学：中华职业学校，穆藕初担任校董会主席。
三是创办中国第一所商学院，为商界和国家培养领袖人物。穆藕初对教育的期待，不光是推广职业教育，培养合格工人，他也关注高等教育，为商界和国家培养领袖人物。1920年，教育部决定在南京高等师范的基础上创建一所大学，定名为国立东南大学，郭秉文、张謇、黄炎培、穆藕初等人担任东南大学发起人和校董。当时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和远东金融中心，为了方便商科教学和实习，在筹建国立东南大学时，筹委会就提出：将南京高师的商科扩充改组为商科大学，并且搬迁到上海。1921年东南大学附设的上海商科大学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商学院，穆藕初是上海商科大学委员会的创始委员之一。这所学校后来经历过多次改名和重组，演变成今天的上海财经大学。
1922年，中国代表团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左一为穆藕初
得益于留学的穆藕初，也乐于资助年轻学子留学。1920年，他的纱厂刚刚盈利，便向北京大学捐银5万两，资助优秀学生留学，条件只有一个：学成后报效祖国。10多年后，这些受资助的学子又发起设立了“穆藕初奖学金”，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是第一批获得穆藕初奖学金的学生。直到今天，杨振宁对获奖的情形还记忆犹新：“我记得我在三年级的时候忽然收到学校的一个通知，说我得到了穆藕初奖学金，我想在座恐怕很少人都听说过穆藕初的名字，他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大企业家，当时西南联大得到穆藕初奖学金的人都非常之感谢他，可是以当时的交通情形，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穆藕初这个人，事实上连穆藕初的照片都从来没有看见过。”
穆藕初不仅喜欢最新的科学，也醉心古老的国学。20世纪初，中国古老的戏曲昆曲面临消亡的境地。1921年，穆藕初和朋友发起成立了“昆曲保存社”和昆曲传习所，以保存昆曲为己任，不惜巨资为昆曲留声、传人、存谱。在他看来“凡文化盛者，其人种必强。”保存昆曲这样的文化遗产，实际是在保存我们的国运。
苏州昆曲传习所旧址
《剑桥中华民国史》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出现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在他们那里，“增长的观念已经取代了独占的传统”。他们“醉心于工业增长、自由经营和合理化经济”；“兴趣和活动完全是面向现代部门的”，热衷于传播经济情报、鼓励新技术、发展职业教育以及与政府进行交涉等活动；他们也认识到“自己与工人阶级是互相依赖的”，要改善工人状况和提高工资。总之，这些商人发现了一条传统之外的新路，而穆藕初，则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新式资本家”的苦恼
按照穆藕初的想法，他理想中的企业家是新式资本家，他们投资目的有两个，一是做生意，赚取适当利润，二是讲情怀，促进社会公益。
然而，这条新路并不好走。
有时候，明明你是认真做生意，股东认为你是只讲情怀。比如穆藕初所管理的厚生纱厂开工后，生产效率很高，而且畅销全国。穆藕初为了推动科学管理的普及和民族产业发展，对同行无偿开放参观工厂。一时之间，中国人想办新纱厂的，都从参观厚生厂入手，而且派员入厂实习，厚生纱厂“无形中成为在华美国纺织机器之成绩展览会及实习工厂”。这样一来，其他股东不高兴了，老穆你好不容易从美国搞来的科学管理方法，世界领先、国内独家，应该当做独门秘笈，严格保密。你倒好，居然对同行开放参观，拿我们股东的利益讲情怀、做慈善。因此当国际行情变化，企业经营遇到暂时困难时，厚生纱厂股东意见不一，最终清盘散伙，而他的另一家纱厂因为受到军阀混战连累，被迫抵押给美国洋行。
穆藕初创办的上海厚生纱厂
有时候，明明你是认真讲情怀，社会上认为你不过是做生意。1920年，厚生纱厂要招募女工，招工负责人是湖南人，想给家乡增加就业机会，特意向穆藕初申请到长沙招女工。招工非常顺利，名额50人，应聘报名的长沙女工达100余人，不料舆论的批评却随之而来。有人说招工需要请人担保，是有损工人的人格；有人批评每月工资太低;国民党元老朱执信还说起风凉话：“振兴工业，还是做生意?几个人做生意赚钱，中国就不穷了么？”著名的《新青年》杂志也围绕这件事开展了专题讨论，《新青年》认为，这些长沙女子之所以不计工作劳苦，不惜背井离乡，实在是生活的高压所逼迫。而有一位当教师的女工家长，在亲自参观了厚生纱厂之后，却说穆藕初确有眼光，“不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背井离乡的女工，其实就和后来那些投奔大城市的青年一样，因为那里每天都有变化，有家乡给不了的机会。
陈独秀撰写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
最终，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商人穆藕初还是选择了从政，不过，他却不做那种半官半商跨界捞钱的事。
他当过商务部次长（副部长），其间起草了大量的现代工商法规，包括《工厂法》、《工会法》、《劳资争议处理法》等。
1938年，他出任行政院农产促进会主任，主管抗战大后方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武汉会战之后，穆藕初写了一篇《加强我们抗战必胜的信念》的文章中，从经济角度分析了日本的弱点，指出日本“速战速决”的可能已完全丧失，而且由于中国的抵抗，“得不到一个休息整理和经营消化的机会，眼看着丰富资源不能利用”。“中日战争的胜败的决定，完全是持久力的比赛。正好像长距离赛跑一样，在比赛的过程中，暂时先先后后，都不是最后的决定。谁的力量最长，谁最能持久，就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
为了改善后方棉布极缺的情况，穆藕初发明了“七七棉纺机”，意在国人勿忘“七七事变”国耻。由于“七七棉纺机”只需一人操作，而生产效率超过旧式手摇纺机几倍，试制成功以后，深受农民欢迎。
穆藕初创办的郑州豫丰纱厂
1941年初，穆藕初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总经理，主管国统区棉花纱布流通。他采取“以花换纱、以纱换布”的办法，挤出中间商，既解决了棉农的生活困难，又增加了市场的纱布供应量，促进了棉花生产和销售。
1943年，穆藕初因病去世，留下遗言：“我一生从事棉纺织事业，棉纱事业为我心之所归。我死之后只需为我穿土棉织之物，不需丝绸之物，不宜厚葬。”
1915年，也就是穆藕初离开美国的第二年，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写了一首著名的诗，名字叫做《未选择的路》。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穆藕初也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而这条路改变的，是许多人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