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八大以来，中共高层一直在讨论“两个百年”目标的问题，即中共成立一百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从这些年的发展趋势来看，在今后的几年里，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实现第一个百年的目标。第一个百年的目标早已经相当明确，具体体现在中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十三五）上，即实现全面小康社会。
更具体地说，就是要在十三五结束时，中国的人均国民所得从现在的9000美元左右提升到1万2000美元；只要实现年均6.5%的经济增长率，就能达到这个目标。同时，中国也正在进行一场全国性的精准扶贫运动，以控制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
一般认为，鉴于中共强大的动员能力，实现这些具体目标没有大的悬念。这意味着，十九大之后中共高层会把重点放在实现第二个百年的目标。尽管这个目标仍然需要细化，但大方向已经有了，反映在“中国梦”“中华民族复兴”等概念中。
内部的发展目标对中国外交也必然发生重大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帮助了中国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无疑，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的目标，中国仍然需要有利的国际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到今天，中国的外交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和其他几个大国相比，中国的成就更是显然。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都在不同程度上挑起和卷入国际纷争甚至战争。但中国外交，用中国自己的话来说，则是“一心一意”谋求内部的发展和外部的和平崛起。
这一外交“教义”促使中国能够抓住“国际机遇”。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即从早期的“抓住机遇”到“创造机遇”。
在前面的数十年里，中国有效地抓住了有利的“国际机遇”。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作了一个伟大的判断，即认为国际大环境是和平的。在这一判断之下，中国才开始了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也定义了中国外交所应当有的方法，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在90年代，中国进而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战略，一方面加入国际体系，与世界“接轨”，另一方面要在现存国际体系内部“和平崛起”。这些政策无疑有助于中国“抓住机遇”，而中国也的确抓住了当时的机遇。中国加入了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所有重要国际组织，抓住了自80年代开始、90年代加速的全球化进程。
尽管全球化也给中国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例如收入差异的扩大和社会的分化，但中国总体上也借着这一波的全球化，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过去的实践表明，如果对国际形势没有正确的判断，就很难制定正确的政策，抓住发展机遇。
探索出本身的发展道路
经过这几十年的努力，现在中国已经有了足够的能力来为自己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为自己创造有利于内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机遇。十八大以来，在总结前面的经验基础上，中共更已经探索出自己的一条道路，不管是针对大国、中等国家的还是小国。笔者把自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战略概括成为“两条腿、一个圈”。
第一条“腿”即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尽管最先是针对美国提出，但这一概念的应用不仅针对美国，也针对俄国和印度等其他大国。习近平本身多次强调，中国要避免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和新崛起大国之间所发生的争霸战争。中国既不想和“守成”的美国发生冲突，也不想和紧随自己的新兴大国印度发生冲突。
因此，无论对美国和印度，中国尽力保持克制，千方百计地寻求通过非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冲突。最近中印洞朗对峙局面，在长达两个多月的对峙期间，用战争解决问题的声音在两个国家都很高涨，引发了第二次中印战争的疑虑。不过，两国以和平方式结束了洞朗对峙局面。就中国来说，这可以说是成功地把“新型大国关系”引用到印度的一个成功案例。
第二条“腿”即是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尽管“一带一路”涵盖发展中和发达国家，但其主要对象是发展中国家。沿边国家大都是发展中国家，有不少甚至是贫困国家。
一方面，中国要通过“一带一路”实现“走出去”的目标，服务于国内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借此尽到大国的责任，为这些国家提供区域的和国家“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用中国自己的话说，就是容许发展中国家搭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这是一种包容式、开放式和参与式的区域和国际发展模式。
“一带一路”已经有很多国家加入。即使是从前持怀疑甚至是反对态度的美国和日本，也在改变它们的态度。这两个国家都派代表参加了今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峰会。
“一个圈”即中国的周边外交。周边外交可说是中国外交的核心，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地缘政治位置决定的。中国周边数十个国家，如果搞不好周边外交，中国崛起的难度可想而知。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早些年提出的“睦邻”“安邻”和“富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这些年来，尽管中国和一些邻居国家就南中国海问题面临紧张的关系，中国坚守自己的核心国家利益，但中国从来没有动用过西方惯用的“经济制裁”等手段；相反，尽管中国和有关国家政治和外交关系很冷，但经贸关系从未冷却。这也是这些国家之后能够快速改善和中国关系的基础。
在国际层面，今天的西方因为内部经济困难大搞民粹主义，导致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使得现存国际经济体系岌岌可危。但中国领导层则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是内部的民粹主义还是外部的经济民族主义，都不是解决内外部问题的有效方式，无论是反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都会雪上加霜。
全球化既势不可挡，也是创造财富的有效机制。中国领导人利用各种国际场合，无论是2016年的杭州G20峰会，还是2017年初的达沃斯论坛，或者今年5月北京的“一带一路”国际峰会，都相继释放出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强大信号。今天中国是少数几个大力推进全球化的国家。同时，中国也在努力探索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主要是财富分配不均和社会分化。例如，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让当地社会的大多数受惠。
中国也要实现战略崛起
尽管一些西方人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放弃了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的国际战略，但实际上，世界上从来没有像今天的中国那样“韬光养晦”的。从前的大国，在其快速崛起的过程中，无论是成功的英国和美国，还是失败的德国和日本，大都发展出如何扩张，甚至如何称霸世界的战略；但今天的中国努力探索的则是如何和平崛起，如何为世界的和平做贡献。
不过，人们也要意识到，迄今为止，中国崛起的不同方面是很不平衡的。总体上说，中国在经济贸易方面进展很稳健，但在战略方面仍然面临巨大挑战。从以前大国崛起的经验看，崛起包括经济上的崛起和战略上的崛起两个方面。
无论是大英帝国还是美国，它们是在这两方面同时崛起的。而前苏联的崛起主要表现在军事上，因此不可持续。日本的崛起只表现在经济上，而非战略上。日本因为是美国的同盟，战略上也不可崛起。这也表明，日本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能成为世界大国。
中国既要实现经济崛起，也要实现战略崛起。而后者则显然是中国的“短板”。不过，在战略崛起方面，中国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东海、南中国海和处理同印度的关系中。在东海的钓鱼岛问题上，中国并没有对日本的挑衅退让，现在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互动模式。
在南中国海，中国几经艰苦的努力，已经改变了从前被动回应的局面，转为主动掌控局面。尽管南中国海问题还没有解决，但现在中国已经处于主动地位，无论是美国还是东南亚相关国家都是对中国的“回应”。相信随着《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进展，各方可以找到更多稳定局势的机制和方法。
在与印度的边界问题上，中国在耐心和克制的前提下，也通过各种方式对印度施加压力，和平结束对峙。尽管未来和印度的关系并不容易，但如果中国能够继续把“新型大国关系”应用到和印度的关系，是可以找到一条有效途径的。
现在中国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即朝鲜半岛核危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已经面临着双重的国家安全威胁，即来自朝鲜的“核危机”和来自美韩的“萨德危机”。更为严峻的是，如果朝鲜成为核国家，中国的未来安全问题完全没有了保障。
今天，中国周边已经有了三个核国家，即印度、巴基斯坦和俄罗斯。如果朝鲜变成核国家，一下子可能增加三个，即朝鲜、日本和韩国。日本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的核国家，韩国发展核武器也不会有很大的困难了。更为糟糕的是，如果中国处理不好朝鲜问题，台湾也必然有野心来发展核武器。如果那样，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就会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
历史地看，一个国家的大国地位，从来不会从天上自动掉下来，而是要经过很多次大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很多次国际大考，通过了，并且考得也不错。但如果这次朝鲜问题，中国考不过，不仅很难成为大国，更难保障未来的国家安全。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说，朝鲜半岛的这次考试甚于1962年美国的古巴导弹危机。如果美国当年不是冒着和前苏联进行核战的风险，来果断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很难崛起成为日后的美国。
无论是南中国海问题、和印度的对峙，还是目前的朝鲜核危机，无疑都是对中国的考验。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些也是中国崛起的国际机遇。处理成功了，就崛起一大步。每一次危机，如果都能认真对待，在正确判断的基础上，果断行动，就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实现国家的真正崛起。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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