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指出，导致中日关系在1992年后逐步恶化，除了与苏联解体、中国崛起后自信心增强有关外，台湾在1990年代中期后日益走向独立也是关键因素之一。
台湾联合报报道，现年87岁的傅高义，以《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邓小平时代》等著作闻名于世，是知名的中国与日本研究学者。他5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以“中日关系与东亚的未来”为题发表演说。尽管是周日，但依然吸引满场的学生前来聆听他的演说。
傅高义说，他是社会学者，原本仅研究中国与日本的社会，并未研究中日关系。但他在中日两国都有朋友，都希望中日能维持良好的关系。如今他已经退休并步入暮年，觉得有责任尽可能去探究中日关系的问题，从而增进两国的相互瞭解。
傅高义指出，邓小平在1970年代一项重要事蹟，就是促成中日关系的改善，并藉此助推中国经济与工业的发展。他认为，邓小平了解当时的国际局势，也清楚日本可以对中国的工业化做出贡献。
如同美国前总统尼克森1972年之所以能够顺利访问中国，而未在国内引起太多批评，在于尼克森过去鲜明的反共形象，让他有足够的政治基础，不至于让外界认为他对中国太过软弱。邓小平从1937年到1945年实际参与了对日抗战，也让中国不会有人质疑他推动中日关系改善是在对日本示弱。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邓小平对日本展开正式友好访问，成为首位访问日本的中国国家领导人。访日期间，邓小平参观日本新日铁、松下电器、日产汽车等多家日本知名企业，同时乘坐新干线列车从东京前往京都，亲身体验了“现代化”。
傅高义形容，邓小平这次访问“太成功了”。除了透过此行助推中国工业化，例如访日之后，大陆决定从新日铁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建厂，成就了后来的宝山钢铁厂。
更重要的是，邓小平访问日本后，促成了整个80年代中日关系的友好。根据当时日本舆论的调查，有高达80%的日本民众正面看待中国以及中日关系。如今，持相同观点的日本民众大约只剩10%，中国的情况也差不多是如此。
傅高义说，邓小平还认为，要跟日本打好关系不能仅依靠经济往来，还要有文化基础。因此，1980年代中国引进不少日本的电视、电影。他记得，1980年代他在广州中山大学时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剧情是描述中国人跟日本人谈恋爱。
邓小平这次访日行程，推动中日关系在1992年达到高点。这一年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当年10月23日到28日，日本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日两国交往史上日本天皇首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访问中国。
但在1992年之后，中日关系开始走下坡。傅高义认为，差不多同一时期，苏联解体是相当关键的一个因素。
1969年3月，中苏因为边境冲突爆发珍宝岛战役，此一事件促成中国倒向西方社会，中美与中日关系也是在这段期间获得改善。当时，不少美国人士认为，应当给予中国更多支助来对抗苏联。
但1991年底后，随着苏联解体，以及东欧共产政权一一垮台，原本促成中日合作的这项基础就不复存在了。苏联解体与东欧共产政权相继垮台，也让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产生危机意识，邓小平采取的一项应对措施就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这当中就会涉及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及日本二战期间在中国的种种暴行。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自然不利于中日关系发展。
除此之外，傅高义认为，1995年、96年后，台湾日益明显走向独立也是重要因素。傅高义说，台湾独立运动与日本有相当的关系。从1985年到二次大战结束前，台湾一直被日本殖民统治。
1990年代中期的台湾总统李登辉是本省人，受的是日本教育，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傅高义表示，“李登辉的日文比普通话还好”，他有很多日本朋友，台独运动也与日本有一定的关连，中国则担心日本会在背后支持台独。
第三个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则与中国崛起有关。傅高义指出，随着中国日益强大，自信心也随之增强，认为毋须再受日本颐指气使，而以更为强硬的态度来面对日本。
在这样的氛围下，当前中国政坛又缺乏像邓小平、廖承志那一代，参与过对日抗战，无须担心背负对日本太过软弱骂名的政治人物。因此很多真正了解日本与中日关系的人也不敢说话，怕会被骂是“卖国贼”，而日本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傅高义表示，中日关系若能改善，对中国以及全球都会有帮助。他认为，当前中日关系问题的症结不在民间，因为目前中日经贸往来密切，每年有近600万大陆游客造访日本。要改善中日关系，关键在两国高层间的关系。其中，两国领导人的会面尤为重要。
傅高义指出，中共19大刚刚结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内拥有足够的支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刚刚顺利被选为第98任首相，安倍的第四次内阁正式启动。他认为，当前将是改善中日关系一个好的时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