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9月印刷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再受关注。在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一场初心之旅中，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这件由早期共产党人保存下来的展品，引起了总书记的关注，并现场发问：“那你说的那个人呢？”
数天后，在南湖畔、红船边，90岁的嘉兴离退休干部张时才深情讲述了“那个人”的故事。而故事的背后，是三代人的爱党护党情。
为民族复兴伟业，他矢志奋斗终生
张人亚，原名张静泉，1898年5月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府镇海县霞浦镇。因家里生活拮据，16岁的张人亚辍学来到上海，在银楼当金银饰品制作工人。1921年，张人亚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上海最早的也是仅有的几个工人党员之一。
“1922年9月，为改变工人弱势地位，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二伯父出任俱乐部主任。”张时才介绍说。当时的上海金银业职工共有2000余人，分散在33个大小银楼里。俱乐部成立时，1600多人参加大会。“这规模在当时是空前的。二伯父以大会主席身份报告开会宗旨，大会结束时还全体摄影留念。”张时才至今仍对这张照片印象深刻。因为它长期挂在祖父床头，儿时的他常常看到。这一年，张时才的父亲张静茂也前往上海。
1923年，张人亚担任中共上海地委第二党小组组长，次年赴苏联学习。上海“五卅”惨案后，张人亚奉调返回上海，继续开展革命工作。1925年8月，张人亚担任中共浦东支部联合干事会书记，并在随后成立的中共浦东部委担任首任书记。1927年，张人亚任中共江浙区委宣传部分配局负责人，参与筹办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同年2月，《平民日报》创刊，张人亚兼任发行所负责人。
“二伯父创办《平民日报》后，动员已在上海有稳定工作的父亲辞职参加报纸发行工作。”张时才回忆说。由于《平民日报》多报道工人运动，宣传革命道理，没过多久就被查封。二伯父随即转入地下，受嘱托看守报社的父亲不幸被抓，后经二伯父辗转施救才获释放。也因为这次经历，父亲无法再找工作，不得不回到家乡，与二伯父也失去了联系。
转入地下的张人亚当时已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秘书处内部交通科科长。在他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几次顺利完成护送和迎接中央领导人的任务，没有发生过内交工作失误。1929年7月，张人亚调离中共中央秘书处，开始在芜湖等地秘密从事党中央筹集活动经费的工作。他设法在芜湖公开开办了一所银楼，表面上是对外加工、收购和出售金银饰品，实际上却是中共地下联络站和从苏区收集上缴中央经费的中转站。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张人亚离开芜湖，前往瑞金。在苏区，张人亚先后担任中央工农检察部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出版局局长兼印刷局局长，出版、印刷与发行了一大批苏区急需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方面的书籍。1932年12月，张人亚带病从瑞金赴福建长汀检查工作。由于路途遥远且艰险，途中张人亚因旧疾复发无法救治而殉职，时年34岁。
1933年1月7日，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表《追悼张人亚同志》文章。这是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首次在其机关报上为悼念逝去同志专门发表的悼词，也是临时中央政府替这位为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树立的一座永远的丰碑。
为亲人郑重嘱托，他们不辜负使命
而此时，在霞浦镇上，年过花甲的张爵谦依然在沉默中等待着。
二儿子张人亚喜欢看书，也有意识地保留图书等重要物品。其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中译本居多。1927年，就在《平民日报》被查封时，转入地下的张人亚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隐蔽自保，而是如何将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书报藏好。
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冒险将这些文件书报从上海带回老家，托父亲张爵谦代为保管。悄悄而来又匆匆而走的张人亚并没有告诉父亲该怎么秘藏。几天后，张爵谦装作伤心地对邻居说，儿子张人亚长期在外不归，已不在人世。由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牺牲不少，“四一二”大屠杀中更有大批工人遇难，邻居们没有怀疑张爵谦的说法。就这样，在家乡的长山岗上，张爵谦为儿子和其亡妻修了一座合葬墓。张人亚一侧是衣冠冢，安放的是藏有书刊文件的空棺。张爵谦知道此举事关重大，没有对任何人透露过，一个人默默守护着，等待儿子回来提取。
而这一等就是20多年。上海、宁波都解放了，共产党也来了，年过耄耋的老人依然没有盼回自己的儿子。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张爵谦在上海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但直到1950年，依然没有任何消息。
“共产党托我藏的东西，一定要还给共产党。”打定主意的老人叫回了仍在上海的张静茂，对他讲述了20多年前的事情。老人将文件书报连同悬挂在房间近30年的成立大会合照，一同交给张静茂，让他还给共产党。数年后，老人憾然离世，至死不知儿子下落。
1952年7月初，张静茂将部分文件书报捐给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1959年，张静茂又把其余文物捐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这批由张人亚生前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下来的革命文物，后经评定，国家一级文物多达16种。其中有件文物格外珍贵，那便是1920年9月出版的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据我们后来了解，二伯父保存下来的两本9月版《共产党宣言》，是少有的基本完好的版本。”张时才介绍说。其中一本后被展示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另有中共二大、三大文件集等被中央档案馆、国家博物馆收藏。
“当初捐赠时，父亲也在打听二伯父，但一直没有音信。”张时才说。父亲告诉他，二伯父在芜湖开银楼时曾与当初在上海一家银楼工作的他有过几次接触。那时，如若碰上不方便去芜湖处理的紧急情况，二伯父就会到银楼来让父亲帮忙把黄金兑换成现钞。最后一次，年仅5岁的张时才还曾见过他。但此后，张人亚再次消失。“直到上世纪60年代父亲过世，我们一家依旧没得到二伯父的消息。”张时才遗憾地说。
2005年，一次偶然，张时才女儿在网上看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关于一件展品的说明。“那则说明里，有父亲和二伯父的名字。”张时才说。始终牵挂二伯父消息的张时才，顺藤摸瓜找到了上海图书馆，最终在那里查到《追悼张人亚同志》全文。“直到这时，我们才准确地获悉，二伯父已经过世。”张时才伤感地说。
获悉二伯父消息时，张时才已年近耄耋之年。但为了解二伯父经历，张时才兄妹7人不顾年事已高，成立调研组北上南下，分赴北京、上海、江西等地查档案资料、翻报刊传记、访老人学者，历时5载，编成《张人亚传》。“我们希望以此书教育后人、启迪世人。”张时才掷地有声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