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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非盈利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与华盛顿所举行的对话会上，主持人、《纽约客》杂志的作者欧逸文（Evan Osnos）问到访美国的李显龙总理，中国是新加坡的重要经贸伙伴，美国则是重要安保伙伴，在两者间寻求平衡是否日益困难。
李总理回应说，个中关键其实是美国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他说，如果美国能够稳定地与中国建立起关系，让中国有空间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新加坡作为中美的朋友，就会安然无事；反之，如果中美关系变僵，或者任何一方要新加坡选边站，新加坡就会很为难。
事实上，特别是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际，外界评估亚细安与中美的关系时，都简单地指出亚细安努力不懈地与中国建立经济关系，却同时希望美国继续提供安保保障。检视作为亚细安一员的新加坡与中美的关系时，他们同样简单地从非经济即安保的二分法假设出发。
我们不难从李总理在访美期间一再强调新美经济合作深广，看出他有意打破这样的迷思。
例如，他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联合记者会上说，新加坡是美国第二大亚洲投资国，股权投资超过700亿美元；双边货品与服务的贸易，去年超过680亿美元。在回答随行新加坡媒体的提问时，李总理指出美国跨国公司对新加坡的投资，为本地“创造了数以万计，甚至是数以10万计的就业机会”。
目前，新加坡有超过4200家美国公司，其中不少更以新加坡为区域枢纽。
再看看新中经济方面的合作：新加坡自2013年便是中国的最大外来投资国，单在2016年，新加坡投入中国的资金高达62亿美元。中国去年是新加坡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双边贸易额达1172亿新元。
不过，根据美国商务部上月发表的数据，新加坡近年对美国的投资迅速加快步伐。从2011年至去年，新加坡在美国的投资复合年增长率达36.9%，只落后于泰国、阿根廷和中国。
若再比较新加坡企业的足迹具体出现在中美哪些地方，更可以看出经贸关系纵深的不同。新加坡公司在美国东西两岸和内陆的近30个州投资；在中国则大都聚集沿海城市，经两国政府的推动，内陆地方如重庆现在也是本地公司大展拳脚的地方。
换言之，从新加坡的例子可以看出，不能草率总结出东南亚各国是更重视与中国在经济层面上的合作，还是更致力于同美国建立经济关系。
欧逸文向李总理提出上述问题时，先是提起建国总理李光耀生前常会谈到“大国平衡”概念。
1973年，李光耀在渥太华就发表过著名的“大象与草地论”，即大象（大国）打架，脚下的草地（小国）必定遭殃，说明小草不要被践踏，就得致力于推动大象间和平共处。李光耀的“大国平衡”政策，常被诠释为推动广交朋友但不为交友而损害国家利益的务实外交，同时也坚持小国要独立自主，不作任何一个大国的附庸。
要做到这些，在互惠共赢的基础上，建立与各国在经济、文化、商业、防务、安保等领域的关系，又透过教育、技术转移和旅游等方面促进民间联系至关重要。唯有建立多面向的外交关系，国与国之间长久建立起来的关系，才不致于被单一事件所挟持。
（作者是本报采访组副主任 hosb@sph.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