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医大一附院OPO团队
自2012年安徽省启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以来，截至2017年11月，全省共完成器官捐献100例，其中2012年至2016年底，全省累计实现器官捐献41例，而2017年截至11月，已完成了器官捐献59例，器官捐赠数量超过前几年的总和。
尽管，器官捐献数量显著提高，但是与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数量相比，依然存在巨大的缺口。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OPO办公室主任朱乃庚说：“根据2015年的官方数据统计，中国每年约有3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而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为1万例左右，供需比例高达1比30。”与此同时，从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已经停止死囚器官使用，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唯一合法器官捐献。
巨大的供需矛盾下，器官捐献“协调员”一职悄然诞生。在患者逝世之际，这些“协调员”负责向家属普及器官捐献的理念，并最终协助完成捐献流程。同时，他们还会奔走在各医院之间，为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寻找器官来源。
安医一附院OPO团队向器官捐赠者默哀
在2016年正式成为安医一附院的OPO专职器官捐献协调员之前，孙胜红是安医一附院器官移植中心的护理人员。2014年，经安医一附院的选送，参加了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统一组织的培训并通过了考核，取得了资格证。
孙胜红说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今年六月份完成的一次器官捐献移植，捐献者是名十岁的男孩，由于中枢神经性感染被送来安医一附院进行医治，在治疗了一个月后被判定为“脑死亡”状态。“一般的话首先要去看一下病人，病人完全达到‘脑死亡’状态后，才开始往下谈，不能确诊的情况下不能贸然开口谈这事，在确定了的情况下，向家属宣传下器官捐献的相关政策。”
在确认小男孩无法医治后，孙胜红和家属接触了四次，前三次家属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只表示会考虑一下，一天后，小男孩的爷爷打来电话说，经过再三的考虑觉得捐献对孩子来说更有意义，捐了以后还有个念想，觉得孩子永远在这。
“器官取出来后会录入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信息系统，依靠信息系统分配移植器官。通俗的讲就是按照地域的就近原则、病情的轻重缓急、等待时间的长短这三大重要因素综合评分来产生移植先后顺序名单。”孙胜红介绍，“对于器官捐赠者家属来说，他们想知道所捐赠器官最终移植到谁身上去了的诉求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真正让双方见面后也许会发生情感的反应，所以按照国际通用的法则，供者、受者双方的家属在原则上是不见面的。”
据了解，人体器官捐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通过书面自愿申请人体器官捐献登记，并且没有撤销该登记，待其身故后进行的人体器官捐献。第二种是，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器官捐献，待其身故后，其配偶、父母、成年子女达成一致意见，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的器官捐献。
安徽省遗体捐献者纪念碑
党的十九大明确的提出，人民的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每一个器官枯竭的病人背后都有着一个乃至几个家庭的苦苦支撑，挽救了一个器官枯竭的病人，就挽救了其背后几个家庭。而没有器官捐献就没有器官移植，没有器官移植就不能拯救病人生命。”安医一附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赵红川说。
据悉，安徽省目前有器官获取资质的医院总共有四家，分别是安徽省立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而安徽同时具有器官获取和移植资质的只有安徽省立医院和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两家。(记者 陈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