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两种极端的现象。一种是消极保守的，一种是积极激进
2017年末，“青年震荡”(Youth Quake)被选为牛津词典2017年的年度词语，预言千禧一代将走向政治前台，震荡世界。在经济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和财富分化急剧扩大的背景下，青年群体的相对被剥脱是一个世界级的现象，他们行动和选择的潜在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但疑问是青年正以何种方式“震荡”世界？
我们看到了同时发生在年轻人身上的两种极端的现象。一种是消极保守的，一种是积极激进的。从日本的“草食男”到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无欲望社会”的来临，从台湾的“小确幸”到香港的“废青”，我们看到的是一股心智丧失、颓废悲观的景象，这里似乎看不到什么“震荡”，但青年亚文化和政治冷感正以其消极无痕的方式，在事实上拉低社会发展的预期，间接造成相应的政治后果。
但与这种政治冷感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另一种极端景象：青年参与到全球范围内的激进政治革命和社会运动中。从东欧“颜色革命”到“阿拉伯之春”，从中国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到香港的“占中”运动，再到近期伊朗爆发的反政府示威，青年群体貌似高举变革和进步的大旗，但最终留下巨大的社会撕裂以及毁灭后不需负责的失序状态。
实际上，如果我们深入了解这些青年运动背后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可以看到青年群体成为过去20年全球范围内左翼(这个“左翼”与中国语境下的“左派”不同)政治运动的工具和最大“炮灰”。与其说青年的角色是自主能动的，倒不如说是消极被动的，是被左翼理念和政治技术塑造的。
左翼政治运动的根子在美国，美国的左翼政治联盟是对外输出左翼青年“震荡”的渊薮。20世纪初，美国左翼进步主义运动兴起，改良主义开启了美国社会进步的步伐。上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改良进步主义被替换为政治左派，权利运动甚嚣尘上。有人评价，当时马丁·路德·金之所以被人害怕，是因为他拥抱了极端政治信念“民主”。此后数十年，权利运动越演越烈，随着在政治左派运动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成为主导美国社会的精英团体，左翼思想成为绝对的“政治正确”，而包括犹太人、全球化资本精英和美国移民精英在内的左翼阵营也成为权力场中的“建制派”。“权利”和“进步”随之成为左翼联盟的意见工具和维护自身利益与政治安全的意识形态。美国的索罗斯基金会从2003年至今持续资助美国和全世界的左翼组织和运动，有数百个左翼政治、法律和社会团体获得资助，目的在于协助全世界的所谓“进步力量”重获权力。
在资本和政治的左右下，美国左翼政治的理念形成了强大的意见产出机制，各类左翼团体及其所运行的庞大社会项目成为影响、拉拢美国青年一代的政治机器。在欧美国家发生的所有青年左翼运动，包括大范围反对特朗普当选以及欧洲的极右翼势力，本质上是一个人工化的产物，是资本精英、建制派权力和社会组织协同的产物。他们通过新闻生产、选举动员、社区项目和社会运动，将青年带入左翼政治场域。作为美国进步中心(CAP)下属的最激进的行动基金组织(CAP Action Fund)自2005年以来运营校园进步(Campus Progress)运动，近年更名为“代际进步”(Generation Progress)，将千禧一代(millennials)囊括进来，经营青年的意图显而易见。Push Back项目则设立独立网站，专门针对青年一代提供选举新闻、社会政策议题以及深度的政策分析。
通过左翼理念同青年群体对接，利用技术手段和大规模培训制造青年“草根领袖”，进而策动社区革命、社会运动。美国左翼团体社会正义研究所(AISI)经营数十年，这些项目包含了操作实施、产出意见和进行青年心理构建的技术传输。受左翼资本家资助的“美国社区改变中心”(CCC)近十年来在移民群体中培育了数以万计的青年“草根领袖”，协助建制派进行政治动员和选举。只是有所不同的是，美国的左翼运动是为了保护全球化建制精英的体制，调动青年监测和对抗右翼理念和行动，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则是利用同样的手段培养青年草根领袖和“美国式公民”，进而策动社区革命和社会运动，颠覆左翼无法容忍的政权。美国元老级的社区组织理论之父Alinsky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描绘了左翼政治的蓝图，他说“组织只是革命的委婉说法”。实际上，在全球左翼运动的影响下，从政治无感到政治激进只有一步之遥，只需要一次政治技术的干预。此次伊朗实践中，以往政治冷感十足的女性就大范围走上街头。
想来不胜唏嘘，青年似乎注定要震荡，但要何去何从？是充当政治炮灰还是独立寒秋，是享受摧毁性的快感还是委身躬耕等待对手慢慢老去，是点燃革命运动之火还是立足技术创新实现政治替代，与“震荡”本身相比，选择能力无论是对青年的未来还是国家的稳定，可能都更为关键。(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原标题：樊鹏：青年震荡，西方左翼政治的炮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