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高收入国家之间的紧密合作过去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意志和权力的产物。如今，美国却在抛弃支撑这一理念的价值观和利益观念。
我们已经来到了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经济时代和冷战后“单极时刻”地缘政治时代的终点。这正是我一年前说过的。问题在于，这个世界将经历美国打造的二战后自由秩序的瓦解，从而进入去全球化和冲突时代，还是走向一个合作复兴的时代。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担任美国总统一年后，我们应该回顾这一问题。简单地说，瓦解的可能性甚至更大。
过去一年的经历突显了特朗普总统任期的特性。他每天的所作所为都与世界对美国总统行为和态度的预期格格不入。但是，为个人利益利用职权、漠视真相以及攻击一个法治国家的制度，都是人们早该预料到的。只有参与者认可其他参与者的合法性时，自由民主制度才会存续。一位号召手下官员起诉昔日反对者的领导人是一名准独裁者，而非民主主义者。
特性是一回事；行动又是另一回事。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的主政方式主要还是一名传统的共和党“富豪民粹主义者”——一边向富豪输送政策，一边向愤怒的基础选民发表迎合言论。然而，在他对美国的联盟体系一贯唯利是图的态度以及狭隘的重商主义贸易论中，他的特性还有待观察。
特朗普担任总统削弱了自由民主（建立在中立法治之上的民主）大业。在东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治下俄罗斯“全民公决式独裁”（被委婉地称为“非自由民主”）风格吸引了崇拜者，鼓励着效仿者。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在围绕总统权力的公投中以微弱优势获胜，使土耳其朝着这一方向更进一步。
然而，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迄今并未在欧盟内部吸引效仿者。在法国，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遏制了民粹主义和排外浪潮。但德国大选削弱了该国呼应马克龙的能力，而即将到来的意大利大选可能会证明不仅对意大利、而且对整个欧元区都具有破坏性。
可以说，2017年最重要的政治发展发生在中国。在那里，习近平显然已确立了其对共产党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巩固了党对国家、国家对人民的最高权威。他已成为全世界政治强人中最强的那一个——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的领导人。
2017年，独裁政权还在崛起。“民主衰退”仍在继续。
与此同时，全球合作又发生了什么？在这方面，我们也目睹了意义重大的变化。其中之一，是特朗普决定退出美国盟友们（尤其是日本）投入了大量精力打造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另一变化是特朗普政府决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另一面我们看到了习近平为扛起全球化大旗频频发声。总体而言，反对合作的势力和反对民主的势力去年都得到了加强。当世界的领导国家出现一位将冲突视为常态的总统时，出现这种局面不足为奇。
这些形势发展必须放在更长期的趋势下审视。最重要的是，如今高收入国家虽然仍非常强大，但地位正处于相对衰落之中。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军费开支正急剧攀升，尽管仍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自本世纪开端以来，高收入国家在世界产出中的份额按市场价格算下降了约20个百分点，在世界商品贸易中所占份额下降了17个百分点（见图表）。
如下是上述形势发展的影响：
首先，这些政治发展造成了西方作为一个意识形态一致实体的分裂。高收入国家之间的紧密合作过去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意志和权力的产物。这一权力的中心如今却在抛弃支撑这一理念的价值观和利益观念。这几乎会改变一切。
其次，现代西方民主和自由全球市场的理想已经丧失了威望和吸引力——不仅在新兴和发展中国家，高收入国家自身也是如此。虽然目前还没有其他替代性经济体系占据上风，但仇外的民粹主义者和威权主义者（往往是同一类人）的吸引力已经上升。
第三，管理世界经济、全球公域（特别是气候）和安全问题需要高收入国家与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之间的合作。领先的高收入国家作主导的旧时代已经结束。但在如此迥异的国家之间寻求合作极为困难。
最后，正如哈佛大学(Harvard)的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在《注定一战》(Destined for War)中所言，美中之间的的确确存在爆发冲突的风险。乐观主义者会（合理地）辩称，经济相互依赖与核武器使战争行为变得十分愚蠢。悲观主义者将回应说，人类拥有在犯错中走向灾难的巨大能力。或许，特朗普身边的将军们将无法控制他不乱作为。或许，他们甚至会对朝鲜发动毁灭性战争。
如果说2017年突出了种种地缘政治压力，那它同时也见证了全球经济的健康复苏。这些事件之间有什么关联？那将是我下周专栏的主题。
译者/申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