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这释放出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在未来五到十年内，中国要成为全球营商环境最好的开放高地，成为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领跑者。
目前，我国已建成11个自贸试验区，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累了很多经验，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是，跟中国下一步主动参与和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相比，仅有自贸试验区还不够，还需要积极建设自由贸易港。
40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从最早的经济特区到后来的自贸区，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在逐级向高处攀登。当今全球最高层次的开放就是自贸港，从自贸区到自贸港的过程是弯道超车式的过程。
探索在中国建立有特色的自由贸易港，是坚持改革开放的需要，是解决当前我国社会转化了的主要矛盾的需要，是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需要，是建设“一带一路”的需要，是推进全球化的需要，也是我国对标全球高水平开放政策的需要。在美国日益从全球贸易和自由化这个阵地向后退缩的今天，中国建设自由贸易港，不但其辐射效应能惠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促进产业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标全球最先进的自由贸易港这种方式，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
自贸港不是自贸试验区的简单升级。自贸试验区的定位是“试验田”，在特定地区探索试验可复制推广到全国各地的经验。自贸港的定位或是全面开放的新高地，作为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区域，需要在市场准入、金融制度、税收等方面做出一系列特殊的政策安排。如果把自贸试验区视作中学教育、重在推广普及的话，自贸港的开放水平可被视作研究生教育，是瞄准开放水平最高的目标做出的制度设想。
自贸港的顶层设计比原来11个自贸试验区更加重要，一开始就需要由一个权威机构做出顶层设计。自贸区侧重于货物流通方面的开放，而自贸港则是全方位的开放，包括货物流通、货币流通、资本流通、人才流通、信息流通。自贸港对立法机构、政府监管机构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照新加坡、荷兰鹿特丹等地经验来看，最关键的变革来自于法律和监管方面，需要包括财政、税收、海关、质检、边检等在内的改革联动。
邻近主要交通枢纽、依托并辐射庞大经济腹地等是自贸港选择的一般标准，我国建设自贸港不能局限于此，要创造自己的方式，比如，有些省份如果能便于监管，就可以实现弯道超车。
中国建设自贸港，以最高水平的开放衡量自己，这是了不起的事。如果未来，世界上成功的10个自由贸易港有5个在中国的话，那中国就将成为全球营商环境最好的高地，中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将令世界钦羡。(作者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