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不是执法者吓唬人的工具
所谓“史上最强通告”，根本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而是中国法治进程中，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戏谑插曲。
一份张贴于大街小巷的执法通告，没见得震慑住几个违法分子，倒是“奇迹”般地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2017年10月，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永昌派出所在云纺商业区开展宣传工作、粘贴通告，但相关通告屡屡被人撕毁。为避免通告再次被撕毁，该派出所在商业区重点位置再次粘贴通告，并在通告正文外题头位置加上“凡是销毁此通告者，一律治安拘留！”的字样。2017年1月7日，西山分局官方微博认为，通告正文外的提示语表述错误，予以纠正。(澎湃新闻1月8日)
平心而论，该派出所之所以贴出那张通告，是为了维护辖区治安稳定，防止群众落入非法小贷的陷阱，就开展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而言，的确应给予肯定。真正“捅娄子”的，是那句加在题头上，不无狗尾续貂之嫌的强硬提示语——“凡是销毁此通告者，一律治安拘留！”
或许，在派出所人员看来，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谁让贴出去的相关通告，总是被人撕毁呢？在通告上加一点狠话，表达一下执法部门的“意图”，那些想暗地里撕毁通告的人员，下手就会有所顾忌。只是，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的是，执法人员究竟是真地想这么做，还是光吓唬一下对方？
《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对结伙斗殴等寻衅滋事行为，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不过，销毁派出所通告的行为，够得着寻衅滋事的门槛吗？寻衅滋事须以主观故意为前提，倘若只是一不小心“销毁”，并没有存心“挑事儿”，难道也要治安拘留吗？
翻看《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评判当事人的行为，是否需要处罚，应由执法部门作为“治安法官”，综合考虑当事人的主观状态、社会危害程度，依照法定的处罚程序作出。统统扣上“大帽子”，显然有置执法程序于不顾之虞，如此“超前”和“武断”，出现执法错误，也就难以避免。
执法者就算只是想凭借通告吓唬一下对方，效果恐怕也难以保证。没有实际的震慑力量，光靠吓唬是长久不了的。对于那些存心想要捣乱的不法分子，既然之前多次违法，也没法抓住现行、施以惩罚，如今亮出一句狠话，就被“震慑”得收手不干了，或许只是自欺欺人。
一打纲领也抵不过一个行动。把本来用于加强经常执法的力量，用在声嘶力竭的口号中，偏离了工作的重心，在现实中，也很难取得预计效果。如果这样的震慑性执法都能“药到病除”，那么满大街的口号、横幅、标语，只要口气够狠够硬，大家都能遵规守法了，岂不是天下太平？这样的“幻想”执法，倒也省心省力，节约了不少资源。
其实，“史上最强通告”并非首创。行走在中国的乡村，或者是一些城市的街道，常常能看到措辞强硬的执法“通告”。例如，“放火烧山，牢底坐穿”“一日行窃，终身是贼”，等等。因为违反法律，违背常识，虽然语气不容置疑、坚硬似铁，却往往沦为众人笑谈。
这些强硬的执法通告，在貌似初衷合理的外衣下，隐藏着愤怒的权力火焰，昭示众人“后果很严重”。在这种赤裸裸的权力“震慑”下，很难保证，在今后的执法实践中，手握行政权力的执法部门，能够遵从法治精神，秉持良善之心，作出合乎程序、民众认同的处罚决定。
何为法治政府？非冠以法治之名的政府，而是用法律规制权力的政府。这种对于权力的有效规范和限制，要求执法者不仅要有良好的初衷，更要有置身于法律框架下的自觉与自律。从深处看，所谓“史上最强通告”，根本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而是中国法治进程中，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戏谑插曲。
有关部门在迅即纠正后，还应更加深刻地检讨“震慑式执法”，对于权力的认识，对法治的理解，究竟还存在多大的误区，进而向着法治政府的目标努力追赶。（欧阳晨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