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如果市场无法对新生创新企业给予足够支持，亚洲经济体应该效仿发达国家，由国家扶持技术创新和创造。
要让数十亿人脱离贫困，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生存挑战，创新和科技是关键。过去10年，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对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的大量投资和创新，正在为更清洁的世界和最后的石油年代铺路。人工智能(AI)、大数据和机器人等科技创造和创新是持续增长的关键——世界需要更多创新。
过去15年，我们看到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技术创新显著增长。以在美国获批专利数量衡量，“亚洲奇迹”对全球技术进步的贡献现在已经超过了主要欧洲经济体。中国在美国获批专利数量从2000年的大约100项增加到2015年的逾8000项，超过英国和法国（2015年约为6500项）。
这种技术创新进步对所有经济体都有好处，不仅鼓励创新和竞争，还促进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换言之，新兴亚洲不再适合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和低生产成本的标准增长模式。亚洲正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创业与创新的地区。
在投资创新方面，天使投资人、风险投资公司以及私募股权公司筛选出新技术和新公司进行投资，努力不仅为投资者自身，也为社会创造价值。硅谷被誉为创新和冒险的中心，不过波士顿可能更名副其实，因为这里进行着困难又风险重重的生物医药研发。
2015年，美国风险投资总额中只有不到20%流向生物制药领域，而有约45%的投资流向互联网公司，这些互联网公司大多数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大约60%的生物制药初创公司由博士领导，将尖端科技带入市场，而互联网初创公司的这一比例仅为6%。美国风险投资总额为500亿到600亿美元，这与金融市场的资金流相比相形见绌，而关键领域的风险投资却面临着缺乏早期资金的窘境。
当政府出手扶持时，人们通常会因为过去的失败案例（如政府对美国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Solyndra的支持）而心生怀疑，但特斯拉(Tesla)从同一项目中获得的国家扶持却不那么为公众所知。
推动创新，国家和市场缺一不可。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在其畅销书《企业型政府》(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中写道，iPhone使用的大多数尖端科技都是由公共项目资金支持的。当然，不应低估苹果(Apple)的作用。我们需要更多的公司将科技组合起来，创造出突破性的产品与服务。相信我们会看到亚洲出现更多这样的企业。
实际上，中国最近启动了推动关键技术创新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该计划将鼓励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创新。正如里达•谢里夫(Reda Cherif)和福阿德•哈桑诺夫(Fuad Hasanov)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工作报告《虎跃》(The Leap of the Tiger)中论述的那样：国内企业的科技创新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亚洲经济体对创新和科技创造的持续关注不仅有益于社会，还有益于全球市场与投资者。随着亚洲涌现更多的创新企业，更多的竞争与创新也将为投资者提供机遇。全球活跃着很多大型的对冲基金，但很遗憾，在全世界范围内，都看不到多少基金作为大型天使投资人或风险投资者投资突破性创新。
全球金融危机是对不可靠金融工具下重注的恶果，这应该让我们反省投资策略。对于托生于硬科学的创新企业的早期投资，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么高的风险。如果市场无法对新生的创新企业给予足够的支持，就应该效仿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由国家来提供支持。也许创立公共风险投资基金能够鼓励市场建立更多的私人基金。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布鲁斯•格林沃尔德(Bruce Greenwald)在他们的著作《创造学习型社会》(Creating a Learning Society)中写道：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区别在于知识上的鸿沟。科技与创新能够创造奇迹，在发展中经济体也是如此。国家与市场就像鸟的两翼，只有两翼齐振才能翱翔蓝天。
本文作者是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
译者/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