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龙江省多如星辰的9000余个行政村里，甘南县兴十四村、尚志市元宝村、尚志市长营村常常为人称道。
40多年前，这三个村子还是远近出了名的“三靠村”：花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吃粮靠返销。几代人受穷，落下了苦名声，就连周边的姑娘找婆家，一听是这儿的，都急着一口回绝。
如今，曾经一贫如洗的三个村子，成为了让十里八乡的乡亲们“眼红”的亿元村、小康路上的领头雁。附近那些到了出嫁年龄的闺女，都盼着有一天能嫁过来。
变化如何发生？
答案离不开三位平均年龄超过71岁的老支书——付华廷、张宝金、张秀林。他们在全国50多万名村支书中，普通却不平凡。
年轻时，他们从千里之外的山东，一路“闯关东”来到了黑龙江。依靠着苦干实干，他们在农村开拓出一片广阔天地。
而今，这三位老支书仍闲不下来，继续带着全村老少谋发展、求共富。他们在黑龙江基层党组织中，形成了独特的“两张一付”现象，他们是黑土地上三面与时俱进的旗帜。
实干引领
在残留着农村气息的狗吠鸡叫声中，记者来到了长营村。
目之所见，一条条水泥路四通八达、宽敞干净。村子里工厂区和生活区划分整齐，投资3000多万元建成的公园比起城市也丝毫不逊色。过去成天和泥土打交道的农民，现在也能享受城里人的休闲。
长营村演绎的山乡巨变，正来自于村党总支书记张秀林的带头苦干实干，引领示范。如今的长营村不只是亿元村，还入选了全国文明村、全国生态文化村。村里人都说，咱农民的生活不比城里差。
但在张秀林上任之初，村子账面上仅3元钱，还欠了17万元的外债。在那个年代，17万元可是一笔“巨款”。
张秀林和班子反复商量，最后顶着鹅毛般的大雪，进深山拉起了木头。
冬季的林场异常寒冷，4个人分成两组昼夜倒班，歇人不歇车。经过两个冬天的摸爬滚打，他们给集体挣下了5万多元。
靠这第一桶金，长营村慢慢积累，相继办起了运输队、制钉厂、机修厂等村办企业，村民的腰包鼓起来了。
长营村人均耕地只有0.7亩，在稀缺的土地里刨食，拼一年也不够糊口的。咋办？张秀林盯上了村里1000多亩的水坑，深的有十几米，浅的也6米多。
很多人不理解，“这坑光靠人可咋填？”“这不是瞎折腾俺们吗？”
为说服大家伙儿，张秀林走家串户地劝。他说，土地是咱农民的命根子，没有地，将来咋来发展的本钱。
说干就干，13年间，张秀林拖着六七种病7次晕倒在工地上。村民马永坡回忆，冬天老棉袄出门就被冷风啃透，回到家，冻得像石头一样硬的棉鞋半天都脱不下来。
最终在张秀林的带领下，全村填坑造田1480亩，是原来一个半长营村的土地面积。
千亩大坑变成了道道粮川，成了村里的“钱袋子”。原先说风凉话的人服气了，都说张秀林办事实在、靠谱。
与长营村一样，兴十四村、元宝村也在老支书的带领下，弯大腰，流大汗，彻底翻了身。
元宝山曾是座秃山，每逢大雨黄土冲进河道。张宝金领着全村老少一干数十年，元宝山披上了绿装，万亩生态林从哪个方向看树都成行。
青山绿水带来金山银山，林中的循环农业基地、旅游等产业让百姓得实惠。村民姜春清有500亩林地，按每棵树每年自然增值10元计算，一年闭着眼睛赚40多万元。
黑龙江省委组织部认为，三个村子的样本价值之一在于不等不靠，发扬了闯关东精神，苦干实干拼命干，贯穿起整个乡村致富路。
集体带动
80%多的村民住上了花园别墅、50%以上的家庭有私家车、年人均纯收入达7.6万元，看到这些“亮眼”的数字，很难相信这里是农村。
来到有“龙江第一村”之称的齐齐哈尔市甘南县兴十四村，街面上车水马龙，一片喧嚣繁华。
村党总支书记付华廷说，兴十四村仅2%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其余人都在村办企业上班。
村一级经济的发展水平，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数十年来，兴十四村抓住了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这个关键，从现代农业、工业、农村合作组织等方面发力，壮了集体，富了村民。
1983年全国开始推行“大包干”。付华廷认为，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不能都适用一个模式。
在当时，兴十四村已过上“大囤满，小囤流”的生活，村民年人均收入2050元，人均占有粮食7705斤，家底很厚实。这让付华廷认准了继续走集体经济的路子。
虽然没包产到户，但兴十四村对传统经营体制进行改革，实行了统一核算、超奖减罚的生产责任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劳动“大帮哄”和分配的“大锅饭”问题。
近年来，全村进一步完善激励制度。村民陈丽艳一家在村企上班，不算固定工资和奖金，两口子根据贡献大小，去年还有3万多元的分红。
随着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村民同步也得到了更多实惠。
上世纪80年代，当城里人还在看黑白电视，兴十四村已统一购买了彩电，免费分给每户村民，成为全国第一个彩电村。
从2002年开始，兴十四村用集体经济积累推进小城镇建设，让全村绝大部分人住进了别墅。每栋别墅村里补25万元，个人只拿10万元。
兴十四村只是发展集体经济的一个缩影。
在长营村，张秀林每年把村办企业纯利润的60%拿出来，给全体村民。包括给老人发养老金、考上大学给奖金、买房或盖房给补助、村民合作医疗费用全由村里出等，这个做法已经延续了30年。
“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黑龙江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程瑶说，解析三个村子的“富裕密码”，绕不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这一核心词。三个村盘活集体资产的同时，加速完善农村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使农村生产生活极大改善。
超前发展
村子强不强，还看领头人。从穷山沟沟到亿元村，三个村子每次发展的“加速度”，都源自老支书们率先谋、朝前看、向前干的超前意识和敢闯敢试。
驱车前往位于张广才岭深处的元宝村，这里是周立波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的原型地、名声在外的“中国土改第一村”。
曾经，《暴风骤雨》里的男主角赵玉林因为穷得没衣服穿，被人喊做“赵光腚”。那么现在，“赵光腚”的后代又怎样了？
在当年土改工作队打下第一根桩子的东大壕地，这里早已经立起了新坐标——旱田改水田示范区。
村子里的种粮大户王成杰说，6年前种玉米既省事，效益还好，但就在大家闷着头干时，老书记却想在了前头，于是有了这片示范区。
村党总支书记张宝金算了笔细账，玉米1亩收入1133元，普通水稻1564元，“稻花香”水稻2030元，这个差距可不小。
张宝金建议改种水稻。有人不服气，但他没有“强压头”，而是带着党员试种。在连年丰产创收下，带动了全村水稻从2012年700亩，增加到现在5300亩，已占全村耕地面积一半多。
“农村要富，工业是火车头。”张宝金作出判断。在改革开放初期，元宝村就集资办起农具加工厂，后来又陆续建了筷子厂、铅笔厂等企业。
目前，元宝村以铅笔、铅笔板为主导产品的企业数十家，铅笔产量最高时占全国1/ 4，被称为“亚洲铅笔之乡”，全村户均存款达18万元。
如今，“赵光腚”的后代富了。但即便今年已经77岁，张宝金的思维和脚步仍没停下来，站稳产业发展的前沿，这一直是他的追求。
中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张宝金琢磨着，村里年产2亿支铅笔，但每支利润不足1分钱的模式必须淘汰掉了。他提出低端改高端，提高附加值，又一次走在了同行前面，现在每支铅笔利润1毛多。
不止元宝村。兴十四村从市场实际和本地资源出发，1984年就建成了全国第一家农村乳品厂，至今全村已形成高科技含量的化工产品体系，销售网络遍及大半个中国。
长营村是国家级红树莓出口质量安全示范基地。当市场上红树莓冻干产品附加值超过了速冻产品，张秀林为占领国际市场多次考察，打造出国内领先的FD冻干生产线。
党建强基
在正进行的十九大报告学习中，兴十四村抽调骨干、教师、大学生村官组成了辅导团，不仅120多名党员学，还发动全体村民一块学，做到每人都有发言和录像。
村民周茂林因为忙于生意错过了集体学习，为此村里专门给他安排了“补课”，一个都没落下。
农村是党执政大厦的地基。自上任以来，三个老支书面对农村发展中的问题，坚持把夯实党建作为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
在三个村子里，凡涉及农业、农村、农民利益的重大事项、重要问题和重要工作，都要经过党组织讨论决定，这已成为制度，有效防止了村级党组织的弱化和边缘化。
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张秀林和班子反复研究论证，把数十家村企整合成五大公司，并探索出“党支部+合作社”模式，把党组织建在经济发展的产业链上，带动了周边两镇一乡2000余户村民靠种植浆果致富。
在三个村子里，凡事相信党，把脚步踩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的道眼上，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动力，是他们奔向小康的秘诀之一。
39年来，元宝村两委每天早上6:30前都坚持召开晨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在晨会传达，村里大事小情也在会上讨论。村里每半年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每季度召开支部委员会，每月召开党小组会，逢中央出台新政策，随时增加“三会”。
“不学政策，路从哪来？”张宝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虽然年龄大，但他坚持学会用智能手机，开会录音，回来反复听，遇到不懂的，随时上网查。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主题为农业科技，元宝村的关键词是试验水稻种植技术。
2014年至2016年，中央连续把农业现代化写入一号文件，元宝村大力推广水稻新品种新技术。
2017年，一号文件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质好价高的“稻花香”水稻在元宝村大面积推广。
在三个村子里，党组织堡垒的作用不断强化，党员关键时刻能站出来，党在基层的凝聚力明显增强。
去年秋收前，一场“夸富会”在元宝村举行，由水稻种植大户向全村人“秀收成”。党员郇德金在村里最先种“稻花香”品种，尝到甜头后他主动帮助村里人，对有顾虑的农户现场保证:“我免费教技术，如果按我说的干亩产达不到1200斤，我赔钱。”
人群活泛了，大伙纷纷说，“有老书记带着，有党员保底，还怕啥？”
小说《暴风骤雨》中的郭全海说“共产党员就得多想人家的事”，三位老支书也常说，一个人好，不如一个村好。党员干部不仅自己能致富，更要带动全村人一起富。
数十年来，三个老支书都在连续十几届的换届选举中连任。兴十四村每次换届从来都不设候选人，都是把一张白纸发到党员的手里，愿意选谁就写谁，但村党总支的主要成员已经连续近40年当选。
传承接力
又一道岁月的年轮划过，被皑皑白雪覆盖的广袤的黑土地，悄无声息酝酿着新一年的生长。
进入2018年，张宝金77岁，付华廷69岁，张秀林68岁，三人的平均年龄71.3岁。
在采访期间，记者看到张宝金每天都要吃上一大把药，有管血压的、有降血糖的、有软化血管的，五颜六色。
张秀林同样一身毛病，仅从2010年以来，他已经做了不下6次手术。
付华廷长期每天工作15个小时，糖尿病并发症折磨着他。医生让他每天睡足8小时，但他三点半公鸡一叫就起床，老伴为此杀了鸡也不顶用，他依然“我行我素”。
就在不久前，付华廷因劳累过度晕倒撞断了肋骨。支部开会研究，今后只要他出差，身边最少带一个人，吃住在一块，寸步不离。
从当上村支书那天起，三人的共同愿望就是带着全体村民富起来。现在这个目标实现了，但老支书的年纪也大了，他们都想过卸下担子歇一歇。
“我已经77岁了，再干怕耽误村里发展，我想退下来，给年轻人让路。”张宝金说。
张秀林也数次计划着退休，老伴和子女不止一次劝他回家享享福。但百姓知道了不答应。村民约好了，轮流去张秀林家做他的“思想工作”。
三个村子的村民说，瞅着老爷子挨累我们也心疼，但他不能退，有他在我们的心里就有底。
党员们留，有老支书掌舵，村子将来能发展得更快。
支委们劝，我们的境界、思路都不如你，你还得领着大伙干下去。
一方面是百姓不舍、不让，另一方面是“接班人”的问题，成了老支书们心头的大疙瘩。
近年来，农村人才外流、村组干部年龄老化、年轻干部跟不上等问题，不只是在元宝村、长营村等亿元村不同程度地存在，在一些落后地区更为明显，这给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小影响。
记者采访时发现，少数村子里流传着“一流人才去赚钱，二流人才去种田”的顺口溜。基层干部介绍，农村有了人才，才能有致富的能力，但现在农村人才队伍日益萎缩。既要思想好、群众认可，又要懂市场、能力强，这样可供选择的人不多。
三个老支书认为，乡村振兴要进一步强化“人才先行”。除了能吃苦，能吃亏，接班人还必须具备吃透政策，吃透市场的能力，这样才能在带领全体村民发展产业、奔小康的道路上先人一步、走向共同富裕。
（转自1月15日《新华每日电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