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贝尔：寻求参与中国惊人增长的西方企业，应该着眼于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而非不明智地试图遏制中国的扩张。
为了应对21世纪的政治、社会和环境挑战，过去十年中国和俄罗斯都选择回顾它们各自的政治和文化历史，从中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结果，两国都逐渐减少了对到目前为止的主导模式——西方治理模式的依赖。它们这么做不仅仅是出自民族主义情绪，更是因为日益不满西方大国继续宣扬其治理体系作为全球榜样的优越性的傲慢。
不过，西方大国自工业革命以来所创立并维持的世界秩序的逐步崩塌，兼之几个主要的西方大国政治功能日益失调，也为中俄两国重新对传统文化准则感兴趣提供了动力。
从历史上看，中俄两国基本都是农业帝国。而在欧洲，发明的力量带来了社会变革，将欧洲国家转化为制造业强国，发展出了支撑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科技和所有制。
这一过程伴随着为供养新兴产业发展而对全球自然资源的大肆开采，以及对拥有重要原材料、成为这些新兴西方列强附庸国的国家的恣意压榨。
俄罗斯和中国的最初反应都是努力获取和采纳关键制造技术来造福自己的人民，比如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展开了“大出使”(Grand Embassy)外交行动，中国则采取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但两国都接受了由欧美大资本家所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模式。
不过，西方公司对助长中俄潜在竞争对手的野心并无兴趣，它们一心只想销售自己的制成品，购买原材料以及廉价劳动力生产的产品。
再来说它们的本国市场，资本主义模式所特有的劳动剥削制度，在19世纪已受到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等哲学家以及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等新兴贸易运动领袖的抨击。
这种根本的利益冲突也出现在了政治领域，西方国家对自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以来的所有新兴多边组织都宣告控制权，东方国家只有降格相从才被接纳，而且被视为二等公民，享受有限权利。
很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更为包容的政治制度在西方越来越受欢迎，且先后在俄国和中国受到更为热烈的采纳，并借之推翻了其精英统治阶层的历史统治。
这为西方民主国家和它们新成立的“共产主义”对手之间长期的“冷战”拉开了序幕。不过中俄两国还是延续了同一个观念，即为了工业利益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开采资源和改变自然界，讽刺的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来成了国际谈判的关键筹码。
当随之而来的环境退化以及全球变暖影响日益明显，一个强大的环保团体出现了，其使命是说服这些分列全球政治两大阵营的强国们控制对资源的开采以避免更多环境灾难。这一努力还伴随着创造更加开放和全球化的贸易环境的尝试，以促进商品和服务的交流，并减少冲突的诱因。
然而，随着特朗普(Trump)在美国当选总统、以及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运动在西方的崛起，被这些“全球化”倡议打开的窗子如今开始关上。
尽管中国拥抱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并打造唯一有分量的新全球贸易和投资计划——“一带一路”倡议，但随着中国在海外消费市场的统治地位迅速扩大，我们已看到了逐步妖魔化中国的倾向，把中国称为没有经济原则的、自私自利的掠夺者。
当然，中国试图以美国和英国在上个世纪成功实践的方式来扩大自身经济利益，但这并不应令人感到意外，应被视为一种挑战和机遇，而不应被歪曲为一项企图主宰世界的计划。
面对日益分崩离析、运转失灵的西方，中国的对策一直是重新探索自己的政治和哲学传统，重申自己已经过证实的治理和社会组织形式的价值，并把现代世界的工具与传统规范和原则结合在一起。中国认为，其传统规范和原则优于那些从西方接收的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马列主义的规范和原则。
这一新方法得到了自毛泽东以来最有魅力的领导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鼓励和支持，并创造了这样一种氛围：渴望并承诺对中国进行改革和重建，恢复中国作为一个独立文明大国的应有地位。
因此，中国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不仅要在政治层面、而且在社会和环境领域打造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架构。在西方观察家看来，这也许是一种令人反感的威权主义，许多知识界人士肯定对中国的新政策产生了抵触，但中国并不存在谁会在公开投票中胜出、成为国家领导人的问题。
新的治理形式是否可能在其他司法管辖区获得支持，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继续推动人工智能、制药、机器人以及信息、通信和技术(ICT)等众多新技术的开发。结果是，中国已生产出了世界领先的产品——只是没有西方制造商产品的标志性品牌——未来还将出现更多这样的产品，从而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宏伟目标。
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全球贸易和投资的根本推动因素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西方不再是施舍者，而是参与中国惊人增长的恳求者。然而，许多西方商界领袖仍将中国视为威胁，而不是潜在的合作伙伴。
当然，如果认识不到中国和中国企业部门（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国际扩张中会优先考虑自身利益，那就太天真了。毫无疑问，中国流氓企业的数量跟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多。
但有先见之明的、渴望参与到中国国内发展和海外扩张中去的西方公司，应该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以互惠互利、成本效益高的方式利用它们各自的资产，比如技术、品牌和市场准入。
因此，更重要的是要花时间和精力去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并在对目标公司、其与官员和政界的关系进行彻底背景分析的基础上做出决策。这不仅适用于未上市企业，也适用于上市公司，正如桑晓霓(Henny Sender)不久前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关于中渔集团(China Fisheries)的文章所显示的那样。
总之，所有寻求在中国扩张的外国公司的使命，应该是果断地把愿景与勤奋结合起来，而非不明智地试图限制和遏制中国的扩张。
阿拉斯泰尔•K•R•坎贝尔(Alastair K. R. Campbell)为香港战略咨询公司Bridger Intelligence Ltd的主席
译者/何黎
原标题：中国扩张应受欢迎而非遏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