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双方均须正确认清的客观事实是，即便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实际上已无法以个体的意志，来单独塑造或改变这个新的全球体系，充其量只能以最大的善意和引导力，来顺从多数国家对发展经济的既定共识和共同需求。
毋庸置疑，当前全球都在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是，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战略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中美关系究竟会走向何处？
要准确预测和判断中美关系的走向，值得重点关注的信号是，近期美国特朗普政府先后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以及“修正主义国家”，这就意味着在美国的主流思维中，中国已经被初步判定为挑战美国秩序的战略竞争型大国。但是，从中国方面来看，并未感觉到自己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造成任何本质性的挑战和冲突，而且一直存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幻想和进行着种种尝试。
在这种双方战略关系感知存在较大差异性的情况下，正确认清和理解中美双方各自感知的战略竞争焦点，以及美国作为主导者已经或即将推行的大国战略博弈策略，就显得尤为紧迫，尤为重要。
经济层面的三个焦点
当前中美的战略竞争焦点，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以及发展模式，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自由贸易对公平贸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8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出的明确信号是，只有完全符合美国利益及排斥其他主要竞争者利益的贸易，才是所谓的“公平”和“互惠”贸易，而当前的“自由”贸易体系，脱离了“公平”贸易和“对等”贸易的基本范畴，特别是当前以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为载体的自由贸易体系，使得美国的整体利益“受损”，却有利于中国获得巨大的发展利益。这就导致在特朗普看来，美国必须全力反对甚至抛弃当前这个本由发达国家构建和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自由”贸易体系。
从理论逻辑上来看，自由贸易确实有别于公平贸易，自由贸易甚至在短期内会带来特定国家的贸易利益净损失；但更为关键的是，从长期来看，自由贸易却是公平贸易的前提和基石。没有按照比较优势原则的自由贸易，就不可能最终促使双方均获得贸易净利益的“公平”贸易格局的形成。因此将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刻意对立的逻辑思维，本身就偏离了国际贸易动态发展和阶段性发展的客观规律。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从国内不同群体贸易利益均等化的角度来看，自由贸易在一段时期内，的确会减少特定阶层的工作机会、降低特定阶层的工资收入及进一步扩大国内的收入不平等。这就更容易激发类似于美国这样的老牌国家，操弄式地将国内利益体制僵化困局及改革动力缺失问题，转移到外部自由贸易体系的所谓竞争“不公平”的问题，进一步造成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的对立化、对抗化和意识形态化。
其次，市场经济对非市场经济。继美国、欧洲、日本等相继否认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后，特朗普在达沃斯指责中国是“大规模偷窃知识产权”“补贴”及“国家操纵的计划经济”的特定国家。实际上，这说出了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对中国是否“离市场经济越来越远”的担忧或判断。然而，这种担忧或判断背后更为重要的另一层含义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的逐步提升及高端制造业体系的崛起、对中国本土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兴起、对发达国家企业直接带来的竞争压力和挤压效应，以及面对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有效政府+竞争性市场”制度优势，存在深刻担忧乃至巨大恐惧。
因此，极有必要去认真客观思考，崛起中的中国究竟是离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远”，还是“越来越近”？中国政府出台的类似《中国制造2025》的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还是背离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
客观事实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贯穿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的基本性问题。中国拥有由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和创新追赶型国家的双重身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当然会内生性地倒逼和要求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动态性调整和变化。特别是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和自主创新驱动的特定阶段，由于在具有公共品性质的基础创新、应用基础创新、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层面等自主创新能力方面的严重不足，以及发展机制和体制障碍，必然需要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合理干预和扶持。
即便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以及参照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功能性产业政策，这里也存在政府干预及扶持的内在逻辑和合理理由。因此，作为经济追赶型的发展中国家，合理的政府干预和规划引导，无论是从市场经济的自身理论逻辑，比如解决外部性问题、消除信息不对称问题等，还是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均在一定范围内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各级政府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合理关系和功能边界，的确存在众多的认识扭曲和操作误区，不少地方政府在落实国家战略规划过程中，仍然依靠采取政府补贴和优惠政策的简单方式。中国在遏制和消除各级政府过度干预微观经济，以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方面，仍然有相当大的改进和完善空间。
最后，双边贸易体系对多边贸易体系。当前，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巨大分歧，是捍卫和改进已有的多边贸易体系，还是抛弃已有的世界贸易组织体系，抑或是按照“美国优先”的逻辑，打造符合美国利益与霸权的双边贸易体系？
很显然，无论从自由贸易还是公平贸易的角度来看，如果不能按照全球范围，以及涵括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布局逻辑来展开，全球经济化所创造的贸易收益，以及所创造出的更为关键的各国经济发展空间和转型升级机会，就会极大地被收缩和挤压。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双边贸易体系未必能够给美国创造更大的发展机会，也容易出于双边贸易谈判规则的复杂性、交叉性和冲突性，导致美国根本就无法承受如此复杂的不同国家间利益冲突和利益诉求的压力和风险，所达成的各种双边贸易协议也未必具有稳定性及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在现阶段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竞争格局日益凸显，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格局也日益凸显的复杂背景下，现有的世贸体系到底是优先满足发达国家和守成大国的发展利益，还是优先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发展利益，抑或是二者兼顾，已经成为当今全球化利益冲突和矛盾的焦点，成为能否维持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关键所在。
“美国优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
既然无法否认也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中美之间正在以较大概率的可能性，逐步进入全面战略竞争的特定阶段，这就必然会面临如何看待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两种全球化新思路之间的差异性、竞争性甚至对抗性的问题。
从“美国优先”的全球化新思路来看，特朗普解释“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独行”，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创新主导力量，美国经济的再繁荣，必然会带来世界经济的繁荣。其潜台词就是：如果没有美国经济的繁荣，世界经济就不会繁荣。很显然，这种思维逻辑仍然是将美国实力远置于全球各国之上的逻辑，仍然是将美国发展权利置于其他国家之上的逻辑，既是美国“例外论”和霸权主义在经济层面的又一次翻版，也是美国经济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延续。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新思路来看，习近平在2017年达沃斯上将之解释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其隐含的逻辑是，中国决意摒弃“零和博弈”的狭隘思维逻辑，抛弃“只有我好、只能我好”的排他性发展主义，力主推行“你好，我好，全都好”的包容性发展主义；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主动利用自身规模扩张所带来的巨大进出口机会，来持续推动全球经济的共同发展，以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全球贸易体系升级，最终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更为重要的是，中美双方均须正确认清的客观事实是，即便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实际上已无法以个体的意志，来单独塑造或改变这个新的全球体系，充其量只能以最大的善意和引导力，来顺从多数国家对发展经济的既定共识和共同需求；唯一的途径是按照“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来谋划全球贸易体系的升级换代。很显然，中国领导人已经深刻认识这一点，“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种理念的深刻体现，是衍生的世贸体系；而现任美国总统却在背道而驰，成为世贸体系的搅局者甚至破坏者。这已经是导致今后全球化趋势发生不确定以及全球经济发生波动风险的最主要因素。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
原标题：张杰：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三个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