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里也会发洪水？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
在沙漠里养鱼？这是一个听起来既幼稚又疯狂的想法。
而在甘肃敦煌阳关镇库姆塔格大沙漠的边缘，“渔夫”何延忠已经和洪水、风沙“战斗”了17年。
从2001年到阳关至今，何延忠遭受过沙尘暴、洪水等三次“灭顶之灾”。钱赔光了、头发白了，这个55岁的小老头依然初心不改，一次次挣扎着站了起来。
如今，他已经让沙漠“撤退”5.6公里，开凿了19条分洪河道，并成功建起了一个虹鳟鱼养殖基地。
怀抱梦想，亿万富翁扎根阳关
第一次见到何延忠时，他一点也不像个曾经身家超3亿元的富豪：头发干枯且大半花白、嘴唇皴裂，一身旧迷彩服也看上去像沾满了灰尘。
何延忠是兰州市永登县人。1983年，他开始接触虹鳟鱼养殖；三年之后，时年24岁的何延忠成立碧泊虹鳟鱼场，利用祁连雪山冷水资源，在黄土高原发展冷水养殖虹鳟鱼。
“1989年时，渔场达到最大规模，有15个鱼塘，年产量10万斤。”何延忠回忆，之后他开始转型搞虹鳟鱼销售和深加工。在何延忠的带动下，永登成为闻名全国的虹鳟鱼之乡。“到1998年，甘肃虹鳟鱼产量达2000吨，占全国的60%；光永登的产量就有800吨。那年我的资产有3个多亿，还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
“永登位于祁连山东端，我能不能到西边去养虹鳟鱼，然后沿着祁连山建设一条祁连冰川高寒冷水鱼产业带？”2000年3月，抱着这个如今看来有些“白痴”的想法，何延忠来到了敦煌市阳关镇。
阳关镇位于敦煌市西南70公里处，紧邻库姆塔格沙漠。这里全年降水仅30毫米左右，沙尘暴猖獗，是敦煌抗击风沙的第一道防线。
河西走廊沙尘源区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研究资料显示，从1975年到2001年，阳关地区西土沟的水流量由上世纪80年代的每秒0.83立方米下降到0.35立方米；沙漠以每年4到10米的速度推进；而每年汛期，又面临来自祁连山北坡冰川融水的考验。也正因环境恶劣，才有了“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千古名句。
“来这里，一是手头积累了大量富余资金，想利用起来；但我确实没想在这要做成多大规模，只是打算在这里设点做实验，然后一点点往祁连山中间走。”
何延忠告诉记者，他此前对沙害、水患的破坏力并没有太多认识。“那之前也没见过大沙暴和洪水，也不知道危害到底有多大。当时就想着加快工程建设，先尽快把鱼养起来。”
2001年初，何延忠和当地政府签约，正式开建碧泊产业敦煌飞天生态产业科技园。政府批复给他的项目用地在龙勒村，这里的西土沟是当地人唯一的饮用水源，也是何延忠的养殖水源。“从给我的地块放眼望去，除了戈壁滩就是沙海，连路都没有。”测量、绘图、规划、建设，何延忠住在沙漠帐篷里盘算着未来。“在沙漠里施工，基础设施投入是其他地区的至少10倍甚至几十倍。修一条路、拉根电线、挖段水渠都很困难。”
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之后，何延忠投资8000多万元的沙漠高寒冷水鱼基地终于建成，他从永登基地引入了80万尾虹鳟鱼开始试养。正当以为可以从此一劳永逸时，何延忠人生里的第一场“灭顶之灾”正悄然袭来。
祸不单行，打不垮雄心壮志
2006年4月的一天，一场50年一遇的特大沙尘暴侵袭阳关。“那沙墙得有几十丈高，反正天一下子就黑了，到处飞沙走石、鬼哭狼嚎的，心里就害怕工人们出事。”何延忠说。
几个小时过后，终于重见天日。集合、清点人数，何延忠正暗自庆幸无人伤亡时，坏消息传来——八成面积的鱼池被埋了；剩下的，池底也淤积了一层厚厚的泥沙。
“以前也刮过大风，吹得锅碗瓢盆满地跑，但对鱼塘影响不大。”何延忠告诉记者，虹鳟鱼对环境水质要求极为严格，国外把虹鳟鱼称为测试水质的生物指示剂，这次沙尘暴最终导致一半的虹鳟鱼陆续死亡。
面对严酷的环境和严峻的现实，好多人选择放弃：投资伙伴相继撤资，先后有80多名员工离开了敦煌。“我就劝他，你随便到哪个城市，圈一块地搞房地产，或者随便投资点其他项目，哪个不比在沙漠里养鱼赚钱？”项目副总王永斌说，可不管他怎么劝说，何延忠始终没有要走的意思。
“没有好的生态环境，干啥产业都是无从谈起。”何延忠心说，“虹鳟鱼需要的是最好的水质和环境，如果把这里的生态弄好，不仅养鱼能赚钱，还能有更多商机。”
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何延忠默默地组织工人开始修复设施，进行重建。但祸不单行，同年7月，一次洪水来袭，冲垮了大部分引水渠等工程设施。这一年，何延忠损失超过8000万。
2007年，阳关镇先后发生大小18次洪水，何延忠前脚刚重建好的引水渠、鱼池等又被冲了个一干二净。这次的损失总额，是1.3个亿。“我真是欲哭无泪啊，心都凉透了！”何延忠说。
为了挽留他，阳关国有林场主动提出将3000亩林地以优惠价格承包给他；敦煌市水务局、林业局以及阳关镇政府三方联合出台政策，同意何延忠对周边进行综合开发治理，收益归他所有；省发改委批复，允许其开发沙漠生态旅游景区……因此，何延忠又留了下来。
可令人绝望的是，2011年6月16日，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泥石流直扑阳关镇。危急时刻，何延忠此前几年开挖的分洪渠道发挥了威力，将90%的洪水成功分流、化解，保护了阳关几千群众的生命和2万多亩农田。时任敦煌市阳关镇党委书记朱建国说，如果没有何延忠的水利工程，下游农田和群众就可能会面临毁灭性灾难。
阳关镇保住了，但处于最前沿的飞天生态科技园却再一次遭受毁灭性打击：园区生态林、引水渠枢纽工程和蓄水库全被冲毁，养殖基地、科研中心和加工车间被淹没。历经20多年精心培育的亲本种鱼12万尾全部冲毁，350万尾商品鱼、600多万尾鱼苗被泥石流掩埋。经评估，直接损失1.6亿多元。
“当时何总站在堤坝上，眼睛一直看着洪水，整整40分钟没说一句话。”直到今天，王永斌提起这次灾难，仍然泪流满面、难以自持。
当时，何延忠已经众叛亲离、人财两空。“下定决心不干了，临走之前，我又到沙漠里转悠，突然眼神一晃，看到一棵枯死的树上又发出了嫩绿色的芽芽。”何延忠说，他当时就想，“一棵树都这么顽强地生长，我更不能当逃兵。而且，我们已经把90%的洪水分流了，能把阳关保住，使村民免受灾难，说明技术是成功的。”
就这样，何延忠又一次坚持了下来。但已经血本无归的他，只得抵押兰州的家产贷款，再次出发。
百炼成钢，血泪换来“沙漠都江堰”
在普通人看来，沙漠是缺水干旱的不毛之地。而库姆塔格沙漠却长期面临水患的严重威胁。阳关洪涝灾害频发，到了汛期，洪水夹杂着大量泥沙奔腾而下，轻则污染水源，重则冲毁道路、农田和村庄。
要养鱼，首先要有水；要防沙尘暴，首先要固沙，固沙需要植被，植被需要水；要防洪水，一要开挖水渠分洪，二要靠植被保持水土。顺着这些思路想下来，何延忠还是把治水当做重中之重。
“刚来那会儿，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治，哪里有水就治哪里。”何延忠说。在第一次灭顶之灾之前，他就领教过沙尘暴和洪水的威力，不过受损较小。何延忠请来了不少生态水利专家实地勘查，共同寻找降服水害、沙害的办法。
“阳关以前修建的防洪坝为什么会建了又垮？我们发现是因为这里地势较低，敦煌、肃北、阿克塞的洪水全部汇集于此，在这里修坝根本无济于事。因此我们把拦洪坝修到上游——肃北、阿克塞山洪的出山口。”不久前，何延忠带领记者来到阳关镇营盘村探寻被冲毁水坝的残垣断壁。
何延忠告诉记者，自2004年开始，在专家指导下，他们先是在洪水必经之路西土沟的上游，修筑了19条总长超过60公里的疏流堤坝，层层调蓄洪水，将上游山区107条洪水沟汇集的洪水化整为零，降低水位、减缓流速。紧接着，又在沙漠中开挖蓄水湖，提高地下水位，并大面积种植红柳等植被，形成了9600多亩的生态湿地涵养水源。之后，又兴建通过沙漠渗透过滤的净化工程，实现洪水变清水。
与此同时，何延忠带领工人修筑沙坝防风固沙。在库姆塔格沙漠的风口，移动沙丘石山500多座，拉运砂石料1亿多立方米，在库姆塔格沙漠风口阳关的最前沿筑起了21公里长的“沙漠长城”，设置沙障100多条，阻挡沙丘前进。
“他那时候没日没夜地干，不管冬夏，一个人带着两瓶水、几块干粮就扎进沙漠中，先后20多次昏倒在沙漠里，最长的一次昏迷了21个小时。”王永斌说。令人欣慰的是，何延忠的努力终于取得实效：虹鳟鱼有了水源，洪水、沙漠也被“制服”。
何延忠给这项大工程起了一个动听的名字——沙漠都江堰。上游区将带有大量泥沙的洪水通过枢纽调蓄覆盖于沙漠表面形成板结层，阻止了沙地活化；中游区抬升地下水位，使得依赖于地下水生长的天然植被得以恢复；下游区将渗漏过滤的洪水通过河道收集转化为清洁水，成为可利用的水资源，在此基础上通过植绿种树，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
对此，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副院长冯起曾评价说：“沙漠都江堰”在减轻洪水造成灾害的同时，增加地下水的补给和溢出量，针对内陆河流域“水患”与“沙害”的双重威胁，构建了洪水资源化—高效利用—生态治理的一套完整技术体系，形成了以“水害”治“沙害”的生态治理新模式。2014年，中科院在此设立了院士工作站；该项目同时获得了2014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如今的沙漠都江堰，已让沙漠“撤退”5.6公里，荒漠化治理面积达100多平方公里。冬日暖阳照耀下，月亮湖、九连湖在波光粼粼；红柳、梭梭等植物在湖边、水渠边密密麻麻；虹鳟鱼在鱼塘中欢快地游来游去。
“下一步，我准备把科技园打造成一个集休闲观光旅游和沙漠影视基地于一体的景区，让更多人来了解沙漠、了解祁连山！”何延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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