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东部沿海地区的脱贫是世界部分地区加快发展的体现,那么西部内地则是世界深度贫困地区脱贫的体现。解决好了贵州的脱贫问题,可以为世界深度贫困地区解决脱贫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当前,贵州的脱贫攻坚正进入关键决战阶段,我们相信,通过全省干部群众的辛勤努力,这一决战一定会达到预期的目的,取得预期的胜利。在埋头苦干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抬起头来,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到这一工作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而使我们的工作更有干劲、更有效果、更有成绩。
长期以来,反贫困问题一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不但困扰着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而且也使世界各国政府颇费踌躇。从世界范围来看,存在着大范围的贫困国家和地区；从国家内部来看,连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存在着局部群体的脱贫问题。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进行着艰苦的探索实践,希望能够破解这一世界难题。经济学也由此而催生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其研究内容和目标就是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重大问题。该学科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诞生以来,方兴未艾,发展蓬勃,成为经济学的一门“显学”。尽管如此,但也不得不承认,反贫困的效果依然甚微,甚至越来越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解决脱贫问题上的滞后和局限,迫切需要理论的突破和创新。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脱贫成就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尊重也就理所当然,也因此而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从广义的角度来看,40年来的改革开放亦可归属于对脱贫问题的探索和解决。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其中的“富起来”正是对脱贫问题的成功探索和解决。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脱贫事业存在着不均衡的现象,也就是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地存在着巨大差异。脱贫问题在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基本解决了,而内地西部地区则依然较为严重。也因此之故,目前反贫困的主战场主要在于西部内地。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其中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毫无疑问主要指西部和内地。贵州恰好处于这一地区范围,不仅如此,贵州还处于这一地区的核心地区——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贵州列入3个特困地区,即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
如果说,东部沿海地区以前所存在的脱贫问题只是因为封闭和保守所导致,因而可以通过“改革开放”得到解决的话,那么,贵州等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问题则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难题。犹如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很难成功解释中国的崛起和辉煌一样,既有的东部沿海地区成功的发展理论和具体经验也可能很难解决贵州等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问题。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视察时希望贵州“努力走出一条不同于东部、有别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这一指示也告诉我们,贵州因为自身的省情,不能盲目机械地照搬其他省区的理论和经验,必须自己探寻出一条新的路子。这要求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务必打破成规,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从贵州实际出发,探索脱贫的新路子；也要求理论工作者突破理论的教条,正视贵州的脱贫攻坚工作,深入贵州实际,对贵州的发展进行总结、反思,进而提出有益的指导。“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贵州的脱贫事业也是理论工作者学术创新的宝贵源泉。
中国地域辽阔,地势多样,在一定意义上,她的发展和脱贫事业是世界的缩影。如果说,东部沿海地区的脱贫是世界部分地区加快发展的体现,那么西部内地则是世界深度贫困地区脱贫的体现。解决好了贵州的脱贫问题,可以为世界深度贫困地区解决脱贫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假以时日,她可能修正既有的经济学理论,为经济学的原创性发展创新特别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提供宝贵资源。由此一来,贵州的脱贫就不再只是一时一地的阶段性“工作”,而是具有普遍性的世界性“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7年6月23日在宁夏《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深情地指出:“2015年6月18日,我在贵州贵阳主持召开涉及武陵山、乌蒙山、滇桂黔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在那次座谈会上,我提出,‘十三五’的最后一年是2020年,正好是我们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我们相信,只要贵州的干部群众和理论工作者踏实苦干,实事求是,敢于探索,这一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作者：王进 系哲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教授、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