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级市展示了一条摆脱医疗费用困境的途径：从品牌药转向比较便宜的仿制药，并禁止医生从经销商获得回扣。然而这个模式也导致了新的问题。
中国一个城市为了抗击医疗费用膨胀而拿制药公司和当地医生开刀，该市现在被宣传为全国医改楷模。
在截至2014年的10年里，中国的医疗支出增加了两倍，超出收入增长速度。逐渐老龄化的人口更容易患上慢性病，同时医院通过以高额加价销售品牌药物来弥补公共资金短缺。
由于国家出资的医保覆盖范围有限，患者须自行支付三分之一以上的医疗费用。同期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了三年，达到76岁。
三明是中国福建省一个拥有约250万人口的城市，该市展示了一条摆脱困境的途径：从跨国公司生产的高价药物转向比较便宜的国产仿制药，并打击医生从经销商获得回扣的行为。
在赢得中国最高卫生官员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赞誉后，三明的许多政策正在全国推广。多数省份已禁止医院加价，并从跨国公司争取到大幅降价，影响了这些公司的增长。
十几个省正在试行打击药品经销商的严厉政策。“卫生部正试图在全国推广（三明的改革），”咨询公司罗兰贝格(Roland Berger)分析师金毅表示。
如今困扰全国的人口结构挑战早就影响到了三明。该市出了名地交通不便，在毛泽东时代被指定为工业基地，但随着中国经济从上世纪80年代起开放，工业迁移至沿海地区，该市的许多年轻人也随之迁居。
到2011年，三明的劳动者与被抚养人（子女、退休人员和失业人员）之比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当年该市医保计划的赤字达到3000万美元，相当于该市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地官员詹积富将负责医院管理、药品采购和医保的各部门合并为一个机构，通过将医院领导的薪酬与他们降低多少成本挂钩来控制医院。他制止了对药品大幅加价的做法，并减少了从整个体制获利的中间商。
詹积富没有理睬由省有关部门设定药品价格的指示，而是开始直接与药企谈判，同时政府医保基金接到了根据仿制药价格设定报销标准的命令。价格大幅下降。例如，用于治疗乳腺癌的依西美坦(exemestane)的价格2012年至2014年间从每盒108美元降至22美元。
三明市的官员们表示，这些改革使医疗费用增速低于GDP增长率，而该市医保计划截至去年9月录得2300万美元盈余。医院提高了住院治疗费用，但自付费用占该市总医疗支出的比例仍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詹积富在2016年晋升为福建省的高级卫生官员。
这些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些制药商放弃在该市进行销售后，三明遭遇了药品短缺。根据中国财政部2014年的一份报告，打击贿赂导致许多医生离开。
改革还疏远了大型制药公司。“跨国企业不那么高兴……因为降价力度非常激进，”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制药工作组负责人崔宣（音）表示。
在效仿三明模式的福建省福州市，医生林小青（音）表示，对国产仿制药的不信任开始蔓延，导致药店开始向无法从医院获得高价药物的患者销售这类药物。
“有时我会问一个病人：‘这种药很便宜，但你真敢服用吗？如果不敢，你可以去另找一家药店。这里的一瓶氨基酸售价比矿泉水还要低——你敢用吗？”林小青说道。
尽管三明市的药品价格下跌了，但曾经担任药品公司代表的周先生表示，“高质量的药品不再供应，所以很多药品代表改行开了药店”。他只愿透露自己的姓氏。
三明的一些市民称赞降低成本方面的成功，但多数人指出，改革举措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但代价是医疗服务质量受到影响。
47岁的当地店主Lucy Chen抱怨诊疗费用增加。“诊疗费需要48元人民币，而保险只负担18元人民币，”她说。“越改革越贵。”
正要陪同达到了两周住院治疗上限的母亲出院的Amanda Li说，在三明市，治疗“费用低廉，但效果不佳”。与此同时，政府宣传标语“切实减轻患者医疗负担”在她身后飘扬。
市卫生官员于修芹坚称，药品质量问题与该市药品价格谈判过程无关。与此同时，北京将从今年底开始推出一套测试制度，称这将确保劣质仿制药被挡在市场门外。
但香港教育大学(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医疗保健专家和经纬(Alex Jingwei He)表示，当地市民的不满预示了将改革推广到中国更富裕城市的潜在隐患。“中上阶层不会真的希望自己获得的医疗质量打折扣，”他表示。“没有一种模式是适合全国的。”
译者/和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