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马尔代夫危机发生后印度媒体对所谓“中印角力”情节的渲染，以及印度方面最近的一些举动，一些西方学者将中印当前的状态用“新冷战”加以描述，从而引起外界诸多讨论。
最新的消息是印度计划于3月初在印度洋举行大规模海军演习，有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十余国参加，在印度媒体看来，这就是为了向中国显示新德里对印度洋仍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印度洋是印度的“后院”。此前，印度高官频频造访中印边境地区，印度国防部长西塔拉曼于2月初视察了靠近中印边界西段的印军哨所，这是她就任以来第二次视察中印边界地区的印军哨所(2017年10月她对洞朗地区印方一侧哨所进行了视察);2017年12月31日印度内政部长拉杰纳特·辛格同样飞到边境地区哨所视察。这些都凸显出印度对中印边界争议区的担忧和重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外媒体和一些学者对中印关系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例如美国外交官员阿莉萨·艾尔斯认为中国和印度正形成一种“冷战式”关系。由于艾尔斯曾供职于美国国务院南亚暨中亚事务局，现为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研究员。她的这种论点自然受到各方关注。
无需讳言的是，中印关系在2017年确实经历了一番严峻考验。两国在洞朗地区长达72天的对峙，凸显出双方在边境诸多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议。而事件导致的最直接的后续效应就是，中国对印外交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印度则加大了对边境地区的管控。印度不仅加大了边境防务设备的采购，而且投入重金采购大量新式挖掘机，加强并升级边境地区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此前，印度无人机对边境地区的监控和侦察，显示出印度对边境地区形势的焦虑在不断上升。
中印关系正朝着更加“复杂化”的方向发展，但是要形成“冷战式”关系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有悖于中印双方的利益。两国领导高层对两国关系的战略判断是高度一致的。去年厦门金砖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与莫迪总理在会晤中达成了“互相视对方为机遇而不是挑战，是伙伴而不是对手”的共识。2017年12月杨洁篪国务委员赴印参加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二十次会晤、王毅外长参加中俄印外长第十五次会晤，都显示出两国对话磋商得以陆续“重启”，双边关系呈现趋稳向上的势头。
不少人认为，中印洞朗对峙是由于中国“忽视”印度所致。事实上，对印外交是中国外交中唯一兼具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多边外交和发展中国家外交“四重属性”的对象。中国高度重视对印外交。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这是莫迪当选后大国领导人的首次来访。此后，中印两国领导人已在各类场合会晤十余次。莫迪总理也多次表示，印度始终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加强印中互利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频繁的高层会晤和共识可以说是中印关系未来稳定的重要基石。
更重要的是，尽管中印存在地缘政治竞争的一面，但是两国都面临着共同的发展经济的任务。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对印度而言，经济发展与改革才是印度政府很长一段时间的核心任务和目标。自1991年印度开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成就，推动印度历届政府和党派达成了发展经济的共识。2014年莫迪任总理以来，更是着力于提升印度制造业发展，促进印度经济增长，而印度外交则被要求服务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虽然“邻居之间难免磕磕碰碰”，但是中印两国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中印近年来出现的问题和分歧，更多的是技术性问题，而非战略性上的根本分歧。例如，印度对周边国家外交中的“霸权主义”，对华外交更注重短期实利，而不注重互惠互利，更不善于从大的格局和视野看待分歧。这就导致了中印关系常常“只把眼睛盯在分歧上而忽略了友谊和合作”，为此两国发展进程和两国关系大局受到干扰。
另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社会体制上的认知差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媒体在其中的消极作用。印度媒体的私有性质，一方面提供了表达言论的自由空间;同时，媒体为了获取社会影响力，经常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导致渲染“另类”中国和“敌意”中国的趋向。
当然，缺少对另一种行为方式的欣赏，也是中印消极认知存在的原因。中国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印度，印度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中国。例如，中国人秉持“原则上坚定性和做法上的灵活性”，做事灵活务实。但印度的做事方式则更喜好立场上的坚定性，较为缺乏行动的灵活性。(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原标题：林民旺：中印陷入“冷战”的可能性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