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生命抢救情势的十万火急，其最佳时间或只在几分钟到十几分钟之间。面对这种手术在即、家属缺位的紧急情况，医生有必要独自面对可能发生的风险，并迅即作出决断。
□张玉胜
近日，在湖北武汉举目无亲的吴师傅突发脑出血，若不及时手术，可能成为植物人。梨园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周兆文医生为他打破先例，危急时刻一句“先手术，责任我来担”，把吴师傅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手术后，吴师傅已转危为安，5月15日顺利出院。（5月16日《武汉晚报》）
去年10月，曾有一名癌症患者的女儿在写给主治医生的信中表示：“您放心做手术，风险我们愿意承担”，那份信任让许多医护人员和患者家庭深感温暖。如今这话反过来由医生说出，不过，其中的“风险”却被“责任”取代。“先手术，责任我担”的难能可贵，不只在于诠释出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医者仁心，更凸显医者在危急时刻恪尽职守的挺身而出。
按照惯例，患者到医院看病做手术，尤其是实施那些存在较大风险和较多变数的疑难手术，通常要征得患者本人或其家属成员的签字同意。这不仅缘于患者对明白就医应有的知情与参与，也在于应对不确定因素时的风险共担。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乏猝不及防的突发疾病情况，而其亲属或近亲属在短时间内却未必能够到场。鉴于生命抢救情势的十万火急，其最佳时间或只在几分钟到十几分钟之间。面对手术在即、家属缺位的紧急情况，医生有必要独自面对可能发生的风险，并迅即作出决断。
道理其实很简单。一是生命诚可贵，时间不等人。病人亟需手术，生命救援容不得等待亲属到来。二是医生拥有对患者手术的绝对话语权。众所周知，在救死扶伤的医疗行为中，由于对信息掌控的严重不对称，患者的弱势地位显而易见。而具有专业知识和具备专业技能的医生，则有资质也有能力依据患者病情作出判断和相应处置。即便是家属在场，要不要手术也多听命于医生建议。正如周兆文医生所言：“我是一位专业的脑外科医生，临床经验也相对丰富。之前我也做过多起相关手术，当时吴师傅的情况确实危急，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所以我当即下定决心手术。”从这个意义上说，“先手术，责任我担”，不只是出于职业操守的医者道德，更缘于基于理论功底和临床经验的医者自信。
事实上，医者作出“先手术，责任我担”的承诺，并不乏相关制度规章的法理支撑。查阅我国《侵权责任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规，都明白无误载有“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其近亲属意见的，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的规定，这当属医师行使的紧急处置权和《民法通则》规定的紧急避险行为。
围观“先手术，责任我担”，也透视出医者对患者的信任，而患者母亲一番“如果不是您，我的儿子肯定没有了”的感恩表露，更让这份信任与担当得到积极回应。信任是化解医患矛盾的最好解药，期待“先手术，责任我担”不再成为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