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挖掘和发挥文化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
贵州是我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近年来,贵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守底线、走新路、奔小康,全面实施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打响脱贫攻坚四场硬仗。同时,积极探索文化与扶贫融合的道路,他们的主要做法:一是统一思想认识,强化战略谋划顶层设计；二是摸清文化家底,挖掘文化资源内涵；三是整合文化资源,打造大文化产业链；四是创新体制机制,构建文化扶贫共建共享模式；五是发挥“文军”力量,推动文化扶贫向深阔拓展。
一
通过深入调研红色文化、民族文化等各类文化资源在激发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产业发展、重塑发展格局等方面的主要做法和作用机理,特别是了解到文化助推扶贫产生的重大变化和显著作用,对我们触动很大,从贵州的实践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方面的启示。
文化发展是我国向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这就需要进一步树立文化自信,挖掘文化资源,增加文化产品供给。扶贫先扶志,脱贫先治愚,贵州的实践证明,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地创新。文化自信是最好的减贫剂,文化扶贫扶起的是志气骨气,传承的是家国情怀,守护的是绿水青山,融合的是经济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呼应着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
文化扶贫必须充分发挥党建核心引领作用。我们在贵州短短几天的调研,从当地群众得到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正是在各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带领下,以往经济落后、缺乏文化自信的贫困人口开始成为自信自得的文化主人。“党建+文化”的融合碰撞,不仅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把准了方向,而且为“文化+”扶贫事业的兴起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树立文化自信需要精神与物质双管齐下。文化扶贫既要“富脑袋”,又要“富口袋”。只有在精神激励与物质丰富的合力下,才能形成拔穷根、真脱贫的决胜之势。要加快发展、加快转型,光讲经济规律还不行,还得讲精气神,让他们看到所在地区和自身蕴藏的文化资源,以及这些文化资源的开发潜力,使他们切身体会到构筑精神高地可以冲出经济洼地,文化软实力是可以转化为经济硬实力的。
以文化为魂后发追赶可以实现弯道超车。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具有特殊性,文化扶贫可以为地方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后发赶超提供独特路径。贵州实践告诉我们,优秀传统文化完全可以与高端的产品、科技、市场进行直接对接,历久而弥新的文化产品附加值是不可估量的。同时,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将贫困地区与都市消费圈直接连接了起来,客观上抬升了生活和消费的水准。更重要的是,文化扶贫还可以产生源源不断的学习效应、溢出效应,为贫困群体拓展视野、打开思路,带来经济自立与文化自信,成为后发赶超的真正动力源泉。
二
贵州的实践证明,文化在激发脱贫意志、助推脱贫攻坚中具有独特作用和巨大力量。如何推动在全国层面让文化的精神和价值惠及更大范围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使脱贫的意志植根于文化的血脉,还需要继续探索与创新。我们认为,应该在“五个更加注重”上下功夫。
更加注重发挥文化在决战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脱贫攻坚已进入决胜的关键时期,剩下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石山区、深山区、极端干旱山区、高寒阴湿地区,发展一般的脱贫产业难度大。但是,这些地方往往是革命文化、民族文化、生态文化、山地文化、历史文化资源的富集区,对于发展文化旅游、推进文化扶贫来说,具备宝贵的资源潜力。建议各地政府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挖掘文化资源,调整扶贫工作重心,将文化扶贫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抓手。在实际工作中,要在高度重视、统一认识的同时,及时跟进超常规措施,从战略规划、专项行动、配套措施、部门协同、队伍建设等方面形成比较完整的工作机制,进行优先保障,压实目标责任,形成各级政府统筹、各部门专班负责,全社会同心协力推进文化扶贫的格局。
更加注重处理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有机结合。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原则,处理好保护与开发、原生态与现代化、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明确文化旅游、文化项目及周边地区开发秩序、开发强度、开发边界,保护文物价值,保护天际线,提高规划约束力,抑制破坏性的开发冲动,避免同质化、低水平开发。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生产性保护。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进行生产开发,建立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推进传统文化记忆工程,在实践中培养传承人,在市场中实现传承。建立全民参与的文化保护机制。落实传统村落保护计划,创新保护方式,通过从文化旅游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文化资源保护资金、成立专项基金等形式,资助老百姓履行文物保护、修缮、消防职责,形成“人人参与文化保护,家家成为民俗博物馆,户户都是文化保护场所”的良好局面。
更加注重文化公共服务与文化产业扶贫合力共振。在推进学校、农家书屋、文化站、通信村村通等方面建设的过程中,结合文化传承、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等方面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文化服务供给的针对性。处理好“送文化”与“种文化”的关系。既要向乡村输出文化,又要提升老百姓主动挖掘、传承、创造文化资源的能力。处理好“政府买单”与“群众买账”的关系。充分考虑贫困地区的文化特色和阶段需求,更多帮助群众解决工艺难题,提供市场信息和致富路径。处理好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关系。进一步发挥文化企业、协会、志愿者、学者等主体在文化扶贫中的作用,提高文化“扶智扶志”与文化产业发展的结合度。处理好传统文化建设与先进信息技术的关系。抓住“数字机遇”,打通电商“最后一公里”,发挥广电云、物流云、扶贫云作用,推动“大数据+大文化”深度融合。
更加注重打造文化产业链和集团军。加强资源整合、项目整合、资金整合,形成开发合力,改变单点开发、作坊式经营、分兵作战的状况,大幅降低开发成本、提升开发水平。构建文化产业生态系统。鼓励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鼓励国有文化企业做大做优做强,激励中小微民营文化企业做精、做专、做特、做新。打通文化产业链条。结合地方资源禀赋,整合地方文化资源,形成文化村落、文化小镇、文化走廊连点成线、连线成面；民族演艺、音乐、工艺、节庆、出版、广播影视、会展精彩纷呈；“文化+农业观光、休闲旅游、教育培训、商贸服务、加工制造、创意设计”多元组合；“党建+企业+基地+合作社+文化传承人+农户”利益联结的大文化扶贫开发格局。打造大文化产业集团。借鉴工业产业项目组织的经验,专班化抓项目资金落地、抓结构调整、抓产销对接,减少中间环节,特别是在加强财税金融土地保障、给予文化企业更多税收优惠方面出台实质性支持举措,促进扎根贫困地区的文化产业集团发展壮大。建立国家和省级层面的文化产业专项基金。支持和鼓励各类企业投身贫困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扶贫事业。
更加注重培育文化扶贫人才。推广贵州经验,将文化事业与大数据、大生态、大扶贫等重大战略行动统一起来,极大地打开事业空间、拓展创新思路,将各方面的人才引过来、用起来。既吸引顶级的文化创意经营人才入驻,又为打工者、游学者提供良好的生活创业环境。创新人才培训方式,借鉴贵州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的经验,整合教学资源,创新固定课堂、空中课堂、流动课堂、田间课堂相结合的“四个课堂”模式,结合网络教育、远程教育,通过教学、大赛、大师培训计划、专项合作等,为各类人才提供成长舞台。
(冀国强 薛其坤 任炜 杨晓和 肖凯林 程晓波。作者冀国强为天津市委常委、统战部长；薛其坤为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中科院院士；任炜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杨晓和为河北省审计厅厅长、党组书记；肖凯林为贵州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程晓波为国家信息中心主任、党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