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位于我国西南部，是我国“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是我国及南亚、东南亚地区的“江河源”和“生态源”，被誉为亚洲乃至北半球气候变化的“启动器”和“调节器”，生态地位极其重要。同时，高寒、干旱、缺氧的气候特征使高原生态环境极为脆弱、敏感，自我调节和修复能力差，一旦破坏，极难恢复。为加强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青藏高原区域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规划（2011—2030年）》稳步推进实施，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取得了良好成效，青藏高原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得到有效控制，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生态环境状况总体改善。
青藏高原生态环境质量总体好转
生态系统质量和功能稳步提升。根据生态环境部和中科院联合开展的全国生态环境调查评估，青藏高原生态系统以草地为主，草地生态系统面积约为153.0万平方公里，占青藏高原总面积的近60%；其次为荒漠和雪山冰川生态系统，约占高原总面积的20%。2010—2015年间，森林、灌丛和草地生态系统质量整体有所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趋于改善。优等级的森林、灌丛和草地面积比例提高了3.9个百分点，良等级面积比例提高了1.5个百分点，较差等级面积比例降低了6.6个百分点。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极重要区域面积增加了4个百分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整体有所提升。
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类型多样，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是世界上山地生物物种最主要的分化和形成中心。高原特有种子植物3760多种，特有脊椎动物280多种，珍稀濒危高等植物300多种，珍稀濒危动物120多种。其中，野牦牛、藏野驴、藏原羚、普氏原羚、雪豹、岩羊等作为旗舰物种已被列入全球珍稀濒危物种。近年来，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西藏藏羚羊种群数量由1995年的5万—7万只上升到目前的20万只以上，黑颈鹤由1995年1000—3000只上升到目前的7000只左右。在环青海湖地区13个普氏原羚观测样区，共观测记录到普氏原羚个体数量2057只，物种种群数量再创新高，超过1988年同期观测的4倍。在青海湖流域，裸鲤资源从3000吨左右恢复到8万吨规模，达到观测以来的最大值。
区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随着流域综合治理、农村与城镇人居环境建设、工矿污染防控等环境保护工程的大力推进，青藏高原地区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青藏高原主要江河湖泊总体处于天然状态，重金属元素含量低于人类活动频繁区域，水质状况保持优良。青藏高原仍是地球上最洁净的地区之一，2016年，全国颗粒物年均浓度达标的96个重点城市中，16个位于青藏高原。青藏高原草地土壤碳储量持续增加，高寒草地3米深土壤无机碳库约占全国土壤无机碳库的70%。
生态保护修复力度不断加大
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度加快。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发布以来，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区建设明显加快。目前，青藏高原已建成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155个，面积达82.24万平方公里，约占高原总面积的31.6%，基本涵盖了高原独特珍稀的生态系统和野生动植物资源。随着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青藏高原保护地体系正在由自然保护区为主体向国家公园为主体转变。地处青藏高原地区的三江源和祁连山成为国家公园建设试点，其中三江源试点是我国第一个得到批复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总面积达12.31万平方公里，也是目前试点中面积最大的一个。2017年以来，青藏高原开展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预计将有约40%的国土面积被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实施最严格的管控。
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稳步实施。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在青藏高原落地实施，包括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祁连山区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青海湖流域综合治理等，取得了显著成效，工程实施区域生态系统质量明显改善，生态功能稳中有升，发挥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其中，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累计投入80亿元，有效遏制了草地退化趋势，提升了江河源头区水源涵养功能。与2004年相比，长江、黄河、澜沧江年均向下游多输出58亿立方米优质水，真正确保了“三江清水向东流”。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助力生态环境保护
生态文明制度加快建立。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政策和法规日益完善。西藏、青海等省区结合高原实际，制定了地方性法规及实施办法。例如，西藏自治区制定了《关于着力构筑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建设美丽西藏的意见》《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考核办法》，青海省制定了《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青海省创建全国生态文明先行区行动方案》，甘肃省制定了《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云南省制定了《滇西北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加快推进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在青藏高原建立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湿地生态效益补偿等制度。2008—2017年，仅青海、西藏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就达到246亿元，补助范围涉及77个县域和全部国家级禁止开发区，真正实现了保护者受益。
绿色产业稳步发展。多年来，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始终坚持保护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调整区域流域产业布局，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推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加快建立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青海省设立了柴达木循环经济实验区、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2个国家级循环经济试点产业园，园区示范带动作用明显。西藏自治区制定了《西藏自治区循环经济发展规划（2013—2020年）》，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依托高原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农牧产品生产加工、绿色能源生产和全域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绿色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日益加强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青藏高原生态环境本底敏感而脆弱，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较大，特别是1999年以来高原升温趋势更加明显。在有效控制人类活动强度的同时，应对气候变化成为高原生态环境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展望未来，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依然是大力抓好保护与修复，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为此，应继续实施好《青藏高原区域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规划（2011—2030年）》，利用新技术新手段开展高原科学考察，摸清生态环境家底，科学评估主要生态问题，实施更具针对性的生态保护与修复治理措施，深化生态文明机制体制改革，保护好青藏高原这片绿水青山，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留住“金山银山”。
（作者单位：高吉喜：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邹长新：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徐延达：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侯鹏：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