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风险社会（第16期）| 朱小黄：银行百年老店与保守主义
栏目介绍：现代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带来了快捷、效率 、透明、信息对称、舒适等人类的快感体验，但就在我们一心一意地享受这些快感的时候，工业、科技文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风险敞口也越来越侵入我们的生活。身处“风险社会”，人们该如何自处？《蒙格斯报告》公众号推出“风险社会”专栏，系统性介绍国内外先进的风险研究经典和最新研究成果，意在普及风险知识、传授风险管理方法，以期帮助读者更好地处理日常生活和企业管理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反思公司治理的核心价值
这次危机促使人们反思一个问题，虽然从企业管理理论来说，这是一个讨论了上百年的老问题，就是企业管理乃至公司治理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自从１1911年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发表《科学管理原理》以来，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现代企业管理科学得到了蓬勃发展，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理论和学派。虽然不同理论所持的观点和视角不同，但是从价值取向来看，过去多数企业还是以效率或者利润最大化取向为核心，真正关注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并不多。应该说，强调效率、追求利润最大化并没有错，但是过度强调势必要导致企业行为的短期化。近些年来，欧洲和美国在公司治理和经济伦理讨论上已高度关注这种倾向，提出了企业应如何关注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和伦理观。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再一次佐证了这一点。
针对这次美国经济金融危机，被誉为欧洲最有影响的管理大师弗雷德蒙·马利克认为：“美国的企业在过去20年当中，过于重视所谓企业的财务表现，问题就出在这上面。它们认为企业的目标就是赚钱，提高利润，实现所谓的股东价值。他们把钱看成了企业唯一的目标，这种认识是一种具有破坏性，也是非常愚蠢的理论。”马利克进而指出，高层管理者正确决策的唯一有效的定位指标是顾客效用和竞争力……股东价值和资产增值原则，一般涉及金融市场的指标，必须在企业管理中得到重视，但是不适合指导管理者的战略行动。
有人做过统计，1917年《福布斯》杂志首次公布的全球100强企业中，仅有13家生存至今。美国60%以上的企业平均寿命不到5年，超过20年的仅10%左右。中国企业平均寿命则更短，大企业一般5-10年，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仅3-4年。
基于有限责任机制的保护，企业倒闭对股东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很容易造成资源的低效乃至无效利用。企业破产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债权人、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甚至对整个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从企业社会公民的角度来看，企业不应该仅仅盯着利润的最大化，真正卓越的企业、有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必须在价值取向上有超越利润的追求。具体地说，在追求合理利润的同时，要为自己的广大客户、为利益相关者（而不仅仅是股东）、为整个社会增进福祉，并传承和发扬高尚的价值和美德。应该说，这也是当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唯有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才能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打造出坚实基础。对于企业个体而言，追求可持续发展与获得利润从长期来看并没有矛盾。
很多专家都注意到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在企业实际经营中，最想赚钱的企业往往不是最赚钱的企业，一时最赚钱的企业长期来看往往不是赚钱最多的企业（长期现金流折现后对比）。中国过去有“仁者无敌”的说法，实际上也道出了这个规律。在后危机时代，重温古人睿智的哲言、汲取百年乃至千年传承的智慧，是疗治“浮躁”病的一剂良方。
我认为，这次危机也可能成为对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体系进行反思的良好契机。
承载民族复兴的使命： 打造银行百年老店
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几十年市场经济历史中断，一些百年民族企业已经转到计划经济体制下，很多老字号商业企业难以持续经营。改革开放以后，不少过去的百年老字号如同仁堂、全聚德等在传承和创新的基础上，焕发出了蓬勃生机。很多在改革开放春风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包括不少民营企业，从快速做大到逐步做强，追求打造百年品牌，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商业银行持续发展的新目标
得益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银行业在改革开放后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不断深化改革，现代商业银行的治理架构和经营管理机制逐步确立，在国际银行业中的地位也得到显著提升。
在《财富》杂志评出的2008年世界500强中，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均跻身前列，分别名列92、125、145、155位。在做大、做强的基础上，下一步改革将何去何从？我认为，致力于打造百年老店是必然选择，具有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第一，从外部环境来看，当前正处于中国百年复兴的关键时期，为银行打造百年老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我曾对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的世界经济高峰转移规律进行过分析，发现总体历史脉络大致可分为“三个100年”：第一个100年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属于欧洲的世纪；第二个100年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属于美国的世纪；第三个100年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属于东亚（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纪。改革开放所激发出来的经济活力和增长潜力，使得中国当之无愧地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龙头。中国经济的崛起，为中国银行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可以说，这是难得的发展机遇。金融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中国，银行则是金融的核心。中国经济的百年复兴，需要有强大的银行作为经济的砥柱支撑，也需要有百年的银行来传承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和商业伦理。
第二，从银行自身情况来看，外科手术式改革已基本完成，而且在这次危机中受到影响较小，具备诸多有利条件。经过注资、剥离、重组、改制、上市，商业银行改制最艰苦的攻坚阶段已经结束，目前正处于深化改革、筹划和布局未来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次全球金融风暴中，中国银行业不仅避过了危机，而且保持了稳健的增长，在全球金融版图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基于战略布局的海外并购、人才和技术引进也处于非常有利的时机。可以说，商业银行从过去的“做大”（抢市场、拼规模）进入“做强”（着力提高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的阶段，已经有了一个较好的基础，为打造百年企业、全面提升企业内涵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第三，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要避免银行体系缺陷带来的后遗症，需要提前做好长远的规划布局。在促进银行快速发展的同时，容易掩盖银行内在的结构性缺陷。例如，日本在“二战”后几十年间经济实现腾飞，日本银行迅速地实现赶超英美。1986年《银行家》排出的世界1000家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中，日本银行在前10名中占了7席，而且囊括了前5名；同时，日本银行在海外大规模并购扩张。在享受经济发展红利的同时，日本银行却忽视了自身存在的包括公司治理、风险管控等方面的缺陷，错过了改革的最佳时机。当国际经济形势出现逆转时，银行体系风险迅速暴露，日本银行业不仅自身大伤元气，长时间一蹶不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拖累了日本经济。殷鉴不远，日本银行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汲取。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中国的银行业应该以更高的标准来定位改革发展目标，祛除浮躁和急功近利，自觉地承担起历史赋予的责任。
第四，在高速发展时期，防破产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首要任务。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的常态，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数据，自1854年以来，美国已经出现33个经济周期，平均大约5年一次。而从其他市场经济体的发展过程来看，这种经济的周期性循环现象屡见不鲜。在经济周期性变化的过程中，银行经营具有很强的亲周期性，在经济高涨阶段，企业需求旺盛、信用状况良好、银行扩张冲动较强；在经济萧条阶段，企业经营效益下滑、信用状况变差、银行惜贷倾向明显。
更为严重的是，在经济周期变化的过程中，银行往往成为各类损失的集中吸纳者，很多银行成为经济危机的牺牲品。据统计，2009年美国破产倒闭的银行数目达到140家，2010年的头两个月，美国破产的银行又增加了20家。这些银行破产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过多地承担了风险，积累了太多的问题。高速发展时期，对所有的经济组织的命运都是考验，与投资银行冒险性的经营方式不同，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基本任务就是保证银行生存，正确应付经济周期波动，增强银行抗周期能力。生存是发展之要义，从银行风险管理重要价值目标去探讨，“风险管理的最大价值是防止破产”，而不仅仅是逐利增值。
观赏“保守主义”美德：对传统怀有敬畏心
对传统保有一分尊重和敬畏，对于一个国家、民族、企业和个人来说都是一种必要的美德。置于历史长河之中，一个人的理性是有限的。长期传承下来的传统蕴涵着无数前人的智慧，包括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这种智慧远比一个杰出管理者的理性更为丰厚扎实；而杰出管理者的理性也只有植根于前人积淀的丰厚土壤基础上，才能结出成功的果实。对银行经营来说，所谓的“保守主义”就是指坚持遵守成熟的思想和规则，不做不符合原理常识的决策，在现有规则没有被证明无效之前，都要认真遵循。
对“保守主义”的误读
百年老店强调历史传承，强调对核心价值、原则底线的守护和坚持。这一点在中国企业经营管理中非常欠缺。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曾经经历了10年动乱，当时我们的文化曾被视为“革命”的文化，而革命文化被简单粗暴地理解为“不破不立”，摧毁旧的一切，否定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而是另起炉灶，“破四旧”、“打倒孔家店”，否定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否定推陈出新主张。在一张白纸上从头开始。最后往往是旧的破了，新的却没有能够立起来。这种“革命”的文化以破坏为进步，导致公共财富积累和文化积淀的断裂。这种革命理念渗透到很多企业经营管理中，许多机构（甚至很小的一个分支机构）领导更迭之后就热衷于改革，而改革就是以“革命”的气魄推倒前任的经验和建树重来，重新设计一套机制。领导更换了一茬又一茬，改革进行了一轮又一轮，最后积淀下来有价值的东西却少之又少，很多智慧和精力都消耗在周而复始的破坏和重构之中。老百姓用大白话称之为“瞎折腾”。
实际上，如果从词源上来分析，“革命”并没有“破坏”的意蕴。“revolution”一词最早源于拉丁文，隐含“回转、恢复原状”之意。或许是因为人们长久以来有这么一种潜意识，即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是回归到理想的状态，回到早先的美好时代。中国古代历次改革中对禹汤文武盛世的憧憬，西方文艺复兴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追溯，都隐约昭示了这层意思。而用“革命”来翻译revolution，最早是日本人，大致清末民初传入中国。古汉语“革命”一词源自《易经》，“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里“革命”讲的是顺应天象和“气数”，也没有“破坏”的含义。因此，以“破坏”来诠释革命，实际上是对革命的误读，几十年来，对中国的发展着实贻害不浅。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法治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要防止“革命”式的破坏，防止随心所欲地改变规则，维护社会运行的稳定预期。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保守主义”看成是顽固、守旧、迂腐、落后的代名词，并将其作为“进步”的对立面。实际上，这是对“保守主义”的误读，我们对人类发展中的独到洞察和理性的归纳总结，其宝贵精神财富和存量是否统统以追求创新和增量而被摒弃？我们需要思考：
第一，“保守主义”并不反对进步，并不排斥创新，而是强调传承，强调对事物内在规则的认知和遵守，反对“幻想”式激进变革。创新不是突破原理，而是原理的广泛应用。
第二，“保守主义”提醒人们要对传统智慧和经验保有一分敬畏。迄今为止，人类对这个世界存在太多的未知，而且在各个方面的未知远远大于已知，而能控制的已知更是少量，在使用而不确定的是大量。
第三，不做错的事情和只做对的事情同样重要。以“保守主义”的姿态对待事物，就会更谨慎从事。从审慎决策的意义上看，银行要善于对不符合方向的创新深思，以避免犯错，不做错的事情是做对的事情的前提。
第四，保守主义并不是故步自封。过去的经验法则要尊重，但并不是“祖宗之法不可改”，昨天与今天对于明天来说都是不可靠的，因此有时候要忘掉过去的真理和经验，米其林公司董事长有一句名言，“如果发现理论与事实存在矛盾，请忘掉理论，尊重事实”。有些成功的经验，只适用一定的环境，不能无限制推广应用。
学者刘军宁先生有一段很精彩的表述，摘录如下：“保守主义者认为……理性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与人自身的历史、经验和传统的联系。离开了后者，抽象的理性几乎是空洞无物，或荒诞不经，至少在人的社会实践领域是如此……人们必须尊重先辈的智慧，尊重传统、习俗和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弥补人类理性能力的不足，才能把理性的作用发挥到恰如其分的地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非常赞同“保守主义”的观点。
银行的保守主义守则
对银行来说，保守主义有四个方面的基本内涵：
第一，银行家的保守气质。银行家是银行的灵魂，有着对客户负责任的态度，坚守审慎经营的态度，银行家的气质修养塑造着银行的保守主义文化。银行家不是冒险家，他们的偏好应该是厌恶风险的。
第二，银行经营的稳健风格。风险的高度集中注定要求银行稳健经营。银行不做不符合规律的决策，不随波逐流，不突破规律，不被市场热点和利润所牵引。追求不合理的利益，往往不可持续。
第三，银行决策的有效制衡。如果汽车只有油门，没有刹车，汽车注定会坠入悬崖或者车毁人亡。银行是经营风险的机构，失去制衡就失去了长远的安全。
第四，决策思想坚守底线。对过去证明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方法，要一以贯之，对不熟悉、不了解的业务和产品，要先学习，掌握后推广应用。
通俗地讲，银行的保守主义就是要道法自然，要循守规律，遵从原理，崇敬传统，不违背规律办事，这是非常重要的守则。只有道法自然才能持久。道法自然体现的是一种态度，一种真正办银行的职业银行家的内在素养。
寻找百年银行的根基：普适价值和基本规则
究竟什么是商业银行长期持续发展的根基？显然是其所要坚守的基本价值体系。过去，我们在管理中更多地强调中国特殊国情和制度个体差异，实际上，全球银行业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其固有的内在规律。中国商业银行学习和借鉴这些规律，可以少走很多弯路。我们需要透过纷繁芜杂的现象，发掘和梳理构建百年银行需要遵循的普适价值和基本规则。
所谓的“普适价值”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在范围上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不仅仅只适用于中国的个别银行、个别地域；二是在时间上具有长期性，不仅仅适用于目前或者一段时间，而是应该永远坚守；三是得到理论和实践的充分验证。因此，普适价值也是一种“公约数”，表现为银行经营中高度趋同的底线和原则。
基本规则主要是经营管理中的一些有价值经验的归纳和升华，有些则是目前为止的一些银行“最佳实践”的归纳。
应该说，所谓普适价值和基本规则实际并不抽象，也不遥远，它渗透于银行经营、管理的日常活动中。但是，很多朴素的真理混杂在烦琐的业务规则中，往往容易在习焉不察中被淡忘，或者在利益抉择中被抛弃。因此，寻找那些银行百年老店所要遵循的普适价值和基本规则，也是后危机时代我们要做的一项非常基础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