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多地频发红包支持民企发展 民企称最关键是公平竞争
“应该兼顾市场公平原则的维护。”一位民企负责人直截了当地表示，应该更多地让市场成为民企发展的根本决定因素。
发真金白银的“红包”，成为地方政府支持民企发展最常见的手段之一。
近一段时间来，各地方政府针对民企发展密集出台了一揽子举措，聚焦在减税降费、放宽市场准入、鼓励民企参与混改、纾解民企融资困境等重点领域。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通过直接向受困民营企业“输血”的方式来支撑其“渡过难关”，成为不少地方政府的选择。而在具体实施方式上，不少地方政府将支持民营企业补贴与引导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人才引进等要求相结合。
比如，11月15日，山东省出台的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35条措施”中，就明确提出为支持民营企业创新发展，对成功创建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的企业，省财政给予每个符合条件的企业1000万-3000万元的经费支持。
“奖补政策的标准非常关键，不然亦会导致另一种不公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上海小微企业民企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民企的降费与补贴政策在推动民企发展壮大的同时，也要兼顾公平，特别是处理好上下游配套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
同时他表示，和短期的支持资金相比，他更期待的是进一步降税。这位企业负责人拿出一本打印着企业资金进出的储蓄簿，上面的资金划扣少则几百元，多则上万元。“降税对我们来说是更长期的利好”。
受访专家表示，在当前民营企业经营受困的情况下，通过降费、补贴等方式支撑其发展“无可厚非”，也是地方政府在现有“营改增”的税收制度下能够推行并实施的具体举措。“但从根本上来说，降费与补贴只是暂时性的政策，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掣肘民企发展的融资、成本与产权保护等问题，需要地方政府做更多的尝试与探索。”
降费、补贴“红包”不断
各地方正在快马加鞭地出台系列针对民企的新支持政策。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降费补贴成为当前不少地方政府出台支撑举措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地方政府通过一定程度地降低民企经营所需的电力、物流、租金等关键生产要素成本价格，来减少当前民企生产经营所肩负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地方政府直接通过向民企资金补贴的方式，对满足条件的民企进行“输血”式支撑。
深圳11月19日出台了《深圳市工商业用电降成本暂行办法》，预计未来3年内补贴工商业电价约125亿元，实现工商业平均用电成本下降10%。据深圳市经贸信息委预估，此次降电价将为深圳超过1.5万家企业降低用电成本。
近期同样“降费”的涉及到物流运输领域。10月29日，浙江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竞争力的若干意见》，其中对物流运输成本给出了一系列“降费”举措，提出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省属及市、县（市）属国有全资可控股的高速公路路段，对使用浙江省货车非现金支付卡的合法装载货运车辆试行通行费八五折；并鼓励其他高速公路路段业主同步试行通行费八五折优惠。
除了主动“降费”之外，不少地方政府近期出台的政策则更多地是聚焦在财政补贴领域，比如福建和山东两省。在山东，通过财政补贴引导企业创新发展，符合条件的企业最高则可以获得补助3000万元；而在福建，全省有近千家企业近200亿元研发投入获得补助，其中绝大多数为民企。
当然，领取财政补贴“红包”的关键是要符合地方产业发展导向。如山东省是根据开展“瞪羚、独角兽企业培育行动”，对认定创新型企业分档给予奖励和融资支持。福建厦门市则是对民企的研发投入费用的基础部分给予10%补助，增量部分给予12%的补助，以此来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发展高新技术。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金祥荣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当前民营企业经营受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通过降费与补贴等方式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也是在当前“营改增”税收体系下，地方政府主动有所作为的重要体现。
除了补贴降费，另一个更为直接的“输血”是组建上市公司纾困基金，比如山东将设百亿元纾困基金，首期规模约40亿元；上海设立百亿规模上市公司纾困基金等等。
“总体而言，地方政府的降费与补贴新政也仅是暂时性的政策。”金祥荣告诉记者，地方上出台的降费补贴政策属于短期政策，不少政策在出台的同时，也伴有“有效时限”。
生态是关键
短期政策终究不能完全解决长期问题。
在采访中，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相较于地方政府频频推出的降费补贴新政，民企则更加关注降费、补贴制度的平等性，以及市场的公平性等关键“生态”要素的创建。
“应该兼顾市场公平原则的维护。”上述民企负责人直截了当地表示，应该更多地让市场成为民企发展的根本决定因素。
金祥荣也表示，民企在融资难、融资贵等关键领域存在的问题并不是短期才出现的，而是长期的难题，这是由民企的“制度地位”所决定的。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徐奇渊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民企发展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平等问题，主要包括相关市场准入的放开、金融市场上国企所具有的隐形担保对民企构成的“挤出效应”等。
“尤其是对于一些新兴产业的中小企业而言，无法提供传统的融资抵押。”徐奇渊告诉记者，当前中小创新型企业成为民企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在推动支持这类企业的发展过程中，除了降费补贴之外，更需要关注的是如何来维护这类企业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
此外，不少具有创新与发展实力的民营企业则更多地是关注留住人才、知识产权保护、行业交流渠道以及企业信用等关键领域。
一位从事大数据服务行业的民企创始人则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一方面，专利和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力度明显还不够，目前很多都需要民企自己去争取，缺少真正方便高效的支持平台；二是行业间交流渠道的不畅，导致涉及人才培训、行业标准、行业规则和上下游产业链的打通等问题无法得到持续有效地推进；三是信用机制还未完全建立，特别是推动部分国企和地方政府建立诚信机制等领域。
“这些都是目前民企发展真正面临的关键创建要素。”该民企创始人认为，相较于降费补贴等新政，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更加至关重要。
他也明确提出，最终应该让市场成为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要素。
“如果企业家总是需要政府给予扶持、关照，那反而未必是健康的模式。”徐奇渊总结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