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段永基 民企是中国改革先锋
应该全面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加快改革进程。只有这样，中国的民营企业才能迎来发展的春天，中国经济才能稳步发展
《财经》记者 马国川 | 文 苏琦 | 编辑
“目前从我接触的民营企业来看，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形势很严重，”四通控股董事长段永基说，“坚定民营经济的信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中国当代民营经济发展史上，“中关村模式”占有重要位置，而段永基则是“中关村模式”的代表人物。早在1984年他就“下海”和同事们一起创办了四通公司，是中关村公认的“村长”，在民营企业家中享有很高声望。
9月初，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这位72岁的企业家回顾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在他看来，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私有制是创造财富的重要驱动力，产权制度是创造财富的关键驱动因素。
段永基认为，中国处在一个伟大的转型过程中，民营企业一方面要为改革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核心技术的创新。作为一名企业家，段永基呼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实际行动驳斥各种谬论，切实推动改革。”
段永基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应该全面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加快改革进程。只有这样，中国的民营企业才能迎来发展的春天，中国经济才能稳步发展。”
（“中关村模式”的代表人物,四通集团董事长段永基。摄影/本刊记者 黎立）
“知识是可以创造财富的”
《财经》：据我们所知，最早“下海”的是“文革”后返城的知青，政府为了减轻就业压力，允许他们自谋出路。1984年又出现了在国有单位的正式员工“下海”、成立公司的现象，这是为什么呢？
段永基：因为到1984年农村改革取得了成功，农村改革经验引进城市，城市改革由此展开，流行的说法是“包字进城，一包就灵”。另外，当时有一本书《第三次浪潮》非常热，它指出世界上出现了第三次技术革命，技术可以产生价值、创造财富，这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民营企业。
《财经》：具体到您个人，为什么有勇气下海呢？当时您在什么单位工作？
段永基：1967年我从清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航空部下属的一个研究所工作，属于真正的“铁饭碗”。1984年，北京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提出，动员一些知识分子辞去公职，不端铁饭碗，只端泥饭碗，办公司试试看。我被动员辞去公职。当时不允许党员辞职，如果硬要辞职就开除党籍。贾春旺同志讲了一句很著名的话：如果因为参加四通开除党籍，到四通以后重新发展入党，党龄连续计算。
《财经》：在民营经济发展史上，四通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公司。为什么叫“四通”呢？
段永基：一个是取“四通八达”的意思，另一个和海淀区四季青乡政府有关。当时我们这些辞去公职的科技人员没有钱，政府也没有一分钱投入，就向海淀区四季青乡政府借了2万块钱，办起了公司。乡政府是有胆略，但是没眼光，因为一年后让我们还清了，所以没有股份。当时只有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私营个体，办公司必须得挂靠。四通最早成立的时候就挂靠在四季青乡政府。
《财经》：联想公司也是1984年成立的。当时在中关村出现了一批公司，被称为“中关村模式”。
段永基：民营经济有三个模式：一个叫“苏南模式”，一个叫“温州模式”，第三个就是“中关村模式”。那时候民营企业蓬勃发展，似乎一夜之间，中关村就冒出来很多公司。中关村模式的诞生有两个原因：一是允许个人脱离集体去创业，二是知识分子比较多。中关村的公司里都是知识分子，许多人都受到了《第三次浪潮》的影响，当然也受到了浓厚的改革氛围的鼓舞。
《财经》：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当时的社会氛围怎么样？作为最早丢掉“铁饭碗”的下海者，您当时有什么样的感受？
段永基：并不像现在人们想象的那样顺利，因为许多人的思想仍然被旧观念束缚着，不承认私有制的合法性。一个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历来就认为“无商不奸”，鄙夷商人；另一个是革命哲学的教育，认为资本是万恶之源，资本家都是坏蛋。社会的普遍认识是，好人都是政府负责安排工作。
我们注册公司的时候，北京就流行一个说法，只有“两劳人员”办公司。劳改释放和劳教释放这两类人属于坏人，政府不负责安排工作，他们没有出路，只好去办公司。所以我参加四通以后，儿子上学登记家长单位，我说别登记我，登记你妈妈单位。原来冷冷清清的中关村，突然出现那么多公司，也遭到了非议。有舆论说，中关村是“骗子一条街”。海淀区政府反复向媒体宣传，中关村不是“骗子一条街”，是“有骗子的一条街”。
《财经》：在这种情况下，四通公司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段永基：四通不像联想，没有国家科研院所做依托，上世纪80年代主要致力于办公自动化产品的开发经营。我们这种企业没有资格贷款，银行不给贷款，没有外汇和进出口权。不过一些国有企业、政府部门还是蛮开放的，最初我们跟国家科委借钱。后来业务发展了，就向中科院的“科海公司”借钱，再后来还向中信公司借过3000万美元。
人的本质是某种精神、某种信念的载体，办企业也是要有精神的，四通的精神支柱一条是创新开拓，一条是百折不挠。我们和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企业合资，引进管理经验，实现了高速发展。上世纪80年代四通每年利润增长300％，1986年成立了集团公司。直到90年代初期，四通集团收入雄踞中关村科技公司的榜首。一个大学毕业生第一个月工资，比工作几十年的爸妈都多。我们用事实说明，知识是可以创造财富的。
“民营企业是改革的先锋”
《财经》：在上世纪80年代，民营经济一方面不断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又经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打击。例如典型的“傻子瓜子”事件，一个普通公民因为瓜子炒的好，多雇了一些人，就被视为“剥削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段永基：假如没有邓小平说话，“傻子瓜子”恐怕早就完了。邓小平讲过三句非常有影响力的话，一个叫作“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二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第三个是对“傻子瓜子”事件的表态，“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这三句话克服了好多政策障碍，更重要的是开启民智，解放思想。这三句话蕴含着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就是给每个人机会，允许社会成员自己去发财致富，这完全符合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规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一章第一句话就说，什么叫政治经济学，国家管理的核心是什么？就是给全社会公民以平等的发财机会。所以，小平同志那三句话从这个理论上、从思想上清除了障碍。特别是1992年的南巡讲话，为中国改革指明了方向。
《财经》：1992年是中国的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节点，因为中共十四大承认了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出现了下海创业潮。
段永基：此后民营经济的压力就少多了，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虽然四通公司因为不懂得现代的企业经营管理，后来走了下坡路，但是一大批民营企业诞生，也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企业家。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在GDP中的份额越来越大，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财经》：在这个过程中，民营经济仍然不时遭到非议。特别是在2005年前后的改革大争论中，关于私营企业“原罪”的议论一度盛行。作为企业家，您怎么评论“民企原罪论”？
段永基：首先，原罪这个词非常不准确，它出自于宗教，是与生俱来的罪。凭什么说民营企业与生俱来就有罪？其次，非法获得财富确实是罪，少数民营企业可能有，但不是所有民营企业都有，凭什么认定所有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有问题？这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说法是荒谬的。另外，一些民营企业违反当时不合理政策，这些政策后来成为改革对象。所以这些民营企业不但没有罪，反而应该给予鼓励。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民营企业是中国改革的先锋。
举个我的例子。1984年底，四通公司大概赚了100万元，当时很多老专家写信告我们有罪，最后查来查去，走私贩私、倒卖外汇、倒卖物资都没有，就说我们违反物价政策，要罚90多万元。因为当时物价政策规定，进口商品只能加价20％，超过算违法。我和北京物价局局长争论，这个规定本身就不合理。
《财经》：在争论民营企业原罪论的时候，您曾担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段永基：工商联一直坚决地支持、保护民营经济发展：一是进行政策呼吁；二是促成了政策调整，例如2005年、2010年的两个“非公经济36条”，都是全国工商联和社会各界共同推动的结果；三是法律保护。我曾被工商联派去担任中纪委特约监察员，当时给我的任务就是为民营企业说话。我给中纪委领导写过一个报告，提出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有本质区别。刑事犯罪对社会有即时的危害，经济犯罪没有即时危害，所以对企业家涉嫌犯罪，应该学习香港，在没有审判之前，建议不要采取抓捕措施，因为一旦被抓，民营企业停摆，就会造成社会失业，对国家也是损失。在工商联的支持下，这个报告起了一定作用。
“推动改革是政府的当务之急”
《财经》：中国改革开放40年里有一个奇怪现象，总是隔一段时间民营经济就遭遇舆论的质疑，乃至攻击。前一段就有“民企退场论”等说法。这是为什么？
段永基：因为对民营经济仍然有很多认识上的障碍，没有得到彻底清理，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对私有制的看法。不管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看，还是从人类5000年的历史来看，或是从过去100年以苏联为首的大规模的公有制实验结果来看，私有制是创造财富的最好驱动力，产权制度是创造财富的最关键驱动力。但因为人的禀赋不同，私有制容易造成社会不公，这一点正好触犯了崇尚“不患贫而患不均”的传统文化。
为了避免贫富分化悬殊，政府应该通过社保、税收等政策进行调节。但因为中国是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国家，系统性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在解决贫富分化问题上跟不上。对于通过少量财富就能够暴富的现象，没有通过政策及时进行调节，也造成了对私有制的戒心和偏见。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我们完全可以既保护私有产权，保证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又通过各种政策进行调节，来解决贫富分化问题。
《财经》：前不久还有人说，共产党的目标是消灭私有制，也产生了极大的社会震动，这个说法的片面性何在？
段永基：《共产党宣言》里确实是这样说的，但那是终极目标，绝非现实需要。如果现在就消灭私有制，将对中国经济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目前从我接触的民营企业看，面临各种压力，形势很严重。坚定民营经济的信心是个很大问题。今年以来，中央出台了保护私有产权、支持鼓励企业家等文件，都很有现实意义。关键在于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实际行动驳斥各种谬论，切实推动改革。
《财经》：改革开放40年以来，民营经济突破各种困难，自身得到发展壮大，成为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展望未来，您对民营企业有什么希望？
段永基：民营企业必须认识到，中国处在一个伟大的转型过程中，从计划经济体制向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还没有结束。民营企业除了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方面作贡献，也要对改革事业、开放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勇为改革添动力。因为营商环境不好的话，企业也发展不了。改革不到位，没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有民营企业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
其次，民营企业要高度重视核心技术的创新，尤其是原创技术的创新。现在浮躁和浮夸之风盛行，从企业、科研机构蔓延到高校，令人担忧。要在原创技术上创新，一定要克服各种浮躁和浮夸，不被别人发财致富所诱惑，目光短浅地追求短期效益。同时也要经受得住各种磨难，特别是在现阶段，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还没有完全建立，产权保护制度还不完善，创新的知识产权可能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侵蚀。所以必须在原创技术创新方面投入更多的决心和资源，才有可能成功。
《财经》：您提到的推动改革和保护知识产权问题，其实都是政府应该做的。
段永基：保护产权是政府应尽的责任。产权制度是人们创新、创业、创造财富的最重要的推动力，政府必须完善各种制度，建立法治，提供强有力的产权保护，才能安定人心。
推动改革是政府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是通过改革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商品的生产销售等市场化之外，资源配置也要市场化。如果资源配置不市场化，就不可能是完善的市场体制。比如香港曾有个著名的百富勤公司，后来破产了，因为它买了苏哈托儿媳妇掌握的出租车牌照。这是典型的权贵配置资源。后来苏哈托下台，百富勤公司失去了出租车牌照，亏损破产。这件事说明，如果资源不是由市场来配置，而是由权力来分配，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应该全面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加快改革进程。只有这样，中国的民营企业才能迎来发展的春天，中国经济才能稳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