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内部挖潜 武汉社区矫正以一“盯”百
□ 本报记者 刘志月 本报实习生 刘欢 本报通讯员 王继明 马文慧 文/图
叶青这次挑战看图识人,让观者着实替他捏了一把汗。
社区重点服刑人员头像在屏幕上飞速闪现。10秒后,叶青喊停。
根据大屏幕上定格照片,叶青必须当场报出其姓名、罪名、社矫帮教情况等信息。
这一次,叶青挑战成功。
叶青是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社区矫正专职社工。
武汉市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局近日组织全市社区矫正执法技能比赛。全市各区分别由1名社矫局公务员、1名司法所公务员和1名专职社工组成13个代表队参赛,通过现场抽题共同答辩方式,分析一个重点人员、研判一个重要案件、讲述一个执法故事。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社区矫正执法技能比赛是武汉提升全市社区矫正工作队伍业务能力和专业水平的重要举措之一。
自社区矫正制度确立以来,基层力量薄弱,队伍专业化程度低,社区矫正执法工作不够规范等是其固有顽疾。武汉市通过内部挖潜,探索不断提升社区矫正法治化、专业化水平之路。
以制度织密运行体系
11章174条2.2万字。
在武汉市社区矫正管理局,记者看到新修订的《武汉市社区矫正实施细则》。2012年,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武汉市公检法司联合制发《武汉市社区矫正实施细则(试行)》,2014年修订。随着形势发展和工作中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2017年9月,武汉市社矫局再次启动实施细则修订工作。
这部今年7月出台的新实施细则,内容涵盖社会调查评估、交付衔接、入矫管理、监督管理、教育帮扶、奖励惩处、社区矫正终止等执法各环节,并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作了专门规定。
“当前社区矫正的执法依据,来自由两院两部联合出台的规范性文件《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该办法对社区矫正执法主体的身份定位、权限设置等没有明确规定。”武汉市武昌区司法局积玉桥司法所副所长徐丹说,法律制度的不健全让基层一线工作者在执行社区矫正具体工作中有时会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全靠个人理解,风险大、责任重。为此,武汉市社矫局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狠抓制度建设,规范工作流程,全方位打造涵盖社区矫正执法要求、操作性强、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针对执法行为不够规范问题,武汉市司法局制发《社区矫正刑罚执行主要项目及执法流程》,规范执法标准和执法流程,统一执法文书格式和档案样式。
针对区级社矫机构建设缺乏统一标准问题,武汉市司法局印发《武汉市区级社区矫正机构建设指导规范(试行)》,从内设机构、功能设置、管理模式、工作标准、设计标准、审核认证等6个方面,对武汉市区级社区矫正机构建设标准和运行机制作出全面规定。
“武汉市自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针对执法中的薄弱环节和空白点,先后出台了40余项工作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改完善,确保社区矫正各项工作有据可依、有章可循。”武汉市社区矫正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田汉国说。
以学习提升专业水平
“学习”,是武汉市洪山区张家湾街司法所郭俊峰2018年的一大关键词。
在武汉市社区矫正安置帮教课件展评技能比武活动中,郭俊峰制作的《审前社会调查评估路径》从全市23部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历时3个月的评比,原本精通法律的郭俊峰又成了同事口中的“PPT大神”。
不仅郭俊峰,对武汉市391名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人员来说,“学习”同样是2018年的关键词。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和“不断提高假释比例”要求在汉落地,危险驾驶等轻微刑事案件适用社区矫正比例不断攀升,社区矫正工作日趋繁重。与此同时,由于岗位待遇低,武汉的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流动性大,难以留住人才,社区矫正执法力量正规化、专业化还达不到要求,在法治思维、执法规范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
公开数据显示,武汉市专职社工与在矫社区服刑人员以及刑满释放人员比例为1:116,人少事多的矛盾十分突出。在编制、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如何缓解这一矛盾?武汉市社区矫正管理局致力于内部挖潜,持续开展深入推进“纪律作风大整顿、全员岗位大练兵、工作技能大比武”三大活动,着力提升全市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队伍的业务能力和专业水平。
武汉市社区矫正管理局在全市社矫系统开展“我为社矫献一策”征文活动,面向全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征集好建议、好意见、好对策。
武汉市社区矫正管理局分5期组织全市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人员开展《武汉市社区矫正实施细则》专题培训,全面梳理社区矫正规范化执法的重点环节和风险点。
选树正面典型,每两年组织开展“十佳干警”“十佳社工”“十佳志愿者”评选活动,激发社区矫正队伍的职业荣誉感和事业心。
在先期试点授衔的基础上,抽调戒毒民警派驻到13个行政区、2个开发区(功能区)参与社区矫正工作,逐步强化区级执法力量配备。
武汉市社区矫正管理局还建立了全市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暨规范化执法异地交叉巡查机制。
今年11月下旬,汉阳区社区矫正管理局局长熊文带队检查市社矫局相关工作。“区局检查市局对我来说是第一次,与其说是检查,不如说是交流学习。通过交叉巡查,我们走出自己的天地,这也有助于我们今后开展工作。”熊文说。
以信息化打造“智慧社矫”
19到0。
这一数据变化让武汉市武昌区社区矫正管理局局长戴小颖高兴不已。
“去年一年,我们仅因不假外出就下了19份警告。自从今年给全区218名社区服刑人员佩戴电子腕带,再没有发生一起不假外出。”戴小颖说。
监管安全是社区矫正一大难题,世界军人运动会明年将在武汉召开,监管安全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社区矫正最怕什么?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这个压力可太大了!我左边的头发是在办公室写材料写白的,另一半就是专职从事社区矫正管理工作后白的。”戴小颖笑说。
在当前信息化、开放式矫正环境中,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的风险与日俱增。与此同时,信息化也给社区矫正规范化管理带来新机遇。
“以前主要通过定位手机来掌握矫正对象的行踪,但定位手机与社区服刑人员不能有效捆绑,人机分离现象时有发生。”戴小颖介绍,电子腕带采用多重混合定位方式,能够实时掌握被定位人员的日常行踪,出现异常及时报警备案,大大提高了定位精准度和监管效率。
在武汉市社区矫正电子腕带跟踪管理系统上,记者看到,每名社区服刑人员都是一个蓝色的箭头,而武汉市行政区域则被红色电子围栏圈住。一旦“蓝色箭头”违规走出“红圈”,系统就会立刻报警；如果社区服刑人员暴力拆卸电子腕带,系统同样会发出警报。
电子腕带是武汉实施“智慧社矫”工作模式的最新成果。武汉是全国较早将信息化、科技化手段应用到社区矫正工作的城市之一。2009年,“武汉市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信息化管理系统”建成投入使用；2017年,建成社区矫正衔接管理平台,实现了与公安、法院、民政等部门的数据共享；2018年,建成武汉市社区矫正电子跟踪管理系统,集成了身份验证,实时定位、跟踪管理、历史轨迹查询等信息化管理功能。目前,武汉已实现武昌、洪山、江岸等区的电子腕带佩戴工作,预计在年底实现全市服刑人员电子腕带的全覆盖。
在武汉市江岸区社区矫正管理局副局长何金波看来,大力推进“智慧社矫”,既是落实治本安全观的基本要求,也是未来社区矫正工作发展的方向,必将推动社区矫正中心规范化建设,形成社区矫正线上线下联动,全面筑牢社区矫正安全监管防线。
引入社会力量形成合力
“棒哦!”
11月20日11时34分,尹梦瑶高兴地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武汉市社矫局官方微信“社区矫正纵横”的一条消息——“【洪山】社区矫正大学生志愿服务在全省推介。”
尹梦瑶今年大四,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社矫服务团前任团长。入校以来,尹梦瑶经常和团员们参与武汉市洪山区司法局组织的社区矫正活动。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是社区矫正工作的显著特征和必要条件,也是实现社区矫正专业化的必由之路。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由于整体上社会认知偏低、文化观念差异、制度保障不足等方面的原因,社区矫正工作中社会力量参与力度并不够。
武汉因地制宜,借助教育资源丰富、大学生人数众多的区位优势,建立大学生志愿者信息库,积极引导高校社团组织、教师和大学生深度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大学生志愿服务团队深入武汉市各区,与司法所建立对口帮教联系点,采取订单式、定向式服务方式,有效提升了教育帮扶质量。
据不完全统计,武汉市现已组建起一支3210余人参与的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其中在校大学生是主力。
此外,武汉还积极购买社会服务,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近年来,武汉以社区矫正执法规范化建设为抓手,坚持刀刃向内,通过内部挖潜,提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执法能力和法律素养,有效提升了社区矫正专业化、信息化、社会化水平,正在努力开创新时代社区矫正工作新局面。”武汉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关太兵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