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巨人的成熟：1941年毛泽东战胜斯大林
摘要：1941年的毛泽东已经不是1934年血气方刚的红军指战员，而是冷静老练的政治领袖，面对斯大林在中共党内根深蒂固的影响，毛泽东以等待和迂回的大智略成功应对。事实上，直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东顾不暇，毛泽东才真正开始清除苏俄在中共内部的影响；而且这种清除行动，是打着尊重斯大林思想的旗号予以推进的，这既避免了党内的思想混乱和分裂，又成功地达到了目的，更杜绝了苏俄方面干涉的借口——堪称政治成功的典范。
据上文《毛泽东的谋略：釜底抽薪击败最强政治对手》所言，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毛泽东成为中共确定无疑的领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政治地位的彻底巩固。
一方面，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意识形态领域缺乏权威，这对其政治权威构成不可低估的潜在威胁。由于毛泽东缺乏马列主义经典教育的熏陶，再加上当时中共的意识形态偏向于在马列恩斯经典的架构下进行解读，这就使得中共的意识形态领域长期被王明、张闻天、博古等精通俄语的留苏学生所支配，而毛则长期被排斥其外。
1938年，中共党媒《新华日报》拒绝刊登毛泽东文章的《论持久战》；1940年，中共宣传部也仅仅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当做“临时的策略教育和时事教育，列入政策文件看待”；由于缺乏意识形态权威，据1944年的《康生在中央党校的报告》记载，康生曾表示毛泽东甚至不敢到中央党校做报告。
在缺乏意识形态权威，以及共产国际强力制约的情况下，毛泽东对党的领导能力随时面临着潜在的挑战。1941年10月，王明挟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挑战毛泽东的权威，即证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打破中共党员对所谓“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迷信和共产国际的盲从，毛泽东才能真正彻底实现中共的中国化，同时巩固自身的政治基础。不过，要想达成这一目标，毛泽东就必须尽可能地避免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干预。
对于这种整风运动期间谨慎现实的迂回策略，毛泽东后来就解释说：“整风实际上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错误。但是关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我们是一字未提”（《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的谈话》）很显然，毛泽东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斯大林并未真正干预毛泽东的整风运动。
总结
面对曾经让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王明等中共领袖身名俱灭的斯大林，是当时的毛泽东难以力敌的强劲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毛唯有借助时间的力量和迂回的技巧方能化解。
“若杜鹃不啼，待之莫须急”，时运不成，奈何？等之可也。此乃德川家康夺取天下的中轴之策。同样，自1938年以来，斯大林多次粗暴干预中共事务（如皖南事变），但毛唯等到1941年苏德大战时方才真正致力于肃清其影响，其隐忍之耐心着实令人钦佩，蒋中正所言之“毛泽东善忍令人恐惧”，果如其言乎？斯大林固然粗暴，但鉴于当时其对中共的影响无处不在，毛唯有采取表面尊重的迂回策略，方能杜绝其干预的可能。这才是真正大政治家才能具备之洞穿全局的大智慧啊，那些孤芳自赏的小聪明是不可能做到的。
从这个角度看，1941年的整风运动，不仅仅奠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更意味着一位历史巨人的真正成熟。
对于中共这种意识形态极为重要的政党来说，在意识形态上缺乏主导地位，无疑将给毛泽东带来一个确定无疑的现实政治挑战，即：在中共各个重大事务中，是留苏学生，而不是毛泽东决定着评判对错是非的标准，这个缺憾本质上是一种无法回避的政治风险。1932年，在江西苏区，博古等留苏学生即是以马列主义权威的身份对毛泽东进行打压，最终剥夺其权力。这样的经历，使得毛始终感受到树立自身党内理论权威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按照中共过去的政治架构，毛泽东之前的中共不过是斯大林控制下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服从共产国际的指挥写在了此前中共的党章之中。王明在《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中就曾指出中共的政治性质——“中国共产党有以斯大林为领导的列宁主义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这就使得毛泽东的决策始终受到了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方面难以抗拒的管束。1941年1月，皖南事变（知识点），毛泽东力主立即对国民党展开军事报复，但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征得斯大林同意之后，于2月6发出的一封命令电报迫使毛选择了与国民党妥协。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大举入侵苏联，苏军一败涂地，斯大林自顾不暇，无力经营中国革命事务，毛泽东终于等来了绝佳的政治机遇。7月1日，毛泽东主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标志着毛开始有资格对其他中共高级干部进行严格的管束；紧接着，中共中央又通过《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中共干部“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相互脱节的恶劣情况”，此举在破除对共产国际指导迷信的同时，也为树立毛泽东意识形态上的权威地位做出铺垫；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宣布整风，开始在中共全党肃清“教条主义”的政治影响。
与此同时，为了防止来自共产国际特别是斯大林的干预，毛泽东采取了策略性的政治措施，在整风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尊重斯大林的权威，消弭其干预的籍口和动机。比如毛泽东亲自圈定的整风学习文件，主要都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领袖）等的著作；在谈到整风目的和对领导干部的要求时，毛泽东也以每每以斯大林的话作为标准；与此同时，毛还谨慎对待苏俄的反应，力避两党关系出现不必要的恶化——据《弗拉基诺夫转毛泽东与季米特洛夫的电报》记载，当1944年季米特洛夫提醒毛泽东注意中共党内对苏联的不健康情绪时，毛对此专门去苏联联络员住处做解释工作，并“担保两党关系不变”。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这标志着斯大林管束中共的合法基础已经消失，毛泽东的政治上级不再存在，中共开始逐步走向独立。对此，中共亲苏领袖王明叹息道，“毛和他的拥护者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的双手被解放了，道德责任感也不会有了”（[RCPSMH，495/74/333）；《解放日报》对此发表社论《论共产国际的解散》，称“（中共）能够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独立地创造性地……决定自己的方针、政策和行动”；7月5日，王稼祥更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将其与马列恩斯并列，全面确立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统治地位。
从此，毛泽东的权力终于摆脱了斯大林的阴影，其领袖地位再未被动摇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