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赵晓：文明冲突和大历史视野下的中美贸易战：中国痛失第三次发展机遇期？
中美贸易战：文明的冲突与中国的出路！如何闯关“历史三峡”？
文/经济学家 赵晓：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曾任国家经贸委研究中心、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北京大学-世界银行研究员、地产商。被认为是中国目前最活跃、最有影响的青年经济学家之一。
中美贸易战，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经济危机。
鸦片战争时，英国人几艘战舰，就将我们打回原形。
中美贸易战，世界第一的美国几块芯片如同当年英军的几艘战舰，一下子就将我们打回原形。
原因：我们制度落后、文化落后，文明程度、综合国力也不如人。
今天的中国，仍受到“万历十五年”之文明困境的锁定，“逼人”的使命就是要走出“万历十五年“之中华传统文明宿命，在中西文明融合的基础上建构“新中华文明”，完成现代文明转型，而中美贸易战正令这一伟大历史使命面临严峻考验，中国现代化进程亦面临再次中断的危险。
众所周知，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从美国“联华抗苏”开始的。
中国从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反水，成为美国打赢冷战、解体苏东的转折点。
若问“苏东波”之觞，究竟是谁扔了最大的一枚深水炸弹，答案其实是中国……
而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是否支持中国融入其领导的全球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仍经历了长久争论。
最终，“对华接触”派胜出。
然而，在2015年的新一轮中美关系的盘点与讨论中，美国智库形成了新的共识：中国并没有兑现当初加入WTO的承诺！
2016年12月12日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周年，中国原本期待在这一天成为WTO协定下的“市场经济”国家，美欧日从此终止在反倾销中使用“替代国“价格的做法。
然而，结果却是，美欧日等西方大国全都认为中国政府干预过多，拒绝承认中国是经济国家。
可以说，中美贸易战的导火索，在这一天就已经埋下了……
在美国看来，中美经贸关系不正常，关键不在于贸易顺差太大，而是中国没有兑现承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与美国模式、美国道路截然对立。
中国鼓励自己的养羊跑到美国的草场去吃草，晚上还去偷美国的饲料，回头还笑话美国不会养羊，还要把跟随美国的羊带走，这样的一个局面绝对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
那美国的战略就要调整，放弃“对华接触”战略，转而跟中国摊牌，你把你的羊牵回去，不许再偷吃我的饲料……
那中国为何不按美国期待的方向走呢？
中国自有自己的想法和道理，认为，国情特殊，不按美国所定的规则束缚自己，才是发展捷径，“乱拳打死老师傅”就是聪明；
但在美国看来，游戏必须讲规则 ，不守规则就是不公平竞争，就不能跟你玩。
同时中美双方立场、理念、文化不同，在发展模式、发展道路、意识形态上也存在根本差异。
“十八大“之前还好，中国遵循韬光养晦方针，不太强调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
十八大后，中国提出“三个自信”，在国际上推出“一带一路”战略后，进而强调“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叙利亚、伊朗等问题上也与美国不和。
“一带一路”战略连同“四个自信”，也被西方解读为中国意欲在国际上扩张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全面挑战美国模式和美国道路以及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在模式、道路、理念上，美国固然与中国有根本分歧，西方其他国家包括欧盟、日本和澳大利亚等最终也会选边站在美国一边，就连印度预计也会加入印-太体系。
中美贸易战发展到战略之争即所谓“新冷战”，这对中国显然是不利的。
目前，站在中国一边的，大抵是得到中国好处的发展中国家、小国以及向中国出售资源有求于中国的国家，能量相对有限。
旧冷战一共持续了43年，整整几代人都是在冷战阴影下成长起来的，包括基辛格在内，都认为冷战会是人类的长期生存状态，仅此一点，可想“新冷战”可不是轻松说说而已。
中美贸易战还牵涉到中西文明冲突的层面。
而所谓“文明的冲突”即价值观的冲突，则很少被双方媒体做真正深度的解读，但这一层面的矛盾才是决定中美关系的核心与关键，相比之下，经济贸易以及发展模式都还只是手段，最终都要服务于文明追求。
然而，无论中国美国，对这一层面的解读相当缺乏。
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中国走上向西方学习、市场转型的道路，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不战而屈人之兵，可以说大胜之。
西方因此弥漫着乐观的情绪，一个标志就是亨廷顿的学生弗朗西斯·福山1992年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著作。
亨廷顿不认同福山的观点，他指出，人类的本性是要寻找对手甚至敌人，否则人类也不知道谁是朋友。
这听起来很想我们经常讲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说法。
亨廷顿进而提出，意识形态的冲突过去之后，取而代之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文明冲突将是未来冲突的主导模式”成为他的主导论点。
“文明的冲突”观点出来后，遭到许多人包括笔者尊敬的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当头棒喝，被斥之为新种族主义。
亨廷顿在中国更是恶名昭彰、不受欢迎，左派指控“文明冲突”论是帝国主义的最新翻版；右派嫌他打破了全球化天下大同的美梦。
然而，2001年美国“911事件”的爆发，让所有的人都看到，姜是老的辣，亨廷顿的确眼光独到，犹如世界的“先知”，已然洞察到这一切。
其后，亨廷顿又写了《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
他指出，“文明的冲突”不仅仅发生于不同的文明板块之间，也临到了美国国内，当大量外来移民特别是拉美移民和穆斯林移民进入后，“美国国家认同（identity）”正受到各种“挑战”，将发生“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的这一观点，很快就被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所印证。
作案者乔卡·沙尼耶夫本是从车臣来的穆斯林移民，得到过美国的照顾以及许多好处，但他认同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斯兰。
相反，他的理想是消灭美国，他在游艇的壁上写下了“Fuck America（操美利坚）”几个大字……
中国和美国形成文明冲突的情况也是这样。
不是说中国从美国赚了钱，发了财，中国人就必然感谢美国。
情况可能是相反的，中国人有钱了，会对于自己国家和文化有更大的自豪和认同，因此反而会变得瞧不起美国，敌视美国！
美国也是如此，中国弱小时无所谓，但当看到一个与美国异质文化的大国崛起，将主导亚洲及全球事务时，美国难免充满怀疑甚至敌意。
对于中国与美国以及整个西方可能形成的文明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有一番猜想。
他的观点非常独特：并非单独的中国对美国地位形成挑战，而是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形成挑战——东方文明主要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
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合作，将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明形成巨大的挑战。
而各地文明在应对西方文明（西方化、现代化）的挑战时，主要有三种主张：
1.全面拒绝（封闭主义）：如中国晚清、最初的日本以及今天的许多伊斯兰国家；
2.半推半就（改良主义）：如中国晚清的“洋务运动”以及今天改革开放的中国；
3.全盘西化（开放主义、基马尔主义）：积极拥抱现代化和西方化，代表是奥斯曼帝国创建的新土耳其以及“脱亚入欧”的日本；
最后，各地文明演变的整体情况通常是：较多的现代化（硬件升级）+较少的西方化（文明升级）。
比如，今天的中国就是这样，一方面我们积极拥抱西方的工业文明、科技文明，但另一方面，我们较难接受西方的制度文明，很难接受西方的“普适价值”，拒斥西方的信仰文明（如199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国近些年来的拆十字架运动）。
也就是说，器物层面我们接受西方，制度层面我们半中半洋，文明内核我们坚持自我。
（没有走出清末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窠臼，编者注）
这是一种类似于身心灵的割裂或者电脑软硬不兼容的状态 ，较多的现代化+较少的西方化必然导致多极“文明”崛起，最终令世界走向“文明的冲突”。
文明的冲突的另一原因是西方的衰落，在领土与人口，经济产值，军事能力等上面，西方世界相比于非西方世界，都呈现衰落之势。
这也使得西方文明不能继续主导世界，“文明的冲突”最终成为必然。
中美贸易战也正是如此。
习惯于找竞争对手的美国已然确定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
这可以说是自尼克松总统以来，美国对中国定位的最大变化，中美关系已然发生逆转。
以中国文化和惯性思维，我们一时实在很难消化掉美国这一战略转换。
中国人也很难理解，川普访华该吃吃、该喝喝，能么能够刚一拿到2500亿美元大单，回去马上就说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指责中国搞“经济侵略”，并宣布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
川普还口口声声称是好朋友，却又开打中美贸易战，让中国难受！
殊不知，这样的认识，本身就是中西“文明的冲突”的一种表现。
中国，首先放弃鸵鸟政策，接受“中美竞争对手”这样的一个定位，进而研究如何作“合作型对手”以及学会“对手型合作（张木生先生首倡的概念）”。
中国更不要想象川普下台美国会改变对华战略那样一种对中国来说是最好的局面，相反应该设想最坏的局面：川普当政八年+彭斯再当政八年，美国将中国长期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可能性。
中国本轮变革从引入市场经济开始，但其本质或与历史上的诸多变革最大的不同是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融合，故可称之为“有十字架变革”。
西方物质（科技）文明来自于其制度（市场、宪政）文明，制度文明来源于基督教信仰及其伦理内核。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证明，基督新教是市场经济之母。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证明，基督教是美国民主之母。
中国改革开放旨在于吸纳西方基督教文明，超越传统中华文明，故区别于历史上所有的变革，本质为“有十字架的变革”。
然而，这一场中西文明的融合谈何容易，中国从传统中华文明走向新中华文明谈何容易。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历史悠久、光辉灿烂，且有我们引以为豪的主体文化（儒家文化），后又加上马列毛之红色文化。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承认技不如众，也因此可以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但内心中很难承认我们的制度不如人，更无法承认我们的文化不如人。
文明冲突来自于不同的文明本位和文化情感。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指出，不同文明的相遇有一个不幸的定律，就是最没有价值的东西会最大化地被吸收，最有价值的东西反而被最大化的拒绝。
西方文明进入东方文明时也是这样，西方的洋枪洋炮很快被东方吸收，西方的科技、教育则逐渐被推崇，西方的制度很难被接受，西方的信仰和价值观则被排斥。
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当今的伊斯兰极端主义，都是拿着西方的洋枪洋炮去打击西方的文明。
中国自豪于自己的传统文明和主体文化，但中国人也在屡屡受挫后承认，中国文化有局限和瓶颈。
所以，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启蒙，再到上世纪80年代末的“文化热”，中国人一直在作文化反思和国民性反思，目的就是突破自我，为中国文明开新路。
毛泽东让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就是要跳出李自成的历史失败。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也不仅仅是权斗，也有他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希望通过“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里爆发革命”等改良中国文化、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文化考量。
毛泽东是有着伟大文化使命的政治领袖，虽然他的乌托邦试验完全失败了。
中国文明近代与西方文明相撞击的危机，带来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
而出路则是突破自我、中西文明融合，即传统中华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科技文明、市场文明、法治文明、基督教文明的全面融合，进而形成新中华文明。
显然，这是空前的历史大工程，也是一个最艰难的文明转型，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球，也都是前无古人的大业！
这样一个文明转型迄今已近两百年，进步很大，挫折也很多。
可以说，经历了无数的坎坷和失败，康有为的改良失败了，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失败了，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了，孙中山的革命也失败了，蒋介石“新生活运动”失败了，毛泽东的“文革”也失败了……
此其中，尤其令人扼腕的是两次现代化变革的被中断：
晚清的现代化变革（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因为“甲午战争”被日本所中断；
国民党的现代化变革（1927年到1937年）因为“抗日战争”再次被日本中断。
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刻都更加接近民族复兴、大国崛起以及文明转型的完成，但也比任何时候都更痛苦地进入到产难时期，不仅在经济改革、政府改革、依法治国等改革方面面临难阻，在吸收基督教文明方面也是风波频生。
因此，就在这历史的节骨眼上，“中美贸易战”爆发了！
中国现代文明转型会继续前行，还是会再一次被中断，这不能不让人充满忧患、辗转难眠！
如果我们进入到“文明的冲突“层面来看待中美贸易战，则美国一旦坐实中国是西方文明的敌人，把中国视为西方文明的竞争对手以及挑战者、反对者，就必然会联合西方基督教、天主教各发达国家力量，进而日本、印度等亲美新基督教国家，甚至反水中国的盟友朝鲜、俄罗斯（东正教国家）来，形成围堵中国的强大联盟，这对中国来说，将是比当年“八国联军”更大的挑战。
天时，对中国是有利的，新兴国家的兴起、非西方国家的兴起、中国的兴起本来只是时间问题。
倘若自然、顺利发展，以中国的人口规模必然赶英超美，成为500年来唯一可能在综合国力上超过美国的非西方大国。
故与美携手，和平崛起对中国是上上之策！
地利，基于地缘政治的分析，对中国却是不利的。
美国的地缘政治得天独厚，两边是大洋，周边没有任何足以挑战的国家或力量。
中国的地缘政治却很糟糕，周边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大国环伺。
这些强大的邻居本质上没有一个希望中国强大，从而成为其威胁力量的。
任何一个国家，若有机会削弱中国甚或彻底肢解，都会“远交近攻”，决不手软。
不仅如此，中国还存在着台湾、南海、西藏、新疆等不稳定因素。
这些都使得中国与美国的“新冷战”也罢，“文明的冲突”也罢，存在着地利的不足。
中国有必要先整合东北亚、东亚、东南亚，再展开“一路一带”战略才比较适合。
人和，中国人口众多是非常有利的因素，但中国收入分化、思想分化、立场分化，左中右打得不可开交，又存在不利的自身因素。
所以，中美贸易战不仅表现为经济层面的“贸易战”，也不仅表现为模式层面的“新冷战”，还表现为精神层面的“文明的冲突”，中国无疑将因此面临最严峻、最深层次的挑战。
这使得中美贸易战完全不同于美国当前与其盟国的贸易战，也不同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
2018年6月25日，适逢提出“大历史观（macro-history）”的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诞辰100周年。
遗憾的是，全中国竟人无一个会议来纪念他。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掀开了中国历史的一角，全景地展现了一个庞大帝国在百年中由于经济模式转型失败和始终无法突破制度桎梏而带来的类似于“锁定死亡”的后果。
也让人想到，中国的传统文明到这个时期，已然沦为一架高速坠落的电梯。
这个时侯，无论昏君明君，无论清官贪官，无论朝野，无论西东，无论善恶、人的区别以及人的努力都变成微不足道了，中国已注定将自由落体在大溃败的历史轨道上。
中国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抛开这架失败的电梯，另辟新径，突破传统文明的陷阱（黄炎培称跳出“历史周期律”、唐德刚称“历史三峡”、潘知常称突破“塔西佗陷阱”、《河殇》称从“黄色文明”走向“蓝色文明”、），迈向向新的现代文明。
其路径，黄仁宇先生指出就是“中西文明融合”，黄先生称中西文明融合是中国最大的事。
黄仁宇先生在其自传体书中写道：
“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而毛泽东也失败了......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中国文明将和西方文明融合的说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事件。上述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试，以达成一致的终点。对我们这些有后见之识的人来说，这点很明显，但舞台上的演员看不到。"（难道我们所称的现代文明就是西方文明吗？从文艺复兴已降的西方文明，难道没有吸引东方文明的合理因子吗？西方大哲伏尔泰被称“欧洲的孔子”是什么意味？编者加）
黄仁宇先生的话很清楚，就是中国从传统文明转向现代文明这个工程实在太大了，每个历史人物都难以完成，因此，都难免陷于局部失败。
今天的中国，在经历无数失败后，终于走到了成功的前沿。
但改革开放、文明转型依然艰难，中美贸易战之发生，某种程度也与中国改革开放缺乏实质突破甚至还有倒退不无关系。
值此“历史三峡”闯关之时，形势逼人，内忧外患，我们能闯过去吗？
中美相争，世界震荡；
中美携手，世界之福。
而中国如何走接下来的路，不仅关乎中国，也关乎中美关系，还关乎全世界。
重建中美互信，中美文明携手，共同对抗野蛮，中国可望和平崛起，中华民族将因此兴盛百年、千年！
中国需要创新，创新需要文化和文明的土壤。
北京大学千人计划讲座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谢宇说得好，科学的精髓在创新，中国现在有钱、有人才，但缺乏创新的文化土壤，文化环境压抑了创造力。
文明的核心是信仰，法治、自由、契约精神等。
胡星斗教授指出，芯片不但涉及到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创新体制，还因国家没有信仰，只崇尚权力和金钱，没有契约精神和诚信概念；在一个盛行自我吹嘘、同时人们说话都胆颤心惊的地方，要在芯片方面自主创新不现实。
刘亚洲上将最近指出：“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绝不仅靠军事和经济力量，而取决于文明形式。”
他放言：“一个制度如果不能让公民自由地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这个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它就必然灭亡。”
最高层则再次提到“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如何跨越“万历十五年”的宿命，赢得历史大变局呢？
显然，中国一方面要做好短期各种应对，以战应战或以战促和；
一方面要致力于中美双方重建战略互信；
而最重要的是中国要清楚自己“逼人的使命”究竟是什么，那就是不忘使命、不忘初心，全力促进中西文明融合，升级操作系统，建构现代文明。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兵家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当心（赵藩）”，这是中国古人的智慧。
亨廷顿则在《文明的冲突》中文版序中说：“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
其实，在本质上，“文明”和“文明”是不会冲突的，文明与野蛮才会冲突，文明与文明之间相合的可能性远大于相争的可能性。
美国是现代文明的典范，中国和美国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希望，就是在现代文明的平台上，在对文明更高追求上，形成“文明的对话”，继而形成“文明的携手”，“文明的共治”。
这将是中美贸易战坏事变好事，触发中国变革与进步，继而带给中华文明以及全世界的最大希望！
中国需认清形势的严峻性，清醒反思，尽快走出战略迷雾，作出正确的战略应对，锐意改革开放，以赢得“天时”、赢得未来，不负历史和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