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2019全球新闻传播新趋势
2018年的新闻传媒业逐渐从假新闻带来的全球性震荡中走出来，业界和学界共同努力，积极应对由媒体生态和传播技术所带来的行业与社会变革，致力于形塑顺应智媒时代变局的新型新闻文化和传播模式。本文从“地方新闻与基层社群”、“声控智媒与竖屏风潮”、“人工智能与区块链”、“隐私保护与信任重建”以及“新闻传播学科创新”等五大热点话题入手，对2019年全球新闻传播的发展前景和潜在趋势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为国内同行提供镜鉴。
年终岁末，美国《时代》周刊将2018年风云人物授予以沙特记者卡舒吉为代表的新闻记者群体，以表彰他们作为“真相守卫者”在全球范围内抗击腐败、揭示真相的勇气。之所以颁奖给新闻记者群体，“是因为他们敢于冒险追求真理，敢于追寻虽不完美但不可或缺的核心事实，更因为他们敢于直言不讳”。在情感压倒事实的“后真相”充斥全球新闻舆论场的当下，作为“真相守卫者”的专业记者彰显了新闻业坚守社会责任的使命担当。
除了专业记者，草根网民的力量也不容忽视。在2018年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中，法国“黄马甲”和席卷全球的“米兔”（MeToo）最为引人注目，它们标志着世界进入了一个“后机制”（post-institutional）时代。传统媒体时代“沉默的大多数”借助于以社交网络和算法平台为代表的“智媒”，相互联结，集聚力量，向积弊缠身的机构和体制表达愤懑，倒逼变革的发生。学界和业界应当重新想象和界定“后机制”时代新闻媒体的功能，由单纯依靠权威账号的信息发布，转向引导和促成机制与公众之间的理性对话（Boczkowski，2018）。
回顾2018年的全球新闻传媒业，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对于未来的传播生态变迁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震惊世界的脸书“剑桥数据门”沉重打击了社交平台巨头的名声和信誉，再次将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保护等问题置于公众面前，还可能加速社交平台的更新迭代。德国正式实施《社交媒体管理法》（德文简称为NetzDG）、欧盟出台《反虚假信息行为准则》（CPD）和“国际事实核查网”（IFCN）的建立为加强全球互联网治理和携手打击假新闻提供了新的契机。
为了更为全面而准确地研判全球新闻传播的新趋势，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继续与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实验室、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院等国际知名研究机构开展合作，邀请了近百位国际知名学者和业界高管对2019年全球新闻传播的发展前景作了前瞻性的预测。本文对访谈内容进行了整理和编译，基于“地方新闻与基层社群”、“声控智媒与竖屏风潮”、“人工智能与区块链”、“隐私保护与信任重建”以及“新闻传播学科创新”五大热点话题，对全球新闻传播的发展前景和潜在趋势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为国内学界和业界提供镜鉴。
地方新闻与基层社群
在从数字时代向智能时代过渡的过程中，传统新闻业江河日下的颓势并未出现显著改观，技术的飞速进步凸显了新闻业变革的迟滞。但如同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所说，如果新闻和民主是公众对话的同义词，新闻业的危机只能反映出民主的危机。当前新闻业所面临的危机——无论是“后真相”还是“另类媒体”——都是整个社会民主危机的一个侧面。因此，新闻业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紧随技术发展的脚步，还需要创造全新的新闻文化和传播模式，以适应新的政治语境和社会生态（Derakhshan，2018）。
2016年以来，地方新闻业的“陷落”对于民主的影响深刻冲击了美国新闻业。学界和业界逐渐认识到，地方媒体与基层社区的密切联系是夯实民主政治的“压舱石”。地方新闻业的衰落导致民主政治的根基遭到侵蚀，大量的基层社群会沦为新闻报道的“盲区”，逐渐退化为“新闻荒漠”。据美国北卡大学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全美仅有近一半的县保留了地方报纸，高达1300多个社群成为被媒体遗忘的“新闻荒漠”。在此背景下，基层社群会因为缺乏高质量的新闻报道和理性对话而走向分化甚至解体，对地方官员的监督也将不复存在（Grant，2018）。有鉴于此，地方新闻业能否在2019年走向复兴将成为全球新闻传播领域最令人期待的趋势之一。
2018年7月，美国新泽西州通过了“公民信息法案”，旨在为一些小微初创媒体提供总计500万美元的资助，以提升地方新闻的质量。这是美国第一个用于支持地方新闻业发展的公共基金。预计2019年美国将会有更多的州政府效仿，采取有效措施扶持本地新闻媒体，从根本上扭转“新闻荒漠”日渐扩散的局面（Aaron，2018）。
政府部门和主流媒体出资支持复兴地方媒体的趋势也在全球范围内扩散。BBC宣布将从其征收的牌照费中拿出约合1000万美元的资金，帮助地方新闻媒体雇佣更多记者和编辑，以支持英国地方新闻业的发展。加拿大政府则在2018年11月宣布将在未来5年内投入约合6亿美元的资金推动地方新闻业的发展。澳大利亚议会则推动向谷歌和脸书等互联网巨头征税，用以支持地方新闻业的发展。虽然上述做法也招致一些质疑和争议，但考虑到新闻业——尤其是地方新闻业——对于夯实民主根基和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这种“扶持模式”在西方国家已是大势所趋（Aaron，2018）。
地方新闻业的重要职责不仅在于提供新闻报道，更需要提供有价值的公共服务，帮助基层社区走出困境。一些小微初创媒体和非营利组织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的初创媒体“你的声音”（Your Voice Ohio）通过召集社区成员和记者编辑座谈的形式拉近新闻媒体与基层社群的关系，推动地方重要议题的解决。底特律的非营利组织“局外人”（Outlier）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向当地居民发送被当地媒体忽略的重要信息，以减少当地民众和社群之间的信息鸿沟。另一家颇有影响的非营利组织“Lenfest新闻研究院”通过整合学界和业界的力量，与当地最主要的新闻媒体《费城问询者报》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伯格传播学院进行合作，提升地方新闻的品质和传播效果（Grant，2018）。总的来看，地方媒体不再仅仅靠揭丑曝光吸引眼球和流量，而是着眼于解决社群矛盾和强化公共服务，这标志着“解困新闻学”（solution-based journalism）逐渐代替传统的“冲突新闻学”（conflict-based journalism）而成为智媒时代新闻理论与实践创新的主流趋势。
从整体上看，新闻业“回归基层社群”和“回归公共服务”是欧美各国在应对2016年以来新一轮民主政治危机的解困之道。无论是从经费保障还是从机制建设来看，“公共服务”取代“市场营利”成为地方新闻业新的立足点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这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兴盛一时的“公共新闻”传统在智媒时代的回归和再造。在信奉“媒体独立”的西方国家，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和非营利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复兴和扶持地方新闻业将成为2019年新闻传媒业的主要趋势之一。新闻业一方面需要治理近年来因资本逐利效应而导致的“新闻荒漠化”浪潮，另一方面则需要重新思考其在商业价值之外的社会责任。在高度个人化、原子化的西方社会，新闻理论和实践上出现的“集体主义”转向标志着学界和业界正在携手建立能够适应智媒时代变局的新型传媒生态 （Galperin，2018）。在这个过程中，“基层社群”与“公共服务”这两个关键词代表了学界和业界努力的目标与方向。
回看我国，2019年元旦，《北京晨报》、《黑龙江晨报》、《华商晨报》、《赣州晚报》等一批地方传统媒体不约而同宣布停刊或休刊，席卷欧美的“新闻荒漠化”浪潮是否会波及我国的地方媒体和基层社群，这需要我们在新的一年加以关注。
声控媒体与竖屏风潮
2018年以来，互联网和社交平台正在经历一场大规模的“音视频转向”，由一个中心化的、以文本为核心的、由思想和理性驱动的“阅读网络”演化成为由影响力和情感主导的“收视/收听平台”。“音视频转向”这一趋势在2019年还将延续和深化，并且伴随着4G的全面普及和5G时代的来临而成为新闻传播的主流。“可视化新闻”、“短视频”、“竖屏”和“智能音箱”是这一趋势的关键词。
2018年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内核的声控媒体（voice-activated media）发展迅猛，已成为“新兴”智媒的代表，在美、英、德等国家获得了主流消费群体的青睐，其市场份额的增长率已超过同期的手机、平板电脑等“传统”智媒。正如BBC智能语音项目主管德维尚德（Mukul Devichand）所言，“我们预感智能语音设备将是一次颠覆性的技术变革，如同移动电话或互联网所导致的变革那样”。
声控智媒的广泛运用导致全球新闻传播出现了“音频转向”，不仅为用户提供了全新的新闻消费体验，也推动了内容生产的转型升级。目前，《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BBC等传统主流媒体与亚马逊、谷歌等技术公司开展深度合作，围绕声控智媒调整原有的内容生产模式和传播策略，开发智能语音的内容和服务成为媒体融合新的增长点。2019年，谷歌将与来自全球19个国家的媒体合作，推出10种语言的40多种智能语音产品，让广播新闻在智媒时代获得新生，为用户提供品质更高的交互式体验（Hann，2018）。
与“音频转向”相比，“视频转向”对于新闻传媒业的影响更为深远。早在2012年，《纽约时报》制作的“雪崩”专题就成为可视化报道的“爆款”，获得了“普利策奖”评委会的肯定。采编团队利用视频、3D动漫、数字高程模型（DEM）、卫星地图等前沿技术手段配合文字与音效，还原了16名滑雪爱好者遭遇雪崩的新闻现场。2018年，可视化手段与调查报道进一步结合，涌现出BBC的“喀麦隆：解析一场屠杀”和《纽约时报》的“谋杀卡舒吉”等典范之作。随着社交平台获取信息的便捷性和技术门槛的降低，视频报道已经不再是传统媒体的专利，普通民众和民间组织也成为不容忽视的参与者。2018年，由OCCRP（有组织犯罪和腐败调查项目）和乌克兰的“全球调查记者组织”（Slidstvo.Info）共同完成的纪录片《杀死帕维尔》在意大利首映。该片揭露了一位白俄罗斯调查记者遭遇汽车爆炸身亡的内幕。可以预见的是，可视化调查报道的“众包”模式将会成为全球新闻传播领域的重要趋势之一，这就为多元主体的“利益攸关方”携手参与舆论监督和推动公共问责提供更多的机遇，从而进一步巩固民主政治的根基（Ellick，2018）。
对于草根网民而言，虽然不能直接参与到可视化调查报道的生产中，但他们可以使用“图片墙报道”（Instagram Stories）和“阅后即焚”（Snapchat）等社交平台所提供的简洁便利的视频生产窗口，学习如何用不到1分钟的短视频来制作新闻报道（Ramirez，2018）。在此背景下，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巨头也紧随其后开发短视频平台和应用，这使得短视频仍会是今后一段时间内新闻传播的主流。有学者因此断言：“视频代表了现在，而短视频则代表未来。”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在全球短视频市场上表现抢眼，今日头条旗下的TikTok，2018年上半年成为“苹果应用商店”全球下载量第一位的APP。另一家中国短视频平台快手的海外版本Kwai，则在韩国、东南亚和俄罗斯等地成为下载量最大的短视频社交平台，它们有望在2019年进一步成长为我国对外传播事业的新兴力量。
“视频转向”在移动端的拓展也重塑新闻的视觉体验和叙事模式。传统的电视和电脑显示器是横屏（4:3或16:9），但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显示方式是竖屏（3:4）。因此，智能手机上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垂直拍摄和播放的，从移动端起家的“图片墙报道”和“阅后即焚”主打的是垂直内容格式的视频产品。为了迎合以“千禧一代”为主的网民群体，美国最大的体育电视台ESPN为其旗舰栏目“体育中心”制作了竖屏版本，投放到“图片墙”等社交平台上，以适应年轻人用竖屏收看的习惯。
这股“竖屏风潮”也影响到了互联网视频巨头“优兔”（YouTube）。目前该平台超过70%的流量来自移动终端。传统的横屏格式在移动端播放的时候迫使用户必须把手机翻转过来，而这并不符合他们的使用习惯。为此，优兔也开始做出改变，不仅用户可以上传竖屏视频，企业和广告商也可以制作上传竖屏播放的视频广告。在5G技术日渐兴起的背景下，移动端的视频内容会继续呈现增长的态势，这也成为各大社交平台发展“竖屏模式”的主要动力。竖屏对于视频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把屏幕翻转90度，它所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视觉体验和叙事模式。如果说“雪崩”等可视化报道仍然遵循的是适应横屏的“水平（线性）叙事模式”，那么竖屏视频将需要另一种全新的“垂直叙事模式”，同时也会衍生出与之相应的“垂直营销模式”。这一颠覆性的变化将会使许多新闻从业者无所适从。为此，谷歌将于2019年进一步完善其AMP（加速移动页面）的开源项目，帮助新闻采编和广告营销从业者尽快跟上“竖屏转向”的步伐（Reissman，2018）。
人工智能和区块链
近年来，全球新闻传播领域出现了由“全媒”、“融媒”向“智媒”、“浸媒”的更新迭代。从早期的“传感器新闻”、“机器人写作”到虚拟/增强现实技术（VR/AR），再到人工智能（AI）精准推送和区块链技术，我们或许正在经历人类传播史上最为风云激荡的技术变革期。眼花缭乱的新技术纷至沓来，引发了媒体在内容生产到传播层面的全方位变革。在爆炸式的增长逐渐趋于稳步发展时，学界和业界开始对这些新兴技术手段的“双刃剑”效应进行反思甚至于“否思”，力图厘清技术逻辑主导下的传媒变革将会把人类带向何方。
2018年人工智能技术被广泛运用于追踪和识别虚假新闻。10月，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公布了可以识别虚假新闻来源和传播者政治偏见的AI系统。该系统具有自主学习能力，利用现有的信息来评估分析信息发布者的可信度，并将潜在的“误导性信息”（disinformation）筛选出来。一家名为“初稿”（First Draft）的初创企业则致力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追踪和发掘社交媒体中的虚假新闻和误导性信息流动，通过提供数字田野调查、发布研究报告和开展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等方式帮助各国政府和民众抵御假新闻的攻势（Grove，2018）。
令人欣慰的是，打击假新闻的全球性战役已拓展和深入到“全球南方”。2019年，尼日利亚、南非等非洲多国和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将进行大选，一些跨国非营利机构帮助当地媒体建立新闻核查机制，抵御假新闻对选举的消极影响（Cunliffe-Jones，2018）。学界和业界已经着眼于2019年欧盟议会选举和2020年的美国大选，并力图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帮助脸书、谷歌等新媒体平台对选举期间的信息流动进行监控，避免重蹈2016年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公投的覆辙（Grove，2018）。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双刃剑”效应也在逐渐显现。研究者发现，AI系统通过不断的自我学习，可以改变影像中物体的运动轨迹或者重塑人物形象，其伪造或操控影像的能力在不断提升（Newman，2018）。这类“深度假新闻”（deep fakes）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案例是2018年11月，白宫因CNN资深记者阿科斯塔（Jim Acosta）在总统新闻发布会上拒绝交回话筒并攻击实习生，取消了他的通行证。事后许多人提出质疑，白宫公布的视频经过了“技术处理”，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生成了“深度假新闻”，使得阿科斯塔的动作显得更为粗暴和富于攻击性。从总体来看，人工智能技术一方面被用于打击假新闻，它在另一群人手中却成了制造“深度假新闻”的工具。这种“双刃剑”效应为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新闻业的前景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
迄今为止，人工智能在新闻传媒业内主要用于进行精准推送和模式化报道的采写。可以预见，未来的人工智能将会得到更为广泛的运用。例如，通过“人机协作”的采写模式帮助记者从数据和历史中挖掘潜在的趋势和选题，从而让他们有更多时间和精力从事更具创造性的工作（Gilbert，2018）。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新闻媒体在人工智能的运用上处于世界领先水平。2018年“两会”期间，新华社开发的“媒体大脑”智能平台正式上岗，从5亿网页中搜索热词，仅用15秒就生产出了首条MGC视频新闻《两会舆情》。6月，“人民日报创作平台”正式发布。11月乌镇互联网大会期间，新华社推出的AI主播引发了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
区块链作为另一项炙手可热的传播技术，也正在与新闻业产生日益紧密的联系。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特征和版权追踪、隐私保护等功能，可以对平台信息进行真实性和准确性的验证，从而有助于推广优质内容，并促使包括自媒体在内的传播主体能够负责任地发布新闻。许多老牌媒体机构纷纷“试水”区块链的运用。美联社与一家初创企业Civil合作，追踪其新闻内容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路径，以防止其新闻内容被未经许可地转载。财经媒体《福布斯》也在寻求与Civil的合作，从2019年开始要求记者将采写的内容发布的同时上传到其所搭建的区块链平台上，使之成为一种“吸引受众的全新尝试”。但是，被寄予厚望的区块链技术能否与新闻业实现深度融合，至今尚未形成一个公认的成熟模式。区块链与新闻业之间如何实现有效的合作，将是2019年学界和业界寻求突破的重点。
除了人工智能和区块链，3D影像技术在视觉新闻中的使用也将成为2019年另一个技术创新的“增长点”，挪威媒体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列，他们运用3D虚拟影像和3D打印模型还原了一起海上撞船事故的真相，让企图掩盖事实的挪威海军被迫向公众道歉（Grut，2018）。
在经历了近几年智媒传播技术的狂飙突进后，2019年，学界和业界将会对盛极一时的“技术决定论”进行反思甚至于“否思”。与此前的“互联网神话”、“算法迷思”一样，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区块链都不应被盲目地吹捧为改变人类社会的决定性力量。正如知名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莫斯可（Vincent Mosco）所说，只有当技术不再是“神话般的崇高”，而是“迈入平淡无奇的寻常世界”，才会成为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动力。学界和业界对于智媒传播技术应从“赋魅”走向“祛魅”，秉持更为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同样道理，2019年“数据”、“算法”、“AI”这些前沿技术也会走下“神坛”，每个新闻从业者乃至普通网民都能够掌握这些技术，就像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那样稀松平常，近年来被热炒的“数据新闻学”也会逐渐被人们淡忘（Jong，2018）。
隐私保护与信任重建
2018年全球新闻传播领域最大的丑闻无疑是脸书的大规模数据泄露。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一家名为“剑桥分析”的数据公司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获取了超过5000万脸书用户的个人信息，并将其用于分析选民投票倾向。这家公司还曾经受雇于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同年，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正式开始实施。这一强制性的隐私保护条例规定了互联网企业在对用户数据进行收集、使用、存储和保护的过程中必须遵循更为严格的标准，同时也为用户处理自身的数据赋予了更大的自主权。对于违反GDPR的企业，最高可能面临单次2000万欧元的罚款。所有在欧盟境内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都会受到这一条款的约束。
可以预见，用户的隐私保护和媒体的信任重建将是未来全球新闻传播领域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脸书、谷歌和亚马逊等互联网企业巨头成了不受公众信赖的“巨型怪物”，数据滥用和隐私泄露丑闻的频发导致用户失去了对平台的信任（Fisher，2018）。在此背景下，脸书保持多年的“社交平台霸主”地位开始动摇，皮尤中心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2018年有54%的美国人修改脸书的隐私设置，还有26%的人选择在移动端删除脸书APP。
2019年互联网企业巨头将要回应更多来自立法机构和公共舆论的质疑和问询，也会采取更为严密的措施保护数据安全和用户隐私，同时还会面临更为严格的监管。例如，GDPR规定的用户隐私数据包括其身份信息、IP地址、cookie数据、身体识别数据、种族、政治观点和性取向，等等，几乎涵盖了用户在互联网上留下的所有类别的“数字脚印”。GDPR同时还规定了“被遗忘权”，充分保障用户删除个人数据的自由。从总体上看，实施类似GDPR这样的法规有助于重建用户对平台的信任，通过强制令和高额罚款等措施确保用户拥有处置自己数据的能力。但是，也有不少业内人士担心，GDPR的实施会拖累互联网企业的创新步伐，让欧盟与中美的技术竞争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
2018年标志着社交平台与用户的“蜜月期”业已终结，除了数据和隐私问题引发用户的不满，泛滥的虚假新闻和误导性信息也在蚕食着用户对平台的信心。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近70%的美国民众已经产生了“新闻倦怠”甚至于“新闻回避”的情绪。社交平台上的标题党、真假难辨的误导性信息和情感两极分化的言论，让越来越多的用户对社交平台上传播的各类新闻开始说“不”（Palmer & Toff，2018）。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用户信任度，脸书和谷歌等平台相继加入了由美国一些大学主导的研究项目中。这一名为“信任”的项目旨在帮助社交平台辨别新闻来源和信息的可靠程度，从而帮助平台有效识别和广泛推送高质量的真实信息（Smith，2018）。
但在新闻推送的层面，用户对平台的不信任感却在与日俱增。85%的美国用户对于脸书推送新闻的机制“几乎”或者“完全”不了解。为了提升社交媒体新闻获取的准确性，81%的用户会订阅特定的组织或机构账号，76%的用户会选择让脸书推送特定主题的信息。这些操作正是我们所诟病的“信息茧房”或者“过滤气泡”的来源。社交平台上传播的实际上是一种“部落化新闻”，这个概念指涉的是由话题标签、偏好推送和订阅共同构成的日趋狭窄的信息视野（Hanitzsch，2018）。
虽然哥伦比亚大学数字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埃米莉·贝尔（Emily Bell）曾经担忧“脸书将会吞噬世界”，但在2018年曝光的一系列丑闻的影响下，脸书的用户活跃度持续下降，年轻一代的互联网用户更倾向于使用“图片墙”和“阅后即焚”等更加年轻化的平台，这使脸书越来越像智媒时代的“古董”（King，2018）。2019年，如果脸书等互联网企业巨头在保护隐私和重建信任方面少有作为，那么整个社交平台领域将会不可避免进行新一轮“洗牌”。另一方面，如何在对互联网企业加强立法规制的同时继续激发技术创新的动力，这也是各国政府、业界和公众需要深入讨论和理性博弈的课题。
新闻传播学科的挑战与变革
2018年9月，《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CJR）发表了一组题为“我们是否还需要新闻学院”的争鸣文章。三位来自学界和业界的资深人士对于新闻学院在当前智媒生态下继续存在的意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辩。来自学界的代表认为，新闻采编部门缺乏系统化的培训机制，而只有新闻学院才能帮助年轻记者们“学会质疑，消除偏见并磨炼意志”。但业界代表则批评“实践性”的新闻学院是“无意义的存在”，经过新闻学院培训的学生没有表现出更强的工作竞争力，却要为高昂的学费埋单。
佐治亚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师资结构成为阻碍新闻学院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的主要因素。新闻学院的教师不愿意或无力掌握新的理念和技术，从而使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得不到有效落实。因此，2019年的新闻教育改革应当从优化师资队伍的结构入手，一方面鼓励跨专业的合作，聘请数据科学、视觉设计等领域的学者担任专职或兼职教师；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对现有师资的培训，让他们有机会掌握最新的媒体技术。此外，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毕业生应当能够胜任实务教学，熟悉和掌握数字媒体的理念和技能，从而为深化智媒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变革练好“内功”（Royal，2018）。
除了教学之外，智媒时代新闻学研究与业界需求之间的鸿沟也有明显加大的趋势。当前学术期刊发表的新闻学论文对采编部门和媒体机构的内部运作研究仍然怀有浓厚的兴趣，但对于形塑当今新闻业的技术平台、社会运动和受众关系等外部因素的研究还非常缺乏。换言之，上至传媒高层管理者，下至普通的记者编辑，他们并不能从学界的研究成果中获得启迪，无法准确而全面地把握全球新闻传播的变化趋势。
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同样对新闻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许多文科出身的新闻学者缺乏对算法和自然语言等跨学科知识的了解，因而无法对社交平台上的信息传播现象进行有效的实证分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社交平台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易近性偏差”（accessibility bias）。虽然推特的影响力和用户的活跃度远不及脸书和图片墙，但由于推特平台上的数据更加容易收集，因此相关的成果要远远超过对其他平台的研究（Lewis，2018）。2019年，学界应当突破的重点是如何认清智媒时代新闻业运作的内部和外部机制，以及如何推动传播理论的更新迭代，使之更为有效地阐明“网络化”（networked）的媒介生态，.这也是缩小学界与业界“鸿沟”的切入点。
总结与展望
2018年的新闻传媒业逐渐从假新闻带来的全球性震荡中走出来，业界和学界共同努力，积极应对由媒体生态变迁和传播技术迭代所带来的行业与社会变革，致力于形塑顺应智媒时代和“后机制”时代变局的新型新闻文化和传播模式。
放眼新的一年，新闻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大潮将以更为迅猛之势从“成熟市场”扩展到全球新兴市场。对于传统媒体而言，2019年意味着“更少的收入，更多的削减”。依靠贝索斯这样的互联网巨头或建立“付费墙”都无法拯救传统新闻业。归根结底，传统媒体还是要探索顺应智媒时代变局的经营模式实现“自救”。但这一变革过程不能由企业家或广告商来导，专业记者和编辑要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Nielsen，2018）。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是人类社会发展还是中国的改革开放都将会遭遇各种困难和挑战，甚至是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2019年无疑是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和值得期待的一年。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理解这些全球性的趋势与变革对于中国传媒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