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谈一个大家都熟悉，但都陌生的人。说起常胜军统帅英国人戈登，大家对他都有些印象，很多人也知道他日后殒命苏丹喀土穆。但如果从英国国内的宣传看，戈登就是典型的民族英雄，对他的赞美怎么拔高都不为过，在他身亡的消息传来时，他简直与纳尔逊并称。但问题是他为什么跑到喀土穆了，当时他的职务是埃及总督，怎么就跑到喀土穆了，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就在戈登死后，英国扩张发展到了一个全新境界，不夸张的说，正是戈登的死，才造就了日不落帝国。
不招人待见的年轻人
戈登早年的经历实在平凡无奇，1833年出生，他父亲是一位炮兵少将，自己为家庭第四子，在那个年代，军人的儿子几乎就是军人，因此戈登也进入陶顿学校（Taunton School）受教育，后来在1848年进入皇家军事学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
在学校阶段，戈登极为骄傲叛逆，多次与老师发生冲突，原因是他认为老师们愚蠢，而自己是正确的，这种公子习气放在这个公子哥身上倒也正常。结果自然是不招老师待见。
这种糟糕的性格持续到戈登早年的军旅生涯，戈登服役后继续公子性格作祟，导致他确实有一定军事才华，特别是工兵才华，但一直不遭长官待见，戈登始终认为自己是对的，始终看不上自己的上司。
问题出在这，戈登的爸爸确实是军官，问题是位阶高不成低不就，因此，在公子林立的军队中帮不上戈登太大忙，但戈登父亲的军事知识一定教授给戈登，这就导致戈登始终站在高位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继续不招人待见。
导致这一点的原因可能和戈登个人生理有关，后人从戈登的生活，特别是他终生未娶看，他很有可能是一位同性恋，因此必须掩饰自己，有些荒唐出格的举动也算正常。当然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他得了阿斯伯格综合症，一种类似抑郁但却会极度自我，引发社交障碍的病症。无论是哪种情况，对青年戈登而言都不算是什么好消息。
工兵在今天也是一个工作繁忙，但成绩不显著，上升空间严重受阻的兵种，当年要想过个好日子，最好去当个骑兵什么的，这样就是稀里糊涂当个上校了，别觉得笔者在胡说，因为戈登很快就要见证这一刻了。
1855年，戈登被派往前线，就在巴拉克拉瓦，此地在历史上以轻骑兵盲目冲锋，指挥官下令后，见证了骑兵部队的折损后，没事人一般回到了自己的游艇上继续花天酒地的社交生活。戈登在此地任务是勘测地形，这个任务听起来简单，实际上却危险异常，他在两军之间从事测绘俄军堡垒的任务，在遍布狙击手的战场上，这个任务可想而知。
战场生涯帮助戈登成为一名工兵教师，同时从中尉晋升为上尉，话说回来，比起其他克里米亚战场的冤魂，戈登全须全尾的回来了，而且没有像托尔斯泰那样愤世嫉俗，把自己的庄园赌没了，就算是很不错了。此后，戈登的转机很快到了。
中国的戈登
1860年，戈登加入英法联军，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就有他的身影，不过似乎他并没有大发一笔。随后英法联军撤退后，戈登留下来。10月《北京条约》签订，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并开辟英法美租界。天津英租界首先开辟，时任工兵上尉的戈登是划定界限和规划道路的主要设计者。李鸿章对此一直记忆犹新，在多年后建立了一座戈登堂，纪念他。
今天异地复建的戈登堂，这类建筑拆了也就拆了，重建吧，其实真没啥必要
戈登到中国时，太平天国运动正如火如荼，戈登一开始和很多当时洋人一样是太平天国的同情者，认为洪秀全是一位古怪的基督徒，但却是一位有魅力的领袖。随后他在上海周边农村所见，让他对太平天国迅速改变了看法。
此时江南地区最为风起云涌，上海士绅为了保自己的身家性命，1853年，上海士绅出钱雇佣外国人组建洋枪队，后来改组为常胜军，由华尔带领，对抗太平天国。同时法国人
洋枪队虽好，问题是数量少，最初确实有一定的成绩，但当太平天国克服江南大营后，忠王李秀成率军前来，华尔的常胜军就举步维艰了。1862年，华尔本人战死，上海被李秀成保卫，危在旦夕。
同样是1862年，面对危局，上海士绅请曾大帅，结果曾大帅替他们找来了李鸿章带领的安徽叫花子兵——淮军。
同时，华尔的继任者白聚文有严重的种族歧视，特别瞧不起常胜军中中国人，加上贪污了四万两白银的军饷，被撤职，此时坐镇上海的江苏巡抚李鸿章要求英军指挥官士迪佛帮他找一个“一个好脾气，手脚干净，经济稳定的人”（"a man of good temper, of clean hands and a steady economist" ）结果戈登成功当选。
戈登成功接任常胜军不仅依靠上述品质，最重要的可能是在英军中不招待见，否则不能解释一个技术型，从未指挥过任何野战部队的人怎么成为指挥官。
李鸿章认为戈登军事素养好，但很难相处。但总体来说与其说是戈登特别合适，还不如说是华尔和白聚文实在太奇葩。而且李鸿章对戈登的缺点也写得很清楚，“骄傲，脾气，以及永无止境的金钱要求”都让李鸿章很反感。这里戈登对金钱的需求，主要是军饷上的，至于个人似乎真的有节操，没有太大的物欲。
1863年3月，戈登在松江接任指挥，戈登严禁常胜军士兵劫掠，在军中采以严刑峻法，军纪严明。戈登重整军队并支援常熟成功，很快得到士兵们的尊敬。这种尊重很可能和戈登是个外国人有关，而且戈登运气出奇的好，他在战场上不带武器，只带一支藤条，但却从未负伤。很可能因此被常胜军中的中国人认为戈登气数好，因此更愿意追随。
李鸿章的淮军与戈登率领的洋枪队密切配合，在江苏的战场上频频得手。戈登得知守将纳王郜永宽等与主帅谭绍光不和，有投降之意，便与李鸿章商量诱降郜永宽，李鸿章命部将程学启与郜永宽定下降约，由戈登居中做保人。结果就是常州杀降，李鸿章诱杀投降的八王，随后在城中大肆屠杀投降的太平军。
戈登在这里又犯起了脾气，据说痛骂程学启不讲道义，与之断交，又提着火枪要找李鸿章算帐，逼得李鸿章四处躲藏。由于找不到李鸿章，戈登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否则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后他率军返回昆山，同时要求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希望英国政府能够协助，迫使李鸿章下台。
但笔者在戈登的英文资料里完全看不到这样的记载，倒是找到了戈登希望攻陷南京的信件。他对常州杀降的愤怒主要是军事上的，认为不杀俘虏会降低对方的抵抗意志，总之在戈登的英文记录中没有找到相关资料。李鸿章在给朝廷的《骈诛八降酋片》中说：“惟洋人性情反复，罔知事体，如臣构昧，恐难驾驭合宜。设英公使与总理衙门过于争执，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
李鸿章最担心的并不是所谓戈登拿枪找他，事实上如果这件事真发生，戈登就会像白聚文那样被免职，李鸿章畏惧的也是戈登走高层路线，把事情闹到总理衙门。
李中堂在此多虑了，英国此时其实已经确定要与清政府搞好关系，戈登的角色实际上是英国非官方军事顾问，指挥着一支雇佣军。大英帝国历史上，特别是英国扩张历史上，最忌讳的是入戏过深，英国从来都不希望走到台前，如果英国真的需要干涉，只需要自己派兵即可，之所以要戈登，就是因为戈登是非官方身份，能够最大程度上的保证英国置身之外，或者至少看起来置身事外。英国对太平天国与清朝谁流血多毫无兴趣，只关心哪方能够保障自己的利益即可，因此，英国政府采取对此问题不加干涉，大英帝国利益最要紧，至于其他国家，谁管他杀得你死我活。戈登这种擅自干涉的情况实际上已经触及了英国的底线，是时候让他离开了。
最终戈登于1864年离开了常胜军的指挥官岗位，随后李鸿章将装备买下，学习战法，装备淮军，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初的近代化军队（至少士兵训练基本上符合）——淮军。
戈登很精明，他的行动被《泰晤士报》在内的英国多家媒体长篇累牍的报道，这些故事中，戈登更像是一位探险家，写着光怪陆离的战斗，激发着英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因此戈登被报纸冠以“中国的”戈登头衔。这一头衔給戈登带来了极高的荣誉，戈登也很好的利用了这一头衔，最终做了一件把英国政府拉下马的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