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IS头目巴格达迪，已被炸死
有许多研究调查也在证明这一点，许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成为恐怖分子一点也不奇怪。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Robert Pape指出，经过他对恐怖主义自杀式袭击者的大量研究发现，他们给人的印象都是“非常正常”，袭击者的教育水平通常高于当地平均水平。在巴勒斯坦，兰德智库采集了哈马斯在线刊物《Shahid》中自杀式袭击者的背景信息佐证了这个观点，他们发现这些自杀式袭击者只有13%处于贫困线以下，远低于巴勒斯坦的平均水平32%。将近60%的自杀式袭击者受过高中以上的教育，这一比例在巴勒斯坦同龄男性人群中仅为15%。
激进组织国际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Radicalization）的高级研究员乔Joana Cook也表示，虽然贫困可以成为一种诱因，但是，把贫穷视为政治暴力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一种普遍的误解。恐怖主义是一种政治暴力，它有着多重动机。有一些人可能被组织领袖承诺的社会安全网所吸引，但更多的人是受意识形态所驱动。而且，女性恐怖主义者的出现也不足为奇，“在国际上，我们仍将女性的暴力犯罪视为不太常见的行为，但对于加入恐怖组织来说，女性和男性表现出一样兴趣和动机。”
联合国维和人员纳斯拉·哈桑曾经采访了250名恐怖分子及其亲友，她的总结如下：“他们中无一人教育程度低下、贫穷窘迫、头脑简单或处于抑郁状态。除了在逃亡的，很多人都是中产阶级，而且有工作。我采访的其中有两个恐怖分子还是百万富翁的儿子。”
对于这个现象，较有系统研究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Alan B. Krueger和Jitka Malečková曾在2003年发表的论文《教育、贫困和恐怖主义：这里面有因果关系吗？》。他们对在美国和德国白人至上主义者的仇恨犯罪的研究表明，暴力侵害少数群体与经济条件之间并没有相关性。
在他们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真主党战士的调查发现，这些真主党战士可能比当时黎巴嫩的一般什叶派民众更加富裕，受教育程度也更高。在他们对1987年至2002年期间，以色列和西岸巴勒斯坦恐怖袭击事件的分析发现，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贫困率是普通人口的一半（15％对30％），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远高于平均水平。
而在他们对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活跃的以色列恐怖分子的研究发现，他们也比同龄人更富有，受过更好的教育。最后，Krueger和他的合作者收集了1997年至2001年一系列重大恐怖袭击的数据，发现经济表现不佳与恐怖主义之间也没有相关性：“从最贫穷或最富裕的国家产生的恐怖分子数量没有什么差别。”这意味着穷国并没有产生更多的恐怖分子。
在2007年，Krueger还研究了美国在伊拉克俘获的311名来自外国的恐怖分子，并得出结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的国家实际上更有可能让其公民参与叛乱。”，Krueger 还写道，“大多数恐怖分子并不是对现实有多绝望，他们并不是因为活不下去了。相反，他们是那些愿意为自己事业而死的人。”
文科生喜欢闹革命，工科生多出右翼恐怖主义者？
在《卫报》上一篇名为《为什么我们不该对斯里兰卡爆炸案袭击者的富裕背感到惊讶？》的文章说，自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德国、日本、意大利和美国相对富裕和高学历的年轻男女，开始从事激进左翼活动时，为何他们会参与恐怖活动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类似的极左组织，意大利有“红色旅”，德国有“红军派”，日本有“赤军”，秘鲁有“光辉道路”，还有库尔德工人党等，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创始人大多来自非经管类的人文社科专业。自杀式爆炸作为一种战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蔓延开来，那时高学历者搞自杀式恐怖袭击的问题更令人困惑。
而如今的恐怖分子所学的专业则相反。据《纽约时报杂志》一篇名为《学工科的恐怖主义者》的文章，社会学家Diego Gambetta、Steffen Hertog统计了404多名恐怖分子的学历，他们发现，被捕的恐怖分子中，学工程的工科学生的比例明显过高，这种现象还不仅限于穆斯林和中东人。
他们发现在他们所选取的样本里，20%的恐怖分子有工程学学位，而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工程师才占工作年龄人口的3.5%。而在学历高于高中的恐怖分子当中，有44%的人都是受工程学方面培训的，而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有高等教育学位的人中，只有18%是学工科的。其中，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恐怖分子有69%读过大学，与之相对应的是，阿拉伯世界人口的整体大学入学率约为11%。
因此，他们认为，这些恐怖分子的思维方式可能混合了保守主义，和工科的思考习惯。因为理工科喜欢用一些明确的回答来回应一些模棱两可的问题，工科训练和他们本身的保守主义相辅相成。此外，因为在中东许多工程师找不到工作，他们也许会倾向于用暴力的右翼信念来面对职业挫折。
不过，美国国家工程院院长威廉·沃尔夫（William A. Wulf）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他认为Diego Gambetta和Steffen Hertog所选取的样本量太少了，可信度不足。而且，这样的调查也歪曲了工程师的形象，“一个大脑不知变通的人”，他说，“本身就是一个糟糕的工程师。”
Bruce Hoffman也在the National Interest上撰文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恐怖主义一直是一种个人选择，或许是由于挫折感、宗教虔诚、或对社会变革的渴望，这与一个人选择的专业并没有什么关系。他认为，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恰如恐怖主义专家Walter Laqueur认为的那样，想要做一名恐怖分子，他们最好得受过教育，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才能够在不引起情报部门的关注下发动袭击。由于工程学通常是发展中国家最富盛名的专业，因此受过良好教育的恐怖分子大多会来自这个专业。此外，许多恐怖分子得去中东培训或作战，其中的费用也超出了一般家庭能承受的范围，所以他们家庭的社会阶层往往是比较高的。
为何高学历的“富二代”会成为恐怖主义者？这给反恐什么样的启示？
Alan B. Krueger对恐怖分子的研究似乎描绘出恐怖分子高学历、处于中高收入阶层的肖像。Bruce Hoffman表示，若我们得出，恐怖主义运动完全是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支撑起来的结论，这也是错误的。
事实上，恐怖组织的最高层领导人和中层指挥阶层，的确多由受过高等教育的或经济上比较富裕的人群组成，但是组织下层的大多数士兵的教育程度并不高。这个恐怖组织的规模越大，其社会经济和教育背景就越为多样化。规模庞大的基地组织和ISIS都吸引了大量背景各异的社会边缘人士。在中东和南亚的许多社会边缘人和那些被送进免费宗教学校的贫困孩子，也的确可能会被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意识形态所吸引。
据CNN报道，这种从事大规模恐怖主义活动的大型组织，肯定得从穷人的行列中招募数以万计的士兵。这也是为什么塔利班是世界上最大的贩毒集团之一，因为他们每个月得给这些士兵发放工资。但这对于那些中产阶级的恐怖分子并不适用，因为他们的动机不同。纯粹的恐怖主义团体由真正的信徒组成，他们通常是志愿者，是没有工资的，因此他们很多人自然来自较高社会地位的家庭和有着较高的学历。
斯里兰卡被炸后的教堂，图片来自《外交学人》
不过，这也证明了，贫穷、缺乏发展和经济停滞不是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我们消灭贫穷、提高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以及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我们只消除了恐怖组织潜在的下层士兵，并不能完全解决恐怖主义的问题。
这似乎很难令人理解，为何生活舒适、受过高等教育，还要卷入极端主义，杀害那么多人？这是因为我们陷入了一种误区，即把一般的犯罪活动和恐怖活动相提并论。据Krueger的梳理，恐怖主义的含义虽然随时间的推演而改变，也随着合法政府的改变而存在着争议，这个词也没有一个单一的和被普遍接受的定义。但是，我们不妨可以这样概括，恐怖活动是由某些团体，针对非战斗目标所实施的、有预谋的、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行为，旨在影响受众。因此，实际上，恐怖活动最鲜明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政治活动。
据《赫芬顿邮报》报道，成为伊斯兰激进分子已经是孟加拉国的富家子弟的新时尚。报道指出，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中，人们的政治抱负快速增长，但是社会本身却缺失能够实现这些要求的机会和渠道，间接会导致民众加入极端组织。尤其是那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他们有着很高的政治野心，但缺少政治上的机会，他们对现存的社会和生活也缺乏归属感，因而容易受到激进主义的诱惑。
Alexander Lee在《World Politics》上发表一篇名为《谁会成为恐怖分子？》的论文，他认为，恐怖活动首先是一种政治参与，而学术界对政治行为的研究表明，政治参与的程度与社会经济地位密切相关。社会地位越高，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越大。而且，作者发现，机会成本可能导致参与非暴力活动的人，比参与政治暴力活动的人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他通过比较孟加拉（1906-39）参与反殖民运动的暴力和非暴力政治活动家的档案中的数据，得出一个结论：虽然孟加拉人的恐怖分子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远远高于国民的平均水平，但与非暴力的社会活动家相比，他们受教育程度和富裕程度是相对比较低的。
这给根治恐怖主义问题带来什么样的启示？据《经济学人》一篇名为《我们对爆炸案的误解》的文章，减轻贫困可能不会减少恐怖主义发生的概率，但可以降低其效率。奥巴马曾认为，贫困是恐怖主义和冲突的最佳滋生地。类似的话诸如写《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也说过。
其实，贫困也许是导致街头犯罪的原因，但恐怖主义是一种复杂政治活动，而受过教育的人更容易被政治化。恐怖组织也愿意招募技术熟练，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执行任务。希伯来大学的Efraim Benmelech，Claude Berrebi和Esteban F. Klor在一篇文章中表明，当经济条件恶劣时，普通恐怖分子的技能水平会上升。他们认为，高失业率使得巴勒斯坦的恐怖组织能够招募到更多受过更高教育的成熟恐怖分子。因此，更好的经济就业状况也可能会降低恐怖组织能够招募到的人才的平均质量，从而削弱恐怖袭击的有效性，但不能消除其根本原因。
《经济学人》的文章认为，对恐怖分子的民族问题的研究表明，给予其公民较少政治权利的国家往往产生更多的恐怖分子。所以，政治，而不是经济，可能是反恐斗争中更有效的武器。
对此，Tim Fernholz在Quartz上的一篇文章里赞同这一点，政治，而不是经济，是我们在反恐上能得到的启示，像皮凯蒂将恐怖主义归咎于不平等是错误的。但是，Tim Fernholz依然赞同皮凯蒂的相关论点。皮凯蒂指出，中东经济高度的不平等通常是由西方所支持的半威权政权所导致的。
在这些腐败的国家里，不平等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因素，但他们同样也打击对公民的政治参与。因为皮凯蒂的研究也发现，恐怖主义通常与没有正常运作的政治进程（比如说独裁政权或政治崩溃的地区），而不是贫困，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另外也很重要的是，中东地区的恐怖活动与西方的外交和经济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这不仅仅维系了这些中东国家内部的经济不平等，而且也导致了推动意识形态激进化的政治失调。
参考资料：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apr/25/why-sri-lanka-attackers-wealthy-backgrounds-shouldnt-surprise-us，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91841/does-poverty-cause-terrorism，https://qz.com/561848/its-not-the-poverty-in-the-middle-east-thats-driving-terrorism-its-the-politics/，https://www.forbes.com/sites/jamesconca/2012/09/18/the-middle-class-energy-and-terrorism/#6de5acf24c29，https://www.economist.com/finance-and-economics/2010/12/16/exploding-misconceptions，https://www.gatestoneinstitute.org/9343/terrorism-poverty-despair，https://www.nytimes.com/2010/09/12/magazine/12FOB-IdeaLab-t.html?scp=1&sq=Berreby&st=cse，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ruce-hoffman/todays-highly-educated-terrorists-4080?page=0%2C1，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19/04/24/sri-lankan-attackers-were-well-educated-suicide-bombers-tend-be-experts-say/?utm_term=.b8cf2426683d，https://www.jstor.org/stable/3216934?seq=1#page_scan_tab_contents，https://www.jstor.org/stable/23018785，https://edition.cnn.com/2019/04/24/opinions/sri-lanka-terrorists-educated-middle-class-bergen/index.html，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apr/25/muslims-flee-town-in-sri-lanka-as-tensions-rise-after-bombings，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apr/23/sri-lanka-bombings-first-burials-take-place-on-day-of-mourning，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9/apr/23/sri-lanka-violence-minorities-christians-muslims，https://thediplomat.com/2019/04/the-easter-bombings-in-sri-lanka-foreshadow-a-regional-challenge/
作者：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 编辑：沈河西 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