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培麟已经习惯了以女装示人
“他们自诩正确”
2012年初的那场火灾之后，刘培麟成了青岛的“名人”。不久，他登上了山东电视台生活频道一档名为《请你原谅我》的节目。和他一起出场的，是电视屏幕下方出现的一行字：“大喜哥：一个网络‘奇葩’的终结”。
在聚光灯下，他一面被嘉宾责问：“你这身装束，出来会把小孩吓坏的”，另一面，又因为“卖房借钱替母治病”和“坚持还钱不赖帐”的正能量引发全场掌声。一位观众说：“我认为大喜哥比那些开宝马的、穿西装的、有钱的强多了”，“有多少不孝儿女还不如大喜哥呢”，“他们应该叫你大—喜—爷！”刘培麟连忙鞠躬致谢。
随后台上的女主持人又给他出了个“主意”：“如果您换成男人的衣服，您在全国会比现在还要火！大家想看吗？来来来！”
他洗了脸，换上黑色大衣，藏起辫子，头顶一个黑色礼帽再次登台。灯光下，他眼光四下闪躲，腼腆微笑。一片欢呼声在台下响起。
如果说这次换回男装是刘培麟在舞台上被迫的“表演”，那么四年后的这一次，则是他走投无路时对“正确”的妥协。
2016年，那个叫他“变态狂”的房东不断上涨着他的房租，每月1387元退休金已经无法负担。他从电话本上找到了一个姓赵的“网上朋友”寻求帮助，对方给他提供了青岛中山路发达大厦里的一个房间。住了没多久，便接到邻居投诉：无法接受这样装扮的人每天出入大厦。刘培麟面临的选择是：要么走，要么改变自己的形象。他发狠剪了头发，换了男装，扔了女装，在心里跟自己说：正规点吧，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他以男人的样子重新找工作，应聘了十几份，大多数被拒，好一点的让他做了几天工后给了点钱劝离。他逐渐发现，这个承诺说要给他提供各种帮助的“赵老板”，实则是利用媒体的报道，将“做回男人”的他再度包装成名人来经营。半年后，刘培麟和“赵老板”闹翻，离开大厦。
他搬到了一个半地下室，换上女装，继续拾荒。人们见了他问：你不是不穿女装了吗？不是“改邪归正”了吗？
刘培麟觉得自己啼笑皆非：“哎呀，我嘲笑我自己。”
在日记里他写道：“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怪物’……一个无用的人，他们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他们所以为的人，他们自诩正确。”
2016年，他在青岛长途汽车站旁的立交桥下遇见一个醉鬼横躺路边，怕来往车辆轧着他，刘培麟报了警等在路边。一个小时后警察来了，板着个脸问他：你报的警？随后便把醉鬼弄上车，扬长而去。他还记得那个醉鬼上车前，对着他不屑地“哼”了一下。
还有一次，他在海边玩时，看见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在海里挣扎，刘培麟会几下狗刨儿，下海把女孩救了上来，报了警通知了家长。结果，刘培麟同样没有得到一句“谢谢”。他认为这些都是“义举”，但人们注意到的却是他的装束，“他不管你有什么高尚的精神，不管你内心如何，不管。”刘培麟叹着气。
还有网友给他找了心理专家上门做“心理辅导”。虽然觉得“特别可笑”，但刘培麟还是接受了那位六十多岁的心理专家的谈话，并给他包了顿饺子。过了几天，专家给他送来打印了三张半A4纸的总结：他是一个个例，本身并不坏，从小就喜欢成为女性，没有什么别的企图和想法，没有犯罪前科……
“我手无缚鸡之力，我就是过我的日子啊。”刘培麟说。
2016年后，他的生活逐渐消停下来，和猫“搭伴”过着日子。但猫已经不是原来的猫，曾经的那只“花花”几年前被蜂拥而至的媒体和围观者们吓得不见了踪影。
日子平静久了，他有时也会感到失落和不安，在日记本上他这样写道：“或许，我早已成了臭狗屎。”
2019年的春节，是他最难熬的一次。大年三十，身无分文，所有的钱都交了房租。即便搬到崂山上偏僻的民房，刘培麟仍旧无法摆脱被房东三番五次涨房租的宿命。他背地里叫这对房东夫妇“黄世仁”和“地主婆”，因为半年的时间里，他们把房租从每月500块涨到了1700块——等同于刘培麟每月的退休金。
他觉得崂山也呆不下去了，但不知在青岛还能去哪儿。年前，由于无法在规定期限内交付9000元押金，申请公租房的机会也失掉了。除夕晚上，他用捡来的苞米面，贴了一锅饼子。
找不到办法时，刘培麟会翻自己的电话本。那上面写着许多媒体记者、“热心网友”、“好心人”留给他的电话号码，他会打电话碰碰运气。这其中，最常求助的是唐冠华，一个与他认识十年相差三十岁的“老朋友”。
2019年春天，从来没出过远门的刘培麟，决定到两千多公里外的“另一个星球”上去投奔这位“老朋友”。
“万物复苏，我又活了”
化妆品的香味、猫的气味，还有放了三天没舍得扔的卤肉味儿，它们混合着南方潮湿的空气，在你走进他的房间时，朝你扑面而来。这就是刘培麟逃到“另一个星球后”暂时落脚的地方——福州闽侯县荆溪镇关中村一座二层小楼。
屋内阴冷，刘培麟起身拉上窗户，三月连日的雨水和厚重的云层，将窗外的山遮掩起来。他想：不知道青岛有没有下雨呢？虽然还没有适应这个和青岛气候差异很大的南方村庄，但他却觉得自己正在被一种春天般的希望围绕着：快要从梳妆台抽屉和桌面上溢出来的化妆品和饰品，堆放在书桌上、地上成套的鲁迅、巴金、老舍的作品集，简易衣架上挂成一排的女士大衣、纱巾和挎包……这些都是网友寄给他的。抵达福州的十余天里，他拆了上百个快递包裹。
写字台上立着一个红边小圆镜——除了窗边的落地镜、梳妆台的镜子外，它是这个小屋里的第三面镜子——镜子边上是一张白色的方形卡片，上面写着：“大喜哥你好，我是一个看了你故事的网友，在我心中，你很勇敢，活出自我，谢谢你的出现也让我感受到了满满的勇气，加油，你不孤单哦，希望你喜欢这份小礼物。”这样的卡片和纸条还有很多，夹带在网友寄给他的衣物间。刘培麟把它们收集在写字台下面那个歪扭难开的柜子里。
他在日记里写下：“春天，万物复苏，我又活了”。“有一段时间，我还以为：完啦，彻底完啦……这几天，自己真的又从地上回到天上！我又成了‘网红’了……面对网友的热情，面对捐赠来的物资，我湿润了双眼，那颗本已麻木了的心，却又一次地活了起来。”
2019年2月19日，在刘培麟向朋友唐冠华求助后，唐冠华为他在网上发起了一项众筹。除了以此解决刘培麟目前租房等生活问题，唐冠华还试图让人们去关注与刘培麟有关的另外两件“重要”的事：一个是他身上20多年的疝气，需要手术；另一个是他从小学时开始每天写的近500万字的日记——他在现实失落世界中的精神归所。2月21日，网络众筹到30万余元的善款，这完全出乎唐冠华的预料。
唐冠华喜欢去寻找“边缘人”和看上去“有点奇怪”的人。他觉得自己就是处在那种“一直和多数人连不上”的边缘状态中。他高中退学创业，从事当代艺术和社会工作，后又与妻子邢振在青岛崂山创办“自给自足实验室”，并于2015年与公益基金会在福州闽侯县合作创办“南部生活”社区，尝试探索边缘群体可以自力更生的生活模式。
2008年，在青岛美术馆旁的街道上采风时，唐冠华和好友黄金遇见了扎着小辫，一身《红灯记》派头的刘培麟。一起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二人，上前与他搭话，询问是否可以给他拍照，刘培麟爽快的答应了。后来二人到他家中拜访，并保持了联系。
直到看到刘培麟的日记，他们才发觉走进了他的内在世界。“（日记像是）一幕奇幻、坎坷，夹杂着闹剧和正史的悲喜剧，正在社会的边缘上演。”黄金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在你未曾去过的拆迁废墟，他一身鲜艳，踮着脚尖，小心翼翼地在危险的独木上舞蹈，试图美丽，试图骄傲。”
和其他人不同，唐冠华和黄金大多数时候称呼刘培麟为“刘老师”，或是“老刘”。“我对他来讲不是帮助，是合作，我们之间有一种联系，我从他身上能学到很多东西。”唐冠华说，他正在与志愿者们一起着手进行刘培麟日记的出版。
过完2019年的春节，与刘培麟商量后，唐冠华邀请他来福州“南部生活”社区，协助他治病，重新寻找新的落脚点，共同完成日记的出版。
3月1日，刘培麟抵达福州。与他一同来到的还有网友们的上百件快递包裹。十天后，在志愿者们的照顾下，他完成了疝气手术，消除了伴随他二十多年的顽疾。
“她们在时刻的保护着我……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什么是爱，这种爱是宽泛的，她们带来人间的无限真情，我真想拥抱她们，可我没有，我不想破坏这真实的安宁和温馨。我想就这么待下去，就是让我去死，我也毫无顾忌！”刘培麟在日记里写。在与志愿者和网友的相处中，他觉得自己那颗“死了的心”又被“激活”了，笔下的日记中又开始出现“幸福”、“天真”、“美好”、“甜蜜感”这样的字眼。
“青春啊青春，多么辉煌……”刘培麟倚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试图用美声唱起电影《青春万岁》的插曲，他仰着头，手掌和着节奏摆动。紧接着又朗诵了电影中的台词：“让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来编织你们，青春万岁！”
他向往电影中的人们的热情和奔放，虽然这些“已经随着时代的变化，过去了，看不见了”，但他仍然经常唱起：“红星照我去战斗……”，“雪皑皑，夜茫茫……红军都是钢铁汉”，刘培麟继续唱着，闭上眼睛，点着头。他觉得这里面有“生命力”，可以填补失落。在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会默诵《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我何尝不想拥有这一切呢？可我没有那个条件，这半男不女的样子，我有自知之明。”他指着正在看的杂志，上面有一句话：人生就像做梦。可他却不懂这个梦从何而来：“人生哪有那么些梦可做啊，人生就是要面对现实。”
“下面的日子，还要过下去，不能依赖，依赖只能使自己懒惰。”他在日记里写道，“娜拉说：‘最要紧的，我是一个人，同你一样的人……或者至少我要做一个人……我不能相信大多数人所说的……一切的事情都要由我去想，由我自己去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