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捐了近百亿元的人
我们听过太多在金钱的幻觉中迷失的故事了，但陈一丹的故事却仿佛是个例外：作为腾讯公司的5位创始人之一，他很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21年前，他和马化腾等5个年轻人合伙创业，不过6年，腾讯上市，他获得财富的速度只能用令人眩晕来形容，“就知道有个数字，会不断增长”。
谁也没想到，在从科技创业的浪潮之巅下来之后，他接下来的人生会以这种方式打开：先是分期捐资20亿元人民币给民办的武汉学院；紧接着，捐赠25亿港元设立全球奖金最高的教育奖——一丹奖：单笔奖金3000万港元，比诺贝尔奖金的3倍还多。他最新一笔关于教育的捐赠价值高达40亿港元。迄今，他已陆续捐出90多亿港元。
谈到他，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我们，即使在美国，教育学者也没那么受重视——“他们觉得我们是在和小孩子打交道。”而一位中国富豪愿意为全世界的教育设置这样的大奖，让他有一种“早该有人这么做了”的感觉。
|
|
在此之前，他从没听说过陈一丹这个名字。
今年5月，在一次论坛上，美国西北大学教育与社会政策学院院长大卫·菲戈甚至有些激动，“我们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认可。因为您，一丹先生，您相信教育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他在致辞时说，“我向您致敬。”
过去几年，全球不少教育学者，都想见一下这个中国人。既有好奇，也有怀疑；几乎每一个被邀请担任这个奖评委的学者——都是国际顶尖的教育学者，也都要求和他见一面。他们想看看，要做这么一件事的，到底是怎样一个中国人？
5月底的一天，我们目睹了一连串这样的见面。那是在芝加哥，陈一丹刚刚抵达这里，时差还没有倒过来，见面就已经开始了，先是芝加哥大学校长，然后是打着一条金色领带的詹姆斯·赫克曼——200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连坐了13个小时飞机后，尽管非常疲惫，但陈一丹的皮鞋锃亮，西装笔挺，领带也系得一丝不苟。
第二天，见他的人更多了。一丹奖基金会和西北大学合办的那场教育论坛上，陈一丹在第一排正襟危坐。开始之前，大卫·菲戈召集了教育学院的15位教授和陈一丹见面，每个人轮流向这位中国来客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院长的重视其来有自——去年，一丹教育研究奖得主就出自他的学院。
陈一丹身材瘦削，面容清矍。他48岁，但头发已经白了。他非常擅长一条一条地把事情说清楚，谈到设立这个国际大奖时，他的说法出乎意料地简单——“所有社会问题的解决，最终都可以回归到教育。教育进步了，社会也就发展了。”他希望通过教育提升人类福祉。
最初，没有人愿意轻易相信他，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天真的玩笑——投身到这样一个宏大的事情，对一个学者来说，意味着赌上自己的声誉。程介明这样评价：愿意设这么一个奖，在中国这样的人不多，“或者有些后来变成笑话的也有。”
程介明是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首席教授，港大原副校长，之前没见过陈一丹，但最后选择相信了他——他不像一般的企业家，没有多余的客套，只是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他越是口才不好，我越觉得他不错。”
稳定
即使是陈一丹自己，似乎也很难说清楚他在哪个节点开始作出决定。从腾讯退休，他的人生站在一个分水岭上：在此之前，他主要是一个企业家；在此之后，他主要是一个慈善家，或许还会成为一个教育家。
退休后，陈一丹先是到斯坦福大学游学了半年。回忆起那段日子，他就像是回到了大学时代——不肯住豪华公寓，而是搬进学生宿舍，在室友的大音量音乐和臭袜子味道里，乐此不疲地选课。他关心食堂怎么样，图书馆怎么样。
对于他当时的这个决定，外人感到惊讶。那正是腾讯高歌猛进的时候，公司成了真正的巨人。没人想到，他会在这个时候退下来。但熟悉他的人并不吃惊，他已经铺垫了两年——还是在2011年，他就给腾讯总办的人写了邮件，表明退意。这符合陈一丹的风格，很稳，整件事情就像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站在今天往回看，他的创业故事无疑是当时中国最激动人心的故事之一。按照中国互联网高歌猛进的剧本——但凡一个人，只要他干过互联网，就会知道很多这样的剧本——不用说，主人公往往都有一个动荡的传奇，需要一次巨大的挫折，充满冒险、起伏和野心。但陈一丹显得非常不同。假如要把他的故事搬上舞台，大概会叫人感到失望：他是反戏剧的。
不是没有挫折，腾讯和奇虎360的“3Q大战”曾让他陷入深刻的反思。但作为一个主人公，在他的故事里，很难发现那些戏剧性的撕裂和冲突。
创业最紧张的时候，他形容，那时候身体很忙碌，“思想都是在跳，总是在跳、总是很激烈、很激烈”，但心很安。
他退下来时，曾有人问，甘不甘心？他还是这样回答，“我非常开心，安心。”他认真地说，“我真的很开心。”
腾讯高级副总裁郭凯天觉得很神奇，在他看来，腾讯几位创始人的个性都特别罕见。他们给人的感觉，“个性都非常稳定，似乎很早就形成了。”尽管每个人都很不同——马化腾的敏锐、前瞻，张志东的真实、客观，许晨晔的超脱、睿智，不同个性反而促使他们能从更多角度去看问题。
而在整个团队中，陈一丹的作用就像是稳定剂——他擅长的是，“把大家的都平衡平衡，都综合综合。”在他的语言中，很难发现突转、变化，一切都是顺畅汇聚到一起的。
郭凯天和陈一丹认识十几年了，他是陈一丹招进来的腾讯第100号员工。那时，他就觉得陈一丹有点少年老成，“当年他长相也是这样，胖瘦也是这样，当年头发就是白的。”即使是现在，陈一丹从腾讯退休6年了，但几乎也没有什么变化。
他是“超稳定”，郭凯天这样评价。
这种平衡感和稳定感贯穿到他的方方面面——首先是家庭。他很忙，但即使是在斯坦福读书的时候，他一个月也要回国一次，陪伴家人。
日常工作中，他也很少因为什么事发脾气，他情绪起伏不大，不会叫人难堪。如果有人办事不力，他不会直接指出来，而是提醒“你还该再考虑另外的因素”。他的助理回忆，最生气的时候，“也就是整个面部的线条是往下走的”，显得很愁，但不会发火，“他care(在乎)的人，他不想让他不开心”。
因此，当他开始全力投身教育时，这种稳定感叫一切都显得是自然而然的——脱离了熟悉的赛道，对任何人来讲都意味着一次冒险；但发生在他身上，好像没什么特别。
一开始，他打算分期捐资20亿元给武汉学院——在别人看来，这已是天文数字，但陈一丹明显有更大的想法：当他准备设立教育奖时，他已经想了一两年了。
格局
2015年的一天，陈一丹的助理被叫到办公室，说有事想和她商量。助理感觉气氛有些神秘。“他前面铺垫了很久，就是讲自己一直在想教育要怎么做。”她甚至觉得老板有些紧张。她说，陈一丹有一个习惯，如果是谈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他就会很自然地交谈，“有时候手舞足蹈的”。如果是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就习惯性不看对方的眼睛，自己使劲盯着空气中的一个点。
她意识到，老板要说的事可能“有些大”。
“我要办一个全球性的教育奖。”陈一丹说。
这个决定“好像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当时，他已经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去办武汉学院，“我一直以为他就是想办个学校而已。”助理说——直到2016年一丹奖对外宣布，她才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老板的想法——但在之前，她承认自己没有想通：可能因为我觉得做事情要落到最终的一个受益方，“对那种倡导性的、影响性的，一下子串不到我脑子里来。”
助理回忆起那次谈话，她对这个决定的理解是——办一个学校还是太窄了，但设立一个教育奖，可以影响到更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