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国际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网讯 12月22日，以“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为主题的第十八届中国经济论坛在人民日报社举行。会上，中国经济国际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就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改革问题发表演讲。他认为，经济供给侧结构改革应当“围绕一批具有重大潜在红利的事项”加以推动。
黄奇帆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围绕制度问题、企业动力问题、技术创新、创新驱动问题、资源要素供给问题和劳动力、人才供给问题——五个方面的核心要素、经济要素进行制度化的结构性改革。一旦改革推动到位，一定会产生改革的红利，生产关系调整之后带动生产力的发展。针对当下，黄奇帆列举了六个方面他认为可以推动的、具有重大潜在红利的改革，而这六个方面其实都是党中央、国务院近年来已经在安排和着力推动的重大改革事项，它需要我们各级干部具体贯彻落实，并使其执行到位。
第一、对外资金融机构开放
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我国引进的外资几乎等于全部工商产业资产的30%，这也是中国进出口50%的推动力量。但是，我们在金融领域的基础性制度开放不够，目前外资金融机构只占整个中国金融资产的百分之1点几。我们在三个方面的开放度有限。首先，外资不能办某些类别的金融企业，或者不能展开某些新业务，这是市场准入的门槛问题。其次，即使准入了，还有股权比例的限制。第三，即使工商注册登记了，还有营业范围不能做。由于各类限制性过多，一些外资银行跟一个办事处也没有多大区别。
中央高度重视这件事。从去年4月份到现在，中央有关方面的四个部委，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相继出台了64条很具体的开放性规则，其中有24条是关于市场准入的，有11条是关于股权比的，有29条是关于经营范围的。准入类方面强调在准入前给予外资同等国民待遇，股权方面可能会逐步让外资控股甚至独资设立境内金融机构，营业范围方面则放开各种各样业务许可。这64条到位的话，相信今后几年会有一波非常热闹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的潮流，有可能带进来一年几十亿、几百亿美元，10年时间就有几千亿美元资本金，会带来上万亿美元的运行资金，如果转化为人民币的话，那就会产生7万亿、8万亿人民币资产，增加了金融供给侧的力量。到2030年以后，外资金融机构占中国全部金融资产的比例，从现在的1点几%涨到10%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开拓服务贸易领域
我国进出口货物贸易从1979年的200多亿美元增加到去年的4.3万亿美元，并有4千亿顺差，成就斐然。但是我们在服务贸易领域尚未充分发挥潜力，目前一年一般是75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逆差3000亿。服务贸易每100亿营业额，有70%左右能形成增加值；货物贸易100亿营业额，只有25%左右是增加值。我们服务贸易加货物贸易一共是5万亿，顺差只有1千亿；但是用增加值来算的话，我们还是亏的。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服务贸易逆差加起来一共7千亿美元，我们就占了3千亿，约40%，逆差过大。其次，我们现在做的2千多亿美元的服务贸易出口，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我们缺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密集的品种。再次，中国的货物贸易运行过程中必然伴随的服务贸易业务，比如保险、清算结算、物流，大部分被境外企业做了。我们因为缺少自由贸易的制度安排，使得这一块做不大。
党中央国务院十八大以来推出自由贸易试验区，就聚焦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流动自由、物流仓储自由、人员就业流动自由、数字贸易自由等六个方面。服务贸易业务可以有几十个大类，2千多个小品种，这些都跟这6个自由有关。自贸试验区的探索为中国解决服务贸易的瓶颈、短板创造了条件，将给中国的服务贸易带来发展的春天。10年、15年以后，相信中国的服务贸易可能从现在的7500亿翻一番，就是1.5万亿，翻一番半就是2万多亿，如果那时候逆差不是扩大一倍而是缩小一半，也许就一两千亿，这将是给中国经济带来几个百分点的一个动量和红利。中国在进出口贸易上，今后10年真正的动力、红利，高质量、高效益的业务，体现在服务贸易上。
第三、农民工落户城市
80年代农村承包制改革释放了劳动力到城里，产生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过程，这是巨大的劳动力释放。但是在农民工问题上，有一件事目前各地区还没有做到位。这件事恰恰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十八大以来大力倡导的，中央提出到“十三五”末要实现2亿农民工就地落户城区，其中有1亿在沿海城市落户，1亿在内陆城市落户。这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国目前还有近3亿农民工，不能落户城区使得这3亿农民工的劳动寿命减少一半。我国城市职工一般60岁退休，农民工一般干到45岁左右，年龄再大沿海城市的企业一般就不招聘他了。他本来可以干到60岁，现在只到45岁，少掉了15年，少了15年就等于就业工龄少1/3。农民工在正常上班的时候，一年12个月总有两个月回家探亲，这两个月回家相当于一年的1/6。1/3+1/6=1/2，理论上农民工的工作寿命，因为是农民工状态而不是户籍状态，大体减少一半，就是3亿人减少一半。所以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是改善农民工待遇的问题、人权的问题、对农民关爱的问题，同样也是生产力问题，是人口红利的问题。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号召，党中央已经提出这件事，我们要着力落实，谁把农民工的城市化户籍制度做好，谁就是赢得未来10年、15年主动发力的城市。哪怕你这个城市现在有1500万人，如果里边有900万农民工，如果不做好这件事，让农民工今后10年不能落户，可能10年以后有500万人被别的地区吸收了。1500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可能就变成八九百万，变成第二等级的城市。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重大红利的措施，地方应该把它当作重大措施狠狠抓一下。
第四、延长女性退休年龄
妇女从上世纪50年代起，退休年龄比男士早10年，50岁一过就退休了。她要比男士提早10年拿养老金，一个月1千多块，一年就是1万多块，10年就是10多万。她又少交了10年养老金，每个人在岗就要交养老金，一年差不多一个月1千多块，一年1万多。一进一出一年两万多，10年20多万。以6亿城市人群来说，有3亿妇女，3亿乘上20多万就是60多万亿。分摊到40年，每年相当于增加1万亿养老金，必将缓和许多省份养老保险资金链紧张的情况。实际上妇女寿命比男士高5岁，你如果问她自己愿不愿意上班，大多数愿意上班。在法律意义上，应该形成60岁同工同酬同年龄退休。如果以后想要延长退休年龄，男性和女性共同从60岁延到65岁，把这件事改好了，不仅一年产生一两万亿红利进医保，而且还能多了几亿妇女10年的工作，又产生劳动力红利。
第五、降低运输成本
中国所有的货物运输量占GDP的比重是15%，美国、欧洲都在7%，日本地方只有百分之5点几。我们占15%就比其它国家额外多了几万亿的运输成本。中国交通运输的物流成本高，出了基础设施很多大一部分是新建投资、折旧成本较高以外，相当大的部分是管理体制造成的。由于我们的管理、软件、系统协调性、无缝对接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造成了各种物流成本抬高。在这个问题上，各个地方，各个系统，各个行业都把这方面问题衔接一下，人家7%，我们哪怕降不到7%的GDP占比，能够降3-4%的占比，就省了3-4万亿。举一个例子，我们有十几万公里的铁路，这些铁路花掉近10万亿的资金，却只运输了中国全部货物的6%。其余的94%，汽车大体上运了84%-85%，飞机、轮船、管道运输也运一些。因为把货物转到火车上很麻烦，大家就把东西装上汽车，上千公里开出去，汽车烧的是油，火车烧的是煤，运输成本是火车的3倍。我们几十年开发区修的公共设施叫七通一平，但七通里没有铁路通。以前有一个规矩，只要一个企业有几十亿产值，火车就要开到厂里去。现在几百亿的企业货物运输，全靠卡车拉，这都是不对的。美国的铁路是100多年前造的，美国现在的货物运输量有20%是铁路运的，这就是节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很多浪费。
第六、有效配置城乡土地资源
由于城市用地的集约性，一个农民在农村的宅基地等建设性用地平均为250平方米，在城里的建设性用地平均为100平方米。全世界城市化过程中，不管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城乡的变迁，人口集聚到城里，农村里的宅基地等建设性用地会大幅度减少，就使得农村耕地数量相对增加，所以没有出现耕地短缺的问题。但我们的农民是两头占地，他到城里来算一波人，但是在农村里，宅基地还是留着的，我们的耕地因此就短缺了。宏观上城乡资源没有流动，没有配置，这就造成我们耕地短缺，住宅用地少，土地供应成本高，整个城市的房价也会高。
这里有一个城乡建设性用地指标增减挂钩总体平衡的问题。如果一亩宅基地产生200万元，1亿户家庭大概7千多万亿亩宅基地，如果有一半实现了城乡之间增减挂钩的转换，就是3500万亿亩。一亩地20万的话，就是7万亿，就是农民的一笔原始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守住了国家法律规定的三个红线：第一，不能把集体所有权变成私有权。第二，守住耕地红线，把宅基地变成耕地，把耕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形成平衡。第三，维护农民的利益，这个过程使农民因宅基地的这个指标转换增加十几万、二十万。三个有利，形成有效周转，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上六条，每一条都是制度性、机制性的改革，每一条都体现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各种文件当中，早就提出来了。只要落实到位、执行到位，都会具有上万亿价值的改革红利，把这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干好，我们国家一年就会新增几万亿红利，GDP增长不是保5问题，而是达到6%理所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