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桩不明感染源病例的溯源——上海疾控中心蹲点记
“1”
桂芳（化名）已经在每日疫情数字“正在流行病学调查中”一栏出现10多天了。
当然，外界并不知道她的名字、年龄，甚至不知她是男是女，只知道她是确诊300多例中的“1”。
作为此次上海市疾控中心新冠肺炎防控现场工作组（以下简称现场工作组）的一员，孔德川急需调查这个“1”的“源头”——究竟是“有湖北居住或旅行史”，“有湖北以外地区居住或旅行史”，还是“有相关病例接触史”。
然而，从初步调查资料来看，这位70岁的老太太全都不符合：
她是本地人，独居、不爱社交，近段时间没出过上海，也没有接触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甚至身边也没人有呼吸道感染症状。到底是怎么感染上新冠病毒的？10多天的追查，还是一无所获。
“正在流行病学调查中”，指感染源和感染途径尚不明确。相比于确诊病例的数字，这个数字的增加更令疾控人员警惕。数字的攀升，可能提示着社区传播的开始。日本已经出现多例找不到感染源和感染途径的病例。
自1月20日首例新冠肺炎患者确诊以来，上海已经真枪实战与新冠病毒对峙一月余。本报记者跟踪了一位曾是“无接触史”患者从确诊到被确认感染源的全过程。
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付晨认为，流调的更大作用是通过病例流行病学分析，发现疫情发生的特征，为政府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如果说医生是在减存量，疾控部门的人们，则是在控增量。这是一个不为人熟知的、更危机四伏的战场。
战场
S形曲线，提示“阳性”。若是一条平直的线条，则为“阴性”。
2月5日，实验室的电脑屏幕上，桂芳的咽拭子检测结果显示出S形曲线。她被确诊为一名新冠肺炎患者。
随着这个结果的确认，中山西路1380号上海市疾控中心的病例名单库中关于桂芳的那一栏，被标记成为“PCR阳性”。
中山西路1380号，灰白色的3幢楼，平日里在川流不息的内环边很少引人注意，但现在，它是全市最受瞩目的场所之一。
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中心就设立在这里。每天，包括桂芳在内的各类病例数据，都要指挥中心汇总、核实、发布。新闻采访车鱼贯而入。
1月16日，上海市疾控中心实验室首次在一位疑似患者的肺部灌洗液中，发现了那个长着触角的圆形病毒。经核酸提取、测序、生信分析之后，屏幕上显示出了微弱的“S形”。样本送至国家疾控中心复检，确诊。1月20日，上海对外公布首例确诊患者，直面病毒的斗争正式打响。
而事实上，上海早在去年12月31日就已备战。当天，市疾控中心监测到武汉市卫健委关于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1月2日和13日分别开了两次风险评估会议。公共卫生学专家、临床传染病专家、动物疫病中心、海关等部门都参加了。
付晨记得，1月14日上午举行的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语气严肃——这可能是卫生系统面临自非典以来最严重的疫情防控，要作为现阶段卫生健康系统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来做。
传染病防控就像筑坝，坝筑得及时、坚固，才能阻挡汹涌而来的洪水，减轻下游医疗救治的压力，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孙晓冬这样形容。预防疾病传播和流行最高效的办法之一，就是流行病学调查。市疾控中心传防所所长吴寰宇和急传科科长潘浩等都是流调的“排头兵”，他们带领现场工作组全体开展了周密、详细的流行病学调查。
“战队”由市、区两级疾控中心人员组成。3个梯队，700余人，分为流调小组、疾控小组、密切接触者管理小组，已累计对2500名疑似病例进行了流调，9500多例密切接触者进行排摸管理。流调的主要内容包括病例基本信息、发病诊疗和报告情况、相关活动情况、可疑暴露史情况、实验室检测情况等。
大多数案例的“来龙去脉”经过流调，都是清晰明了的。而送到市级层面“专案组”待“破案”的，都是最难啃的骨头。
桂芳的案子，现场工作组多次组织人员研判，联合区疾控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社区工作者反复分析，但线索却屡屡中断。最后该案例被指派到了孔德川和郑杨的手里。
感染
桂芳所居住的临街公寓，是1930年代的砖混结构公房。一人住面积有些大，她把另一间隔出，用于出租，与租户共用一个大门。不过，她个性内敛，喜欢清静，与租户、邻居从不串门，见面只是点头，问好。
拿到案例的第一步，孔德川总会画图，梳理出病例的活动轨迹。
这是流调组的经验。“一图胜千言！信息扑面而来时，一定要有思路，脑袋要保持清醒。”潘浩在会上大声强调。他是上海市疾控中心传防所急传科主任，也是此次新冠肺炎防控现场工作组副组长。
“首要就是确定发病时间，有了发病时间，往前14天，调查病例的暴露情况，也就是什么原因得病；往后至隔离治疗前，需要判断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孔德川把桂芳的活动轨迹整理如下：
1月15日至27日，在女儿的陪伴下，她去了分别位于两个区的几家单位。
此后的1月27日上午，她开始身体不适，无力，头痛，有轻微的咳嗽，但她认为，“大概是血压高了”，咳嗽也应归因于她常年患有的支气管炎。
2月3日，女儿再次来电，她说骨头酸疼，女儿坚持带她去看诊，她已开始发烧。CT显示，她有病毒性肺炎的征象。她被诊断为“疑似”，被发热门诊收治，隔离。
此刻，她已经进入了疾病防控的网络。2小时后，看诊医院所在那个区的疾控中心在系统里发现了她的报告。流调人员开始调查。医务人员将她的咽拭子标本，连同血液标本被送至市疾控的实验室进行检测。
2月5日她被确诊后，被转入市新冠病例定点医疗机构治疗。
可以判断的是，病毒就在1月27日前，悄无声息地接触到了桂芳。可到底是什么时候，怎么接触上的？
排查
某单位进入孔德川的视线。从发病时间来看，这个地方可能性更大。
孔德川请区里的疾控中心协助，了解到桂芳曾去过某单位，而这一行程涉及100多人。疾控中心找出了100多人的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逐一核实。结果，全都排除。
另一个区的某单位很快也被排除了。通过与全市病例数据库的比对核实，也排除了这家单位当天有确诊病例出现的可能。某公共事务服务中心，初步报告上写是由女儿陪同去的，女儿自述没有不适。当天该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已请公安介入排查。
患者的直接接触断了线索，同事毛盛华也帮助介入调查密切接触者。
除了一直受到关注的女儿，租户是与桂芳共用大门的，她有可能是传染源吗？调查后了租户来源地、活动轨迹、身体状况，可能性被初步排除了。
桂芳的孙辈虽然接触外人的可能性小，但也不能排除。毕竟在24日晚，他与外婆桂芳一起吃过饭。但结果是，再次排除。
“好像你本来在一个好大的房子里，到处都是线索，然后越来越小，屡屡碰壁，最后连转身的余地都没了。”孔德川用手比画出房子屋顶的样子，摇着头感叹。
至此，桂芳的案子已经先后出动流调人员25人次，反复8次赴病例涉及地点调查，电话排查了120余人，进展缓慢。
对手
“狡猾”，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付晨形容这个需要电子显微镜才能看到的对手，喉头有些哑。
“你让我遇到再多的非典病例，都能够及时识别出。但这个病毒实在是不按套路出牌……”某天夜晚11点，不需要去刻意鼓舞士气的时刻，潘浩在电话里这样疲惫地感叹。
有人把病毒算作生命体，但也有人认为不算。它是一种介于生物体和非生物体之间的存在。在细胞外，它最多只能算一种粒子，而一旦接触到细胞，进入生命体，它会迅速复制，蓬勃地发展起来。
“狡猾”的病毒懂得如何为自己争取利益——一开始它并不暴露行踪，潜伏在宿主里不动声色地增殖，此时病人体温不高，甚至正常，让宿主掉以轻心，好尽可能传播到更多的人群中去。当到达了一定程度，才转而突然露出狰狞的面孔。
它诡异的传播途径也超出了专家的预想。最初它被认为是呼吸道传播。但是行为显然超出了这个范围。它出现在唾液里、血液里、肺部灌洗液里、粪便、尿液里，甚至可能通过引发结膜炎感染。
病毒的狡猾加剧了流性病学调查的艰难。让需要可以排除的情况，变得不能排除，它迷惑流调人员的双眼，使人人看上去都像传染源。
推演
银色的依维柯从市疾控中心驶出，孔德川坐在前排，盯着本子上梳理出的圈、线图，手里的黑色水笔不时敲击着页面。这一天，他决定再次去桂芳居住地所在区的疾控中心找找线索。
孔德川今天的刘海变了样。本来已经长到扎眼睛，前一天在爱人帮助下，终于剪成了排列不齐的锯齿状，不遮眼睛了，孔德川很满意。
坐在车里第二排扎马尾辫的，是孔德川的搭档郑杨。她是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与伤害防治所作为“外援”被借调过来。上海市疾控中心在传染病防控“平战结合”的原则下，注重平时培养中心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传染病防治知识和技能，并通过大型活动保障进行实战演练，有一支召之能战、战之能胜的“预备役”队伍。此刻上海市疾控中心全员上岗，“预备役”队伍全都派上一线。
“这病目前还是人传人，肯定是和什么人接触了。”孔德川和郑杨讨论。
目前已知的密切接触者都已排查。女儿一家从1月27日桂芳发病至今，14天隔离期已过，无人发病。
孔德川最担心还有潜在的被感染者。这也是流调者必须要尽快找出传染源和传播途径的意义。毕竟，在本市至今为止的336例确诊病例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确诊患者是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现的。第一时间发现并管理好这最后被确诊的120多名密切接触者，避免他们成为新的传染源，是上海控制住疫情发展的关键。
临行前两人去找专家组副组长潘浩理思路，潘浩给孔德川画了一张图，并祝他们“马到成功”。现在这张图就在孔德川的脑子里反复推演：
一、继续完善本人的接触史，看看是否有遗漏；二、密切接触者（儿女、孙辈）在患者发病14天内是否接触过可疑的感染源；三、最后的选择，再问问社区里是否有可疑感染源接触史。
突破
疾控中心到了，会面地点直接定在318会议室。
区流调人员小马和李主任拿着本子坐在会议桌对面，眼皮直打架。
他们已经记不清为这个案子和市疾控中心沟通多少次了。“老太太接触的人就那么几个，问题都问过了，都没有接触过来自武汉的人，也没有出过上海，没有去过比较密集的大型聚会。”小马很疲惫。
“会不会有遗漏？能不能把他们的14天轨迹都确认一遍？”孔德川问。
“患者的14天轨迹可以做，但是要做接触者的14天轨迹可就没完了。就算问出来哪一天去了什么超市什么广场，也不能作为病人的流行病学史信息呀。”
孔德川说：“这是特殊案例，必须特殊对待。大多数人第一反应都是‘我没去过’，‘没接触过什么可疑的病人’，但如果问他，那天跟谁在一起，说不定就可以找到下一步去调查的线索。”
孔德川又把前述工作解释了一遍，李主任松了口。“那行，我们再问一遍。”
“你们负责密切接触者以及社区，我们现在来给老太太打电话。”孔德川安排了分工。
桂芳老太太还在住院。打电话前，孔德川要确保老太太的身体状况适合接电话，需要等在传染病医院的同事去确认。10分钟后，小马和李主任走了进来。
“已经问完了？我们还没开始呢！”
“有进展了。”小马放下文件夹，“老太太家人刚刚提到一位新的接触人员，与病例在公共事业服务中心一起办理过业务，是本市一个已经确诊的病例。”
“啊！”所有人惊呼。
当即，他们在后台数据库中比对核实该确诊病例的信息，又再次拨通老太太家人的电话，详细询问这位新接触者的情况和与老太太接触的具体过程。
未完
回办公室的时候，孔德川已经提前给潘浩打了电话。
人还没进办公室，潘浩就狠命鼓掌。他兴奋地领着两位队员去给指挥部汇报案件进展，腰带上别着的那串钥匙发出撞击的声响。
但他们并没有太多时间来庆贺。因为新的疑点产生了。
那位确诊病例是在1月25日发病，那他与桂芳之间是如何传播的？新的问题又来了，孔德川又要继续下一个流程。流调就是这样，它是一个一个的逻辑判断，一个一个的线索探索，一个一个的证据佐证！
而这个案例正印证了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孙晓冬的看法。
流行病学调查是一个耗时耗力、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对于新发传染病来说，方法和结论是在不断的调整和纠偏中进行。例如此次新冠疫情中，原本“密切接触者”按规定是在患者发病后密切接触的人员才算，但随着对病毒的认知越来越深入，定义已被改为从发病前2天算起。
当大众已经越来越习惯听惊奇的流调破案故事，但孙晓冬希望公众能理解，短时间内所谓的破案不能代表完整的流行病学调查过程。
出院
连日的阳光，已令人恍惚间觉得，生活已经回归正常；2月21日0—24时，全国18地新增确诊病例均为0。
桂芳的病情已经好转，临近出院，她正在等待出院前两次核酸的检测，只要两次都测出直线，她就能重回阳光之下了。
而在她出院之后，孔德川们却不能有丝毫的放松。
令人头疼的消息不时传来，短短几日，全国有5处监狱相继发生感染，505人确诊；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指出：全国疫情发展拐点尚未到来。
在上海市疾控中心1号楼的外墙上，写着“曲突徙薪、博学明道、方寸纳海、健康为上”十六字的上海疾控精神。
“曲突徙薪”出自典故“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讲的是有一人家烟囱很直，炉灶旁堆积着柴草，有人劝主人把烟囱改成弯曲，将柴草远远地迁移，不然有发生火灾的忧患。主人没理会。不久，家中失火，邻居们赶来将火扑灭。主人杀牛摆酒感谢因救火而被烧伤的人，却没有邀请建议“曲突徙薪”的那个人。
值得警醒的是，至今，我们依然是对“焦头烂额”耳熟能详，却对“曲突徙薪”极为陌生。
付晨提到，上海市每年差不多有2000多起公共卫生苗子事件，所谓苗子事件，就是事件还没达到成为国家公共卫生事件的标准，“在事件还是小火苗的时候就把它扑灭了”。而这些苗子事件被控制在萌芽之中时，是无人知晓的，只有在火势扩大之后，人们才会留意到。
此次抗疫之后，他希望人们能够提高“防”的意识。
不过，也有不少积极的信号。此次疾控中心接到了不少小区、企业自发打来的电话，咨询制定的防控方案是否科学有效。
他最大的感受是——全民战。“新冠的防控工作，其实就是业防控和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一个有机的结合。”
孙晓冬发现，从新冠防控的组织架构上看，从国务院到各地都成立了联防联控机制，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这体现了公共卫生的理念——把一个传染病控制好，单靠卫生一家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说非典过后，人们认识到了疾控中心的作用和地位，这一次，他相信人们也意识到全社会、全人群参与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