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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云风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最近有一组关于出生率断崖式下跌的数据刷屏。
2020年1月1日，上海共出生156人，其中男孩78人；10年前，也就是2010年的1月1日，上海共出生380人，其中男孩211人；20年前的2000年1月1日，上海共出生1148人，其中男孩646人；30年前的1990年1月1日，上海共出生2784人，其中男孩1516人。
这组数据来自于上海“随申办”小程序，由上海市公安局提供，它直观地传达出两个问题，一是生育率在近三十年呈现断崖式下降，二是越是生育政策紧的时候，男女比例越不均衡。
不过，相比于这组数据传递出的理性判断，它背后的焦虑感却更加明显，在生育率大幅下降的同时，结合社会上“生不起、养不起”的各种声音，再加上一些人口专家的预测和邻国日本老龄化的教训，中国“未富先老”的压力被无限放大了。
那么，中国生育问题到底严重到什么地步，真的到了不生就要“亡国灭种”的地步吗？
财富还是负担？关于人口的一次争论
关于中国的生育问题，最近携程创始人、人口专家梁建章和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的一系列关于“中国人口到底多不多”的争论，将中国生育问题再次推到公众面前。
6月3日，李铁首先在北京日报发声，提出“因为人口过多，导致发展的短板难以补齐”，“当前我们国家的问题是，如何提高人口质量和改善人口结构”，并批评市面上的两类观点，即我国人口增长速度严重放缓，会影响到未来的劳动力储备不足，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产业向国外转移，以及使我国老龄化速度加快，还需要更多的人口来降低老龄人口占比。
而这两类观点，正是以梁建章为代表的人口专家呼吁放开生育最重要的理由。梁建章随后和合作伙伴黄文政与李铁进行了十轮的论战，双方你来我往，二十篇文章，近十万字，对中国人口与生育、产业政策等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众所周知，梁建章一直是呼吁中国放开生育声量最大的专家，而李铁则反对将人口当作解决发展问题的工具。在双方的论战中，李铁指责梁建章把生育率当成一个筐，将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都归结于生育率过低，并提出“当人口足够多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老人和孩子以及其他社会财富分配的问题，还要考虑如何承担更多的人口负担”；而梁建章则针锋相对指责李铁将“人口过多”作为一个筐，提出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在不考虑外国移民的前提下，人口迟早会消亡。
总结起来，用梁建章的话说，二人根本的分歧并不是生育率数据，而是怎么看待人的价值问题，是把人的价值看成负数还是正数？换句话说，是把人口看成负担还是财富？如果把人口看成负担，那么生育率越低越好，人口越少越好，因为减少人口意味着减轻负担。
其实李铁看到的是当下的问题，而梁建章看到的是未来。从现状来看，不能说李铁提出的问题不存在，比如人口质量、人口结构、就业压力等问题，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
但我们同样要看到，今天这些问题的解决，与提升生育率到底有没有冲突？或者说，提升人口生育率，对未来国家的发展来说，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讨论生育，要看到真相
很多问题之所以被争论，就在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人口问题之所以在学界会存在这么大的分歧同样如此，要全面分析中国生育率问题有几个基本事实必须强调。
首先是中国今天的生育率的真实情况。
梁建章在文章中提到，中国今天的生育率，如果扣除二孩堆积效应，比日本要低很多，大概只有1.1，而日本的生育率是1.4。在过去的三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正以每年3%的速度递减，如果考虑人口政策20年的延迟性，如果不改变的话，今天日本的老龄化现状，很可能就是20年后中国要面临的处境。
当然，问题还在于，中国今天生育率的基本数据，在学界仍未完全统一。在梁李的论战中，双方均指摘对方“对于人口数据采用双重标准，对他观点有利的数据就采用，对他观点不利的数据就不采用”，对“权威数据”表现出不信任的态度。
比如论战中提到，关于生育率的官方统计数据，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都有对外正式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中，计算出2000年生育率为1.22，2010年生育率为1.18，但梁建章认为这种统计没有包含漏报数据，他在《新中国70年人口政策的回顾》一文提出，“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仅为1.22，即使漏报率高达20%，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5”，但当时的国家计生委却以漏报为理由而大幅调高为1.8。所以我们看到，关于2000年的生育率，存在着通过官方数据计算出来的1.22，学者估算的1.5以及后续官方修正的1.8三个数字，而对于官方的数字，无论是1.22还是1.8，学界都普遍存疑，梁建章一再强调，虽然人口普查确实存在漏报，但40%以上的调整幅度是匪夷所思的，但这个数字被李铁引用。
其实不管是从直观感觉上还是从统计数据上看，各方都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人口增速在过去30年确实大幅下降。关键是怎么看这个存量与增量的问题。
这也就引出另一个问题，中国人口现状情况。
一方面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这个不容忽视，某种程度上确实在消解中国的竞争力，产业转移，未富先老，这些都真实存在，据任泽平的《中国生育报告2020》统计，从劳动力方面看，2019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降至约9.9亿，中国就业人员总量2018年首次出现下降。按照当前趋势，到205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9年的基础上再减少2.3亿至7.6亿，即减少约24%。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
与之相对的，是社会的老龄化进一步加剧，2019年中国老龄化达12.6%，如果按当前生育率，2022年中国将进入占比超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5%。
未富先老，鲜明地表现在居民自身抗风险能力差与国家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日益增加上。
而且我认为李铁提出来的，中国当下正面临的就业问题、收入结构严重失衡问题，同样是在讨论人口问题时不容回避的问题。
早在2019年初，经济学家李迅雷在一份叫《中国还有10亿人没坐过飞机，潜在消费需求巨大》的报告中提出：国内至少有10亿人还没有坐过飞机，至少5亿人还未用上马桶。今年两会期间，总理提出中国中低收入人口达10亿之多，其中6亿人口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4亿人口月均收入在2800元以下。如何提升这10亿人的收入水平，同样摆在了重要的位置。
有人会问，收入低与生育率有关吗？不仅有宽，而且很大。任泽平提出，今天我们生育意愿降低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生育理论的变化，我们的生育理念经历了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几个阶段，不生是一种时代的思潮；二是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三是教育医疗住房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
相比于社会思潮，“养不起”的现实问题对生育冲击更大，反过来影响社会意愿。比如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1997-2019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而民办幼儿园费用明显超出正常承受能力，以二线城市南昌为例，普通民办幼儿园半年费用普遍在八千以上，是公立园的近三倍。另外，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8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7倍。房价快速攀升，2004-2018年房贷收入比从17%增至48%。“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
所以生育确实是一个宏观问题，但更是一个细节问题，任何脱离实际的强调生育率都有失偏颇。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也不能简单地下结论，理性地说，低水平的人口对社会发展来说负担多于财富，梁建章之所以敢理直气壮地说在中国人口是财富，得益于中国近40年公办教育的大力投入，人口素质得以大幅度提升，所以我们才能在看到外卖员中有近7%的硕士研究生学历也不意外，假设中国9亿劳动力人口普遍能力低下，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或许又是另一种境况。
从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迈进
当然，我赞成从细节中把握中国生育政策，更赞成从长远角度看中国人口的更替。生育率是一个宏观问题，如果你用当下的细节来纠结，必然会有很多的反例，无论是劳动力过剩、就业也不充分，还是社保压力大等问题，但这些问题能否成为阻碍社会正常人口更新的理由？
从社会发展来看，一个社会的总和生育率要达到2.1才能维持下一代人口与上一代数量上持平，这也被称为世代更替水平，是许多发达国家鼓励生育要达到的目标；1.5则是人口结构危机的警示线。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不少人口学家一直强调中国人口太多，过度强调中国“人口大国”的负面效应，都主张将人口减少到“适度水平”，但对于多少才是适度也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7亿左右，有的认为是5亿左右，甚至有说要降到3亿的，而人口的降低，在未有大灾难、战争等情况下，唯一的途径就是降低出生率，完成新老更替。
中国在全世界，都是唯一的将人口大幅度下降作为人口发展目标的国家。这对人口大国来说，或许是一个不得不为的短期行为。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以前我们强调的很多问题，无论是资源、粮食还是就业、住房问题，都在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解决，唯一不能解决的，是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的难题。东亚的日本，欧洲的德国、瑞典，包括今天的俄罗斯，都饱受人口负增长之苦，而且鼓励生育的政策对提升生育率效果有限。
以日本为例，根据日本总务省数据，截至2019年底，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达到3600万人，创历史新高，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达28.4%，居世界第一。而国际上一般把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划定为超老龄化社会，也就是说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比是超老龄化界线的2倍，日本已经步入了深度超老龄化社会。
按照如今的生育率和死亡率，到本世纪中叶2065年，日本人口将比现在减少三成，降至8808万。也就是说，从人口学的角度看，日本正在渐渐消失。
所以说，日本，德国等国家的人口进入负增长，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因为这些国家已经竭尽全力鼓励生育也无法奏效，而将来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计划生育。
可叹的是，今天中国计划生育仍被某些人奉为至宝，甚至仍以此作为惩罚的依据。2019年，广东一个20年6次立功的基层民警薛锐权因为生了三胎，结果被辞退了，而同时他的教师妻子也被学校开除，教师编制也被取消，还面临着巨额的超生子女费罚款，在网络上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制度与现实的冲突在个体命运上显得尤为刺眼。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国目前有不少省份人口问题已经非常突出了，比如辽宁。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加大对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和学前教育机构建设的投入力度，并给予辽宁省大力支持。
建议给予东北地区按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50%计征的优惠政策。根据1‰人口抽样调查推算，2019年辽宁省人口出生率6.45‰，自然增长率-0.80‰。而由于辽宁在此前的计划生育执行较好，老年人口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目前辽宁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和日本德国等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现状是，我们是人口大国，但还不是人口强国。某种程度上说，李铁所提出的问题，都要归咎于此。可以预计的是，今天中国，即使全面放开生育，整体的生育率也不可能有快速的提升，距2.1的世代更替水平仍将有一段不小的距离，这点我们从放开二孩的效果中可以看到。那么未来的中国，人口的减少将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唯一的区别是，这种减少的幅度，是断崖式下跌还是平缓下降。
从全球视野来看，放开移民和放开生育是目前解决老龄化的两个主要方向，在生育率无法对冲老龄化率的情况下，提升人口素质，从人口大国向人口强国迈进也是一种权衡之策，这也与我们一直提倡的“人才强国”相呼应。
与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正面临着提升人口素质与提升生育率“两线作战”的局面，而且哪个都不容有失。所以今天，讨论要不要放开生育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更严重的问题是，怎么提升生育意愿，怎么提升人口素质。
参考资料：
【1】任泽平：《双循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与放开生育》
【2】中国产业信息网：2017中国辽宁人口发展现状及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分析；
【3】何亚福：人口控制的底线应为世代更替水平；
【4】梁建章：即便人能活100岁，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人口也迟早会消亡；
【5】李铁：对人口和老龄化的再认识；
【6】梁建章：八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
【7】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8】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9】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10】梁建章、黄文政：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原标题：生育问题到底严重到了什么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