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牌拍卖背后近5亿元的灰色市场：运行20多年争议仍不停

1月份上海车牌投放额度创两年来新高

　　【区域·城市】沪牌拍卖制度：运行20多年，争议仍不停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宋杰 | 上海报道

　　1月9日，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发布公告，今年首场沪牌个人额度拍卖将于1月16日举行，车牌额度投放9409辆，为2013年10月以来投放额度数量最多的一个月，创出26个月来的新高。第一季度警示价（类似于政府指导价）为80600元。

　　上海市交通委此前表示，2016年本市新增非营业性客车额度计划投放10万辆，“季度警示价”的私车额度拍牌方式不变。业内人士表示，额度的放量可能考虑到了节前的因素，但是面对近18万的竞拍者（2015年12月参加拍卖人数179133人），依然有点“僧多粥少”。

　　额度放量了，但上海市民史宗明依旧忧心忡忡。“能拍到一张沪牌几乎成了我的人生理想。”原来，从 2014年4月至2015年12月，他每个月必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拍沪牌，无论是亲自拍、选择“靠谱”的黄牛代拍或是通过朋友帮忙代拍等，他已连续20个月44次未拍得沪牌（包括借用家人身份多张标书参拍），1月16日，他又将和10多万人一道加入这场胜算渺茫的“战役”（2015年12月中标率为4.3%，平均23人抢夺一张沪牌）。

　　由于沪牌供需失衡，而管理制度又不能合理解决或缓和这种失衡，2014年以来拍牌难度逐月增加，像史宗明这样“屡败屡战”的拍牌者不在少数。更为重要的是，现行的沪牌拍卖制度是由上海市政府的一个部门委托拍卖、发放牌照、收取牌照费用，从法理的角度来说，是对私车牌照设定了行政许可。业界提示说，这一管理行为会引发许多法律层面的问题。

　　有法律人士表示，在我国行政法律法规中，涉及公民、法人权利义务的许可制度有专门的《行政许可法》加以规范。其中规定：只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可以依据法定条件设定行政许可，国务院部门规章以及依法不享有规章指定权的地方人民政府和其他机关指定的规定性文件一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上海市交通委是地方性行政机关，并没有权限指定牌照发放的许可权利。

　　“妖牌”大案引起的沪牌权利属性争议

　　2015年11月6日，上海市一中院对一起“内鬼车牌案”作出一审判决。10年来，傅某某等11名被告人倒卖5000张“妖牌”（即用真实身份通过非法途径办理了沪牌上牌手续，却没有经过拍牌程序的牌照），该团伙一共使用了三大类共计五种手法来达到诈骗客车额度的目的。其中最主要的方法是采取里应外合的方式，通过税务机关内部人员与黄牛的配合，伪造更新单，获取完税凭证后，在完税凭证上伪造客车额度，最后骗取车牌管理机关注册登记上牌，非法牟利2.2亿元。傅某某等11名被告人最终以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到有期徒刑五年不等，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或不同数额罚金的刑罚；被告人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在庭审中，控辩双方争辩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沪牌的法律属性到底是什么？辩护律师认为，沪牌不属于财物和财产性利益，因此也就不能成为诈骗罪的对象。法院认为，沪牌属于道路通行权，但是经过竞拍之后，具有了财产属性，被告人的行为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利，因此诈骗罪名成立。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到，上海市交通委对沪牌的定性是“中心城道路通行权”，并非物权，沪牌不能被继承，但是可以被拍卖，可以免费“流转”。免费“流转”有四种条件，其一是“沪牌”所有者的姓名或名称发生变更时可以免费办理“流转”；其二是父母子女之间以及夫妻之间可以免费“流转”；其三是“沪牌”所属的企业发生了分并合立等股权变更等情况，也可以直接流转；其四是上海市机动车额度管理办公室认为可以流转的。

　　业内专家认为，沪牌（“通行资格”）无法继承与拍牌行为是一个悖论，建议上海市交通委和上海市机动车额度管理办公室应明确沪牌的权利属性，这样才能明确沪牌所有人处置牌照时所适用的法律，以及保障牌照拍卖各方的经济权益。

　　每年2亿元的拍卖手续费是否合理？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受上海市交通委的委托，作为额度拍卖的主办方，收取参拍用户每人每次100元的手续费。然而，在每个月卖出去数以万计的标书中，由于网速或拍牌软件延迟，许多投标者连挤进去“举牌”的机会也没有。史宗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他至今光交给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的手续费就有4000元，而且在拍中之前还将不断地交下去……

　　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收取的拍卖费，初步估计每年有100元×（15万～17万人）×12月= 1.8亿～2亿元。拍卖行提供了拍卖服务，应该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但是对那些连续数月、数年都未拍中车牌的市民来说，每月缴纳的这笔费用，无疑是其对于拍牌制度怨气丛生、心理平衡难以堪负的“最后一根稻草”。

　　2015年6月，华东政法大学“公益梦之队”对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发起诉讼，就100元手续费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已经立案，但至今没有宣判。据了解，华东政法大学“公益梦之队”的依据主要有三条：一是违背拍卖法有关佣金条款的规定；二是100元每人每次手续费定价无依据，程序不合理；三是拍卖行与参与车牌竞买的市民处于不平等地位，且有关收取拍卖手续费的格式条款违背提示义务，双方权利义务显失公平，违背合同合理对价原则，加重参与竞买人的义务，属于无效格式条款。

　　对此，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曾公开回应称，100元手续费是用于系统升级。不过也有人质疑：一个月仅运行一小时的系统却逐月耗费1000多万元的维护费用，令人无法理解；广州的拍牌系统无需支付手续费，却也实现了拍卖系统的正常运行。

　　有关法律人士指出，沪牌额度投放拍卖机制有三大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其一，拍卖独家垄断；其二，程序公开及信息透明；其三，管理水平与服务能力。面对一场惊天“妖牌”骗局以及一场民事诉讼，有关部门应该考虑如何规范公权力的运行和切实提升社会管理服务水平。同时也应考虑公布更多信息，如拍中牌照需要平均参与次数，目前尚未能拍得沪牌群体的参拍时间分布情况等。

　　代拍、外挂软件——每年近5亿元的灰色市场

　　由于费心费力，许多拍牌市民也被黄牛的所谓“专业性”、“技术拍牌”所吸引（不可否认，熟练拍牌手的拍中概率高于生手、新手），所以会选择通过黄牛拍牌。拍牌黄牛的收费水涨船高，从最开始的300、400元，到目前普遍的1万～2万元。据不完全统计，上海每年投放的10万张私车额度中，至少约30%为黄牛代拍，如果以收费中间价1.5万元计，这是一个每年4.5亿元的灰色市场。

　　据了解，在2008年之前，沪牌拍卖基本不存在代拍黄牛。2007年，沪牌拍卖价格节节攀高，平均中标价一度突破5万元大关，当时竞拍规则比较简单，就是出价时“价高者得”。但是出价主动权不在竞拍者手中，每次竞拍时汽车经销商等都会给竞拍者一个“建议投标价”，竞拍者按照这个价格投标，基本都能中标。后来政府为了遏制“建议投标价”导致的中标价飙升，修改了拍牌规则，改为现在的两阶段出价，而且第二阶段修改价格设定了上下300元的幅度。

　　2008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沪牌中标价格一直浮动不大，竞拍也不算激烈。从2009年开始，代拍生意逐渐火爆，代拍费用一直在数百元到千元不等，当时代拍者多是电脑游戏高手等能熟练操作电脑的人，代拍成功率也非常高。

　　2013年开始，竞拍人数大幅增加，拍牌价格也不断攀升，中标价开始超过8万元。虽然政府部门从2013年4月开始设置了警示价，但只是价格被遏制，激烈程度反而愈演愈烈。很多黄牛开始使用软件，当时还很管用，中标率很高。

　　到了2014年，二手沪牌与新牌统一拍卖，原本由黄牛主导的二手车牌市场不复存在。其影响所及，一方面导致原先通过二手车牌市场获取车牌的消费者不得不转向拍卖平台，另一方面也迫使黄牛转向拍卖平台，转行“代拍”收取手续费获利，中标率开始跌进10%，光靠拼网速已经不行了。

　　这些规则的不断“进化”，某种程度上也是管理部门回应某些社会期待而导致的。如牌照价格过高，社会期待政府控制价格；而沪牌限价以后，社会大众又抱怨“一牌难求”。

　　如此恶性循环，催生了“辅助拍牌助手”等外挂软件，提供用户一些快捷键和自动功能。在某购物网站，《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发现商家在公开售卖外挂软件，自动验证码版本498元/套，手动验证码版本368元/套，单月使用版本168元/套。日前，记者曾“卧底”一个专业代拍及销售外挂软件的QQ群，据了解，该软件常年拥有3～4个大型QQ群，并处于满群状态，还有自己的主页和微信号。每月软件收费约60元，至少可卖出数千件，年收入至少可以达到200万元。

　　上海牌照拍卖制度

　　上海私车牌照拍卖始于1986年，真正意义上的拍卖制度建立于1992年。为解决上海交通拥堵状况，1994年开始首度对新增的客车额度实行拍卖制度，上海开始对私车牌照实行有底价、不公开拍卖的政策，购车者凭着拍卖中标后获得的额度，可以去车管所为自己购买的车辆上牌，并拥有在上海中心城区（外环线以内区域）使用机动车辆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