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春节期间，到访日本的中国游客人数比去年大增了40%，但是，两国之间释放出来的种种信号，依然让我们对于两国关系的前景充满担忧。2016年的中日关系缺少了历史问题的元素，但是很明显地出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日本插手南海的问题。安倍为何要在海洋问题上给中国制造麻烦？即将进入我们今天的议家之言。
凤凰博报：在日本的街头我们会发现，很多书店都会卖关于中国领导人，中国社会等等方面的书籍，而且据说销量很好。由此可见，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兴趣和关注度极高。他们具体在关注中国的哪些方面？
加藤嘉一：我个人感觉，日本人对中国社会的关注度已经过了高峰。我的记忆当中，大概是中国经济不再强调保8的时候，是日本老百姓、读者关注中国问题的高峰时期。从日本的出版社了解到，现在，他们对于中国书籍的兴趣出现了降低的趋势。可能是因为审美疲劳，因为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关注中国的问题，包括中国领导人的动态、中国经济、中国的政治，我觉得整体上有一个审美疲劳的态势。
现在中国的亚投行、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在朝鲜半岛、南海的各种动作，又让日本老百姓重新的关注中国的动态。所以日本老百姓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不会降到很低。最近关注最多的应该是经济外交、金融外交等等，当然领导人的动态肯定也是一直关注。
凤凰博报：王老师经常去日本，跟日本老百姓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关注中国哪些点呢？
王冲：日本很多普通老百姓并不关心其他国家的事儿，甚至连日本的政治也并不关心。我们天天说钓鱼岛、靖国神社，而他们并不关心，他们就过好自己的幸福生活就行了。而日本的精英、外交官、媒体人，或者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国的关注都是不同的。
媒体会更关注中国社会的变化，而左翼媒体右翼媒体报道的方向也不一样。我认识一个以前产经新闻的记者，他跑遍了中国很多的县市乡村，把中国农村的贫穷状况及社会矛盾反应给他的读者。而朝日新闻会更关注于高层、外交、中日关系等大的方面。
整体来说，自从钓鱼岛撞船事件后，日本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有所增加，，导致2012年以来，日本人整体对中国的友好度直线下降，到现在对中国的讨厌度已达到了80%多。
凤凰博报：加藤作为日本人喜欢中国吗？
加藤嘉一：我对中国有一份感情，北京是我的第二个故乡。简单的用喜欢或讨厌来描述一个国家是不客观的。我经常强调：跟中国打交道距离感比价值观更重要，如果太近了，观察的不够客观，如果你太远了又看不到什么。
凤凰博报：加藤已经来北京很多年了，您觉得在中国赚钱比在日本容易吗？
加藤嘉一：中国现在处于高速增长的时候，就像日本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整体的氛围对一个人对金钱的追求肯定是有影响的，说的好听点，中国是有活力；但说的不好听，中国缺乏秩序和冷静。日本今天已经过了那个阶段，比较稳定、有秩序、有规律、有规范，所以我觉得它是不同的形态。但哪种制度、环境是更加可持续的，要另外讨论。
凤凰博报： 那就您个人而言，您觉得在中国赚点钱容易吗？
加藤嘉一：我觉得日本肯定容易点。中国某种意义上缺乏稳定性和安全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骨子里还是个日本人，不认同计划跟不上变化的观念，但是中国发生不同的情况它也不断的进步，这个很难对比。
凤凰博报：日本人的生活状况和中国人相比，您觉得最大差距在哪儿？
王冲：日本人重秩序，在日本坐地铁同样人很多，跟中国坐地铁不一样。第二，日本人重集体，轻个人。从小就教育孩子集体配合，深入骨髓的一种集体主义。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日本的卫生，我们也是从小就强调讲卫生，但我只记得SARS的时候大家勤洗手，因为可以防SARS，但过了不久大家可能都忘了。日本卫生方面已是全世界的标杆，做到了极致。在日本上厕所，很难找到一个脏的，多数厕所都有清香剂。
但我觉得中国相对日本自由的多。我去日本生活或者旅游，总是不能完全的放松，日本这么多年传承下来的很多规矩或礼仪，让我这么自由惯了的一个人不适应。如果我想出去放松几天，我可能会选择去欧美，到日本很快就会紧张起来。中国的自由度要更大一些，但我们不能滥用这种自由度。
凤凰博报：中国游客在泰国用盘子铲大虾，看网上有人说:99%的中国人，改革开放之前都是穷人，所以素质普遍偏低，更有网友拿这个跟日本人相比，说中国人何时才能像日本人那样有礼貌，两位怎么看？
加藤嘉一：我觉得谈论日中关系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以点概面。很多事情是个案，日本肯定也有不礼貌的人，中国肯定也有很礼貌的人。我在日本没有接待过很多的中国朋友，但很多中国游客，包括到那边开会的知识分子，都非常有礼貌，也非常尊重日本的风俗习惯。有的东北大哥到温泉旅游，他们是不知道拖鞋怎么摆，如果我提醒他，他会觉得很丢脸，所以我觉得他们只是不知道而已。这是一个过程，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哪个民族是礼貌的，哪个民族不礼貌。
这几年，我也关注日本老百姓怎么看待中国游客。虽然他们觉得日本接受能力有限，也感到压力，但没有发生过特别致命的，引起中日两国民族之间仇恨的突发事件，这是令人感到欣慰的。既使中国游客爆增，但日本社会无论是东京、大阪还是其他城市，整体上是欢迎中国游客的，而且他们都努力的去相互沟通，比我想象的好很多。
王冲：中国人的文明素质，这么多年大家讨论的很多。从历史的视角看，它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40年代的时候是人杀人， 60年代70年代是人斗人、人整人，到了 80年代以后大家才开始发现，原来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开始努力挣钱。现在有钱了就准备到处去看看，出去看看的过程中有两种现象，第一，从小接受的文明礼貌受的教育不够。另外，文化差异。
凤凰博报：加藤曾在我们校园行活动中吐槽中国男人形象欠佳，现在是否有所改变呢？
加藤嘉一：可能是因为我在日本长大，从小看剧。日本的男人、少年，可能这方面太讲究了。我从小学四年纪就开始修眉毛了，初二就停了觉得自己要往大人的方向去变化。我们从小看惯了也习惯了非常讲究着装、时尚的氛围，到中国上学的时候，发现很多男同学根本不讲究，一开始确实觉得这个有点问题。但后来发现，这是由整个社会决定的。中国的女性相对来说比男性讲究一点，可能就是男性稍微放开一点，女性稍微讲究一点。但我相信，随着很多的中国朋友们到日本，到其他的国家，会对自己以及时尚审美有一些定位，这需要个过程。而且今天日本的很多男人、少年也越来越随便了，不太讲究这些表面的东西，可能更多的追求内在的东西。
凤凰博报：那是不是可以说，您刚来中国的时候，是年轻不懂事呢。
加藤嘉一：对，是。
凤凰博报：王老师，当加藤吐槽咱们中国男人形象的时候，您会为中国男人抱不平吗？
王冲：我觉得这个问题，无论对加藤还是对我，都是很大的一个坑。如果我吐槽，我现在就要跟他打起来，如果我赞同，我就会被全国观众给拍死。
这个问题我更想探讨一下背后的原因。这几年知识界、文化界特别流行一个词叫民国范，我们经常怀念民国时候的俊男美女，那些传统而又优雅的打扮，男人戴个礼帽穿个长衫，女士穿着旗袍。为什么那个时代的优雅现在找不到了？
从1940年以后有很多断层，孩子批斗父母，父母出卖孩子，妻子揭发丈夫，就连基本的人伦都放弃了，何谈优雅，连基本的饭都吃不上，何谈优雅？
改革开放以后又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大家突然从穷日子里出来，所有人的目标都是去挣钱，美国钞票上写着In God We Believe。后来他们问我，你们中国人有什么信仰，我说In Money We Believe我们信钱，这么多年大家就是信钱。我们用三十多年完成了从没钱到有钱的过程，但是从没文化到有文化，从气质方面提高，需要更多的锻炼。我们常说：三代培养一个贵族。
中国的文化确实是更随意的文化。我认识的很多日本朋友，来中国很随意的跟大家吃饭聊天，反而也很享受这个过程，这是人的本性。但中国要做的就是，如何把随意宽容的文化和文明的气质相结合，包括今天做节目，可以穿休闲装，但不要弄的邋里邋遢。现在中国男人不是丑，也不是没钱，只是有时候太不注意自己了，按照日本人的逻辑，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不给人添麻烦。
凤凰博报：前几年去日本，跟NHK的主任研究员聊天的时候他就说：日本很多媒体会偏重报道中国的负面，中日两国的媒体是否也在中日关系中起到一个非常不好的作用？
加藤嘉一：我首先非常相信，媒体、传媒最大的功能是监督社会，制衡权利的放纵失控，这是媒体的第一要务。日本政府这几年经常批评《纽约时报》，以为它的很多社论、评论是反日的，尤其是在历史问题上。但《纽约日报》对白宫、民主党、希拉里同样是非常的批评。日本政府的这种说法，我认为不太成立，不管《纽约时报》报的怎么样，媒体首先的任务是监督社会，制衡权利，使社会更加平衡、健康稳定，这是媒体的作用。所以，不管是日本媒体报中国，还是中国的媒体报日本，是否报道负面不重要，重要的是报道的是不是根据事实相对平衡的报道，这是最重要的。日本的媒体不仅是对中国，现在对日本政府也是天天批评。
凤凰博报：现在日本很多主流媒体都偏向于听从安培的指令或者是话语？
加藤嘉一：确实我也看到，日本的电视台称收到有关部门的警告。安倍首相作为拥有那么大权利的人，在公开的场合指责一些媒体，确实给媒体非常大的压力。一个政府的领导人对媒体说三道四，肯定让媒体感到压力巨大。这种氛围存在很大问题，尤其是报道内阁政策的时候，整体有萎缩甚至恐惧的氛围。日本如何让媒体发挥应有的作用，现在的情况确实令人深思。
王冲：其实媒体受到很多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媒体天职就是舆论监督，但在外交方面，媒体有个很微妙的问题。就像《纽约时报》，一谈到外交、反恐，涉及到美国国家利益的时候，跟监督国内政府又会有不同的取向。
中日媒体在这两方面都要做一个平衡，大的政治环境影响下，媒体的取舍、议程设定都会受到影响。我们很难说是媒体的报道让中日关系变坏，还是中日关系变坏导致媒体选择负面的消息报道，这就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而本质还是政治关系所决定的，媒体更多的时候是政客、商人的工具。有良知的媒体人可能会在中间做一些平衡，但实际上，目前的情况下想做到平衡是更难的。比如，刚才说到安倍，他有更强的手腕去掌控媒体，不听话记者会就不让来等等。另外，媒体本身受到经营、商业方面的压力，假如报道中国的负面，能博得眼球，迎来广告，得到更好的收益，他就会选择这条路，甚至引向极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