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创志
近日来，中国著名外交家吴建民点名批评《环球时报》一事，在舆论场引发“鸽鹰之争”持续发酵。吴建民批评《环球时报》经常刊发极端文章，总编辑胡锡进搞不清楚状况。对此胡锡进专门发表文章回应，认为吴建民是典型鸽派，并让他想起了受了委屈还总想息事宁人的驻外大使。
这场鸽派和鹰派之争，引发不少围观。后来胡锡进坦诚，《环球时报》这些年刊登了一些与“外交部基调”不太一样的文章，包括同样遭到吴建民批评的罗援将军的文章，以及被认为观点“强硬”的一些学者文章。
胡锡进指出，吴大使自己通过《环球时报》发声的同时，反对《环球时报》刊登与他相反的观点，这与民主、多元的时代精神不符，“他是外交圈子里典型的‘鸽派’，但他对国内媒体上的‘民族主义’很‘鹰’”。
对于这场舌战，赞同吴建民观点的网民认为，《环球时报》确实长期售卖民族主义，扰乱了中国官方的外交布局，因此应当警惕常见“喊打喊杀”之声的《环球时报》造成的负面影响。支持胡锡进的网民则认为，中国外交确实显得软弱了些，舆论场上需要强硬的声音。
在中国主流媒体上公开扯出外交上的“鸽鹰之争”十分罕见。于是有人问，媒体插嘴，是在为中国外交添乱吗？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外交部之外的外交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厉害了。这和几百年前大不一样，那时，外交仅仅是极少数政治精英、王公将相的事，他们搞秘密谈判、利益交换，充斥谎言、算计和欺骗。
而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的进步，社会也逐渐走向了多元，对各种问题已经不是一种意见了，而是多种意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出身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说，世界大战之所以打起来，就是因为那帮整天搞秘密外交的人给搞砸了。
当前，中国的社会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让外交变得更加公开透明，变得不再只是“小圈子”的事，被认为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同样的，崛起中的中国，其外交也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正如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教授所指出的：今后十年外交变化会大于之前自90年以来任何一次的外交转变；如果说在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们整体一致，总体不变，不断发展；那么今后十年的变化只会更大，不会比此前的二十多年更小。
回顾共和国历史，中国今日的崛起受惠于自1978年所实行的改革开放，而“改革”则被公认为中国崛起的最大动力源。国家政府与社会全民业已达成某种有关改革的信念，那就是改革不能停止：只有不断改革，国家才能强大，社会也才能不断进步——“与时俱进”的内涵就是不断改革。
有人说，当今中国正处于“第三次百家争鸣的时期”。在这个争鸣的过程中，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一种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正在抬头。这种状况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往往一个国家在崛起的时候，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会蔓延，中国大概也不例外。吴建民点名批评《环球时报》大体是批狭隘的民族主义。
有分析认为，历史上和国际上的所有鹰鸽两派之争，又都满足几个共同的条件，即：一、双方都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因此完全不存在“谁更忠诚于国家”的问题，一切试图藉争论而作出忠诚度或道德审判之举，不是无知就是无聊甚至是别有用心；二、如果说现代西方国家的鹰鸽两派之争多为对外策略之争，那么历史上所有崛起之国的鹰鸽两派之争则大都由两个方面组成，亦即国家策略之争和国家发展方向之争，前者大都会自动向后者转化，只不过前者往往见之于国家机器层面（如政府官员、军人和智囊），而后者则除了国家机器外，还须由知识界和思想界来承担，从而成为一场民族精神世界的洗礼运动。
回顾一下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思想界的挣扎和蜕变过程。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民族的精神结构核心，就是民族精神和国家主义，其背景则是东方世界近五百年来长期遭受西方奴役，由此产生日本发奋图强改变民族命运的原始动力。“振兴大和”“文明开化”和“脱亚入欧”等，都是这一阶段日本民族的具体策略和精神支柱。
日本最初的改革基本上还是正面成分居多，但过后却向帝国主义的蜕变就十分值得深思了。
媒体与公众监督外交政策对国家有利
由于种种原因，今天的中国初露端倪的鹰鸽两派之争，不但主要集中在国家机器层面，而且主要集中在策略之争上。但从历史的经验来看，策略之争必然要向国家发展方向之争转移，后者主要将由知识界和思想界来承担，而且其间发生裂变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并逐步为世人所接受。
不过，中国总体国力虽然已是世界第二，但从经济结构、治理结构、发展质量、人均收入等诸多指标来看，仍是不折不扣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在参与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推行的战略，必须符合自身能力，不能采取超越能力的做法。譬如，在对外援助上，联合国规定发达国家的援助标准是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7%，那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其对外援助标准就不应超过0.7%。如果中国的年度援助超过了GDP的1%甚至更多，这显然就缺乏合理性了。
中国崛起，“创造性介入”国际秩序的改造与重塑，这些都须量力而行，而量力的标准则是国内需要和国际标准的结合，以及国内经济增长速度高低而定。
可以说，用“软”和“硬”，“鸽”和“鹰”来评价外交官不太合适，中国在21世纪的顺利崛起，需要国民在观察世界时摈弃那种“非黑即白”“我善人恶”的思维模式。吴建民的批评来自于一个一线外交官对于国内某些言论影响后的批评，而胡锡进则更多是站在媒体人的角度阐述媒体多样性原则，后者更多地体现了媒体与公众对外交政策的监督与补充，有利精准外交。
公众之所以关注“鸽鹰之争”，决不是仅仅出气。有评论认为近十多年来，中国的国别研究有衰落的迹象。国际问题研究中重领域、轻国别；重大国、轻小国；重外交、轻内政社会。新闻媒体领域，过去常驻一个国家十多年、几十年的专家型记者少了，短平快的报道多了；各种国际问题研究专家在报纸上、电视上什么问题都能谈；国际新闻国际报道多了，但是真正深入的少，还有书籍、翻译领域，不一而足。
这个批评是否准确？有待检验。如一个分析师所言，人们真正担忧的，是中国知识界对世界了解多少？对于“一带一路”上的国家，人们是否都做过扎实的国别研究？人们的外交手段，如何才能真正打动这些国家？建设海外基建设施比如中巴铁路、瓜达尔港等，面临着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地质条件、气候条件的多重挑战，人们的研究是否可以预见到？
对于世界，要亮出的是诚意，而不是拳头；需要的不是立场，而是专业。当中国人对世界依然不够了解，公众对外交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也就不意外了。与此同时，对外部世界的正确认识也离不开如何认识我们自身，如何认识中国的现实国情。
在这方面，长期驻外的外交官、媒体记者、象牙塔里的学生、学者，电脑前面的“键盘侠”都各有所缺。这恐怕是中国主流媒体上公开扯出外交上的“鸽鹰之争”之原因，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中国舆论场的自由。
作者是中国管理创新发展研究院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