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吴建民激辩罗援的内幕和全过程（一）
邱震海
中国外交家吴建民车祸遇难，令人感到不胜悲痛。
回想将近两年前的2014年7月，吴建民和解放军少将罗援应我之邀，专程到深圳，在由我主持的《寰宇大战略》节目里进行了一场对话。没想到，对话进行得异常激烈，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直至两年后的今天，微信上还时有人转发当时的激烈对话视频。
两年来，吴建民和罗援的对话，几已成为涉及中国国家发展方向的公共讨论的里程碑事件。
我在去年出版的《迫在眉睫：中国周边危机的内幕与突变》一书中，以整一章的篇幅，详细记载了这一的来龙去脉，并对此发表了我自己的看法。该章的标题是《2015年：战争离我们还有多远？- 内幕：中国军方和外交精英首次巅峰激辩》。
由于原文较长，故分三天予以连载，并以此纪念吴建民大使。
原文如下：
2014年7月18日，早晨八点。中国深圳。花园格兰云天酒店二楼西餐厅。
离八点还不到五分钟，我在靠窗的长方桌子边坐下，等待着三位朋友的出现。这三位朋友是我今天宴请的早餐客人。
2014年7月18日，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子。我选择这个日子纯属偶然。但后来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天里发生的事情，居然很长时间后还会被人关注、谈论，甚至还可能在有关中国对外战略的公共讨论史上留上浓重的一笔。
这天即将发生的事情，就是在我主持的凤凰卫视《寰宇大战略》节目中，将举办一场“中国鹰鸽两派巅峰对决”。7月18日，我在深圳主持录制了这场对话，并在7月20日和27日，用两集的时间播出了这一节目。
参加这场对话的，分别是中国外交界和军界的两位名人：中国前外交学院院长和驻法大使吴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少将罗援。
但如前所述，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两集节目居然会在民间和互联网上，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应。我也没有想到，这次对话会迫使我对有关问题进行更多、更深入的思考。
这些思考的一部分，也间接导致了这本书的诞生。
一、新常态：中国走到十字路口
最近几年来，在中国对外战略的问题上，中国也出现了强硬派和温和派，一如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鹰派和鸽派。
其中，强硬派主张中国对外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策略，以更为明确的方式保护中国日益扩大和上升的国家利益；而温和派则主张中国须继续以合作共赢来拓展未来的发展道路。
中国也有鹰派和鸽派？
就象西方国家的鹰鸽两派之争一样，中国正在出现的鹰鸽两派之争，也具有以下两个特征：一、这是国家实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现象，很难想象，当国家积弱贫穷，需要学习和追赶发达国家时，国内会产生这些方向之争；二、鹰鸽两派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共同完成对国家利益的维护。
在中国舆论界和民间，虽然没有权威的定论，但大家一般都会把罗援和吴建民作为鹰派和鸽派的代表。这显然是与两人发表的观点的内容和频率，以及两人各自在国家体制内的地位决定的。
罗援，解放军少将和军事科学院学者，其父罗青长是大名鼎鼎的中共情报元老。
台湾著名军事问题专家张友骅，祖籍浙江，其父是蒋介石的卫队长，1949年随蒋介石撤退台湾。1954年，张友骅在台湾出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十岁不到的张友骅发现，其父和蒋介石在一起时，经常提到两个人的名字：李克农和罗青长。小小的张友骅不明就里，问父亲：“这两人是谁？”想不到父亲回应的是一巴掌！
稍大一点后，张友骅才知道，原来这两人是中共谍报首脑，蒋介石天天“关心”的就是他俩的动静。有一次，张友骅在我的节目里见到罗援，把这一故事讲给罗援听，听得罗援哈哈大笑。
罗援没有他父亲那么神秘，相反更为高调，也自然更为有名，在民间的影响力也更大。用罗援自己的话来说，他近年频频发表各种“理性鹰派”的观点。他的“善战方能止战”等一些观点在民间广为流传。他的一些政策建议（如“设立海岸警卫队”、设立三沙市等）也不断为决策者所采用。因此，中国民间一些支持他的声音，把他看做是“新时期军人维护国家利益”的代表人物；而反对他的声音，则把他称为“军人干政”的代表。
当然，比罗援更为激进的中国军人，是空军大校戴旭，他的“美国2030年肢解中国”理论，也在民间广为流传。几年前在《环球时报》的一次年会上，针对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的主权争议，戴旭明确表示，对于进入与中国存在主权争议海域的外国船只，只有三个办法：第一警告，第二驱逐，第三歼灭。我有一次在微博里不点名提到此事，戴旭很快“应战”：“此人正是在下，怎么样？”我于是很快删掉博文，息事宁人。
吴建民，中国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前外长，年轻时曾为毛泽东、周恩来担任法语翻译，上世纪九十年代出使日内瓦，其间让人记忆犹新的是他在联合国会议就人权问题制裁中国时，举手反对的场景。
中国民间第一次认识到他的鸽派色彩，是2005年中日民间风潮风起云涌之时。吴建民当时在媒体上公开呼吁“要爱国，不要害国”。多年来，吴建民利用各种场合呼吁，中国必须继续坚持对外合作共赢的道路，人类已从“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中国切忌高举战争的旗帜。
虽然罗援和吴建民两人从未有过当面交集或正面交锋，但两人的观点散见于各大媒体，各自的背后都聚集了一大批支持者和反对者。
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实：截然相反的观点不但能聚集成阵营，而且还会迅速形成“口水交锋”，并在互联网上一波一波地发散开去。
两派分歧的核心，是对中国所处环境的研判：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是否将面临一个日益冲突的周边和国际环境？
与这一研判紧密有关的，是对中国战略举措的设计：今天和未来的中国，究竟应该更多地强调以斗争捍卫国家利益，还是以合作共赢取胜？
但若把这一命题向纵深推进，明眼人都可看出，斗争与合作在今天的世界上，并不是非黑即白的选项；斗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斗争，肯定是中国对外关系未来的基本态势。问题是：其间的“度”如何把握？
很久以来，我就一直想把邀请罗援和吴建民，展开一场面对面的对话或“对决”。
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一想法在2014年7月18日那天得到了实现。
2015年：类似1969年和1992年的战略抉择？
此刻，罗援和吴建民两人一起来到了酒店西餐厅。
一同到来的还有吴建民的朋友、深圳特区报业集团前负责人吴松营。
虽然那天我的主要客人是罗援和吴建民，但吴松营在早餐聚会上却似乎成了主角。这不但是由于他的能说、能侃，同时更由于从吴松营嘴里说出的故事，确实能在瞬间把人吸引住。
说起吴松营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但一说起他1992年初部署写作的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很多人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当年邓小平南巡时，吴松营不但是参与随团记录的记者，而且还是直接部署将这一消息发往全国的负责人。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89年下半年到1992年年初，中国被一种沉闷、保守的政治氛围所笼罩向，向“左”转是当年全国上下的主基调。对很多人来说，这也是最安全的生存之道。
1992年初，88岁高龄的邓小平抵达广东，发出了“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呐喊，并放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狠话。
虽然吴松营作为《深圳特区报》的负责人全程参与了南巡谈话的记录，但当年发表这篇报告，《深圳特区报》可谓冒足了风险，因为事情的整个过程并非坊间流传是邓小平的事先安排。今天的人们也许难以想象，即便是邓小平，在1992年要推动进一步改革开放，也遇到了极其强大的反对势力。
《东方风来满眼春》文章发表后，一些上层保守部门的人士对《深圳特区报》横加指责，并开始动员手中的权力，准备对该文的主要人员的负责人进行处分。吴松营本人也为此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直到忽然有一天，中央电视台来电，要求提供邓小平南巡谈话的镜头画面，并表示是“组织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情况才有所改观。几天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用长达半个多小时的篇幅播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全文，邓小平南巡才开始为人所知，并成为扭转中国政治进程的里程碑。
这种情形，十分类似1991年初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文章后受到的压力。这篇文章的组织者和作者之一、当时的《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周瑞金，也是我的另一个节目《震海听风录》的多年嘉宾。周瑞金有一次告诉我，“皇甫平”文章见报后，他本人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受到不公正待遇，原定到香港《大公报》任职社长的事情也被撤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才得到舒缓。
1992年，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的关键年份。在这之前的两年半里，中国国内刚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波；国际上，苏联、东欧消亡，冷战结束，西方舆论一片欢呼，甚至提出“历史终结论”，而中国舆论浸透在一片“反和平演变”的声浪之中。中国何去何从？世界潮流究竟是继续和平与发展，还是将面临持续的冲突和摩擦？中国到底是继续对外开放，还是就此封闭和隔绝于世界？
1989下半年到1992年初的中国，似乎与世界处于全面的对立和对抗之中。
当时，很多人心里有感、有思、有惑，但就是不敢说出来，充斥舆论的依然是“反和平演变”的主基调。世界在观望中国，西方世界恶意的人们在等待中国灭亡；中国内部的一些人们则举着“反和平演变”的旗号，针对这股“中国崩溃论”迎头而上。
双方的对决如箭在弦上。
就这样，中国在彷徨中度过了两年多。1992年的中国，需要清醒的研判，更需要理性的决策和抉择。
这种对形势的研判和抉择，有点类似于1969年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研判。当时的中国，正在“文革”的动乱中挣扎，中苏关系严重恶化并进入军事对抗，美苏关系也在紧张之中。
1969年，中共“九大”政治报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是：“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在反华、反共、反人民、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进行侵略战争方面，他们互相配合，狼狈为奸”；“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
除了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研判，当时中国的外交决策还有一个系统在起着作用，那就是以林彪为首，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紧随其后的“军委办事组”。其中林彪对形势的判断起着决定作用。那年6月间，总参谋长黄永胜主持召开“军委办事组”座谈会，宣布了林彪“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判断和命令，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很显然，“军委办事组”认定：大规模侵华战争迫在眉睫。
但毛泽东有自己的想法。“九大”开完后不久，毛泽东就把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老帅叫到一起。毛泽东交给四位老帅两项任务：一是分别在北京四家工厂“蹲点”；二是共同研究国际形势，由陈毅负责，提出书面看法。
显然，毛泽东想摆脱“九大”政治报告和林彪主导的“军委办事组”的研判，而有自己的独立的战略判断。于是，中国当代史上著名的四位老帅的每周“神仙会”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演了。说是“神仙会”，其实是对国际战略格局的独立、深入、客观的研究和分析。
当时的另一个背景是：在1969年3月，中苏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后，国内外有一个讨论开始雀起：苏联战略究竟是东移还是声东击西？
1969年7月11日，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联合签名，将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上呈周恩来。报告的观点与“九大”政治报告的基调截然不同。
关于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报告认为，国际上两大阶级的对抗，集中地表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美苏对峙。
对反华的看法，报告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
对美苏矛盾的分析，报告指出，美帝、苏修都在布局。苏修要向西欧伸手，美帝要向东欧插足。双方针锋相对，都要争夺对方的东西。真正的、现实的利害矛盾还是在它们之间。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
《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勾画出刚刚形成并在后来延续了十余年的国际战略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
也是在那一年，45岁的新华社资深记者王殊，被派往欧洲冷战最前沿的联邦德国首都波恩担任记者。他在那里的任务，除了日常报道，就是针对下列问题展开调研：一、苏联的战略意图究竟是向东还是向西？二、德国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是否仍占主导地位？三、中国和西德的关系如何发展?
王殊在欧洲通过实地调研，以翔实的材料和精辟的分析，最终得出结论：美苏两霸争夺的重点仍在欧洲，苏联的战略是向西，不是向东。
对于中国和当时联邦德国的关系，当时的国内政坛对此似有很深的偏见，普遍认为，战后德国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仍占主导地位。而王殊则通过深入全面调查研究，大胆提出：在西德，占主导地位的是和平主义，而不是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在这一基础上，他建议中国和联邦德国建交。
1969年和1992年，是中国当代史上两个重要的年份。原因很简单：在这两个年份，中国面临极其重要的战略方向的抉择；而战略抉择的前提则是准确的战略研判。
1969年中国面临的战略研判是：中苏是否可能爆发大战？美苏是否铁板一块？欧洲是否新的战争的策源地？由于四位老帅和王殊等人的准确研判，毛泽东做出了与尼克松握手和与联邦德国建交的决定，在冷战环境下不但为中国争取了有利的国际环境，而且还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战略格局。
1992年中国面临的战略抉择是：苏联、东欧消亡，此时刚刚经历政治风波的中国，到底是继续通过改革开放融入世界，还是与世界产生战略猜疑与隔阂？邓小平的选择了前者，而不是后者。
我们可以做下面两个假设：
1969年，如果毛泽东不委托四位老帅展开战略调研，如果王殊等人不提供准确、客观的第一手战略分析，那么中国很可能将在同时与美苏为敌的状态下，陷入十分不利的战略困境。
1992年，如果没有88岁的邓小平的战略抉择，中国在1992年后的市场经济成就将不可能取得，中国将走上另一条通往“死胡同”道路，今天的中国将不可想象！
2014-2015年的中国，某种程度上也面临着同样的抉择，虽然其形态、性质和程度都与1969年和1991年完全不同。
中国周边危机：从量变到质变？
这些年，所有的人们都看到，中国周边局势正在日益复杂和紧张。无论是与日本在钓鱼岛和东海问题上的冲突，还是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冲突，都无不显示了这一点。
十年前，虽然因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陷入低谷，但当时无论是钓鱼岛问题，还是东海能源问题，都没有上升为中日之间的主要矛盾，更没有发展成为可能导致军事冲突的局面。2004年年中，中日围绕东海油气田的争执开始白热化；2010年后，中日围绕钓鱼岛问题上的冲突开始上升。
2004年，我到日本防卫厅（注：2007年升格为防卫省）属下的防卫研究所调研交流，当时我们一致的意见是：虽然中日矛盾错综复杂，但中日之间没有战争议题。但2008年，我们再次见面，大家开始对四年前的这一结论产生动摇，因为在2004-2008年间，东海局势开始持续紧张。2013年我们又见面研讨，大家讨论的问题已变为：中日如何才能避免在东海和钓鱼岛海域檫枪走火？中日究竟有无办法避免一场军事冲突？
这一切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就发生在2004-2014年的这短短十年间。
十年前，虽然中国与东南亚五国的南海主权争议早已存在，虽然2002年签署的《南海行为宣言》已经名存实亡，虽然“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主张已悄悄演变成“搁置主权有余，共同开发全无”，但对中国来说，南海问题似乎还不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南海海域也尚未出现紧张对峙的局面。
2004年下半年，我在凤凰卫视《新闻今日谈》节目中，用连续四期节目的篇幅，阐述中国建设强大海军的作用和意义，以及中国需要在南海有争议海域迅速“先下手为强”，采用经济手段迅速在有争议海域展开开采工作。
当时，这一建议在许多朋友听来，似乎有点匪夷所思，甚至觉得我有点杞人忧天，小题大做。但2014年，当中国的981钻井平台终于抵达越南附件的海域开采，却引来越南、美国的强烈反弹和各种冲突性的举措，最后不得不以暂时撤退告终时，人们却又觉得中国对这一切的部署来得太晚了。
确实太晚了！与2004年时相比，中国在南海争议海域，通过经济手段“先下手为强”的时机已经过去！
这一切改变，仅仅发生在十年不到的时间内。
同时，当2013年下半年中国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设别区时，地区和国际各国一片反弹。甚至在中国东海防空设别区开始正式启动的同一天，美日还派遣战机进入这一区域，直接挑战中国。相关的作业程序显示，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确实存在经验严重不足的现象。
十年前，美国仍深陷于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泥淖之中，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反恐，中美关系的矛盾和冲突相当程度被掩盖或推迟了。2006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中美“利益相关者”的概念；中国核心智囊郑必坚发表文章回应，“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将不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
但仅仅过了三年，奥巴马上任，成功地从两场战争的泥淖中抽身，开始将战略重点转向亚洲；2010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河内喊出“我们回来了！”，“重返亚太”成为美国新的战略重点。虽然其间遭遇乌克兰危机、美俄关系对峙和“伊斯兰国”对美国的挑衅等重大危机，但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却始终没有重大调整。
从这以后，中国周边的局势开始日益复杂，许多十年前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成了主要矛盾；一些十年前不可能导致军事冲突的议题（比如钓鱼岛冲突和南海问题），现在却走到了擦枪走火的边缘，以致于中国海军司令对媒体表示，中日冲突需要认真研究“如何擦枪而不走火”。
时至今日，中国周边的冲突，无论是正在激化的东海、南海局势，还是有所淡化的朝鲜半岛和台海危机，抑或是未来若干年有可能持续上升的香港问题，其背后似乎都能感受到美国的那只“无形之手”。
这一切微妙的变化，就发生在过去五年里，甚至其激化就发生在过去的两三年。
民间情绪沸腾vs战略课题凸显
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民间，这些年对周边局势的敏感性也在不断提高。我在2013年出版的《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一书中，曾经讲过两个小故事。我愿在这里再次复述。
故事一：2010年后，我曾多次到外地做关于南海问题和周边局势的报告。当我从历史、法理、战略和未来的角度，试图对南海问题作多角度阐述时，听众席上一些年轻的朋友往往会变得不耐烦，急急发问：“邱老师，您告诉我们，南海到底打还是不打？”因此，我常开玩笑说，莎士比亚曾说：“是”还是“不是”，这是一个问题；当到了今日中国，错综复杂的南海和周边问题，居然被简化成了“打还是不打？”这么一个简单的命题。
故事二：2012年年初，我到西南某大省给一些企业家演讲，讲的是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演讲后茶叙，企业家们把头扭向一位大佬级的企业家，探寻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只见那位企业家沉思良久，然后慢慢吐出一句：“现在需要打一仗了。”此言一出，现场先是一片沉默，随即忽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2014年出版的《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最大的风险》一书中，我还讲了另一个故事，也愿意在这里再次与大家分享：
2013年的某一天，我从广州白云机场坐出租车去广州市中心，近四十分钟的时间一路与司机聊天；司机是个凤凰卫视迷，尤其爱看军事节目，所以那天我们一路的话题就是钓鱼岛和南海风云。由于那天我穿了便装，又戴了墨镜，所以司机没有认出我来，但显然觉得我的声音有些耳熟，说我很象每周日晚上主持《寰宇大战略》的那个评论员。
“我们现在就盼着打仗。”司机毫不讳言对战争的热衷。
“打仗有什么好玩的？说不定就家破人亡了。”我开始与司机逗闷子。
“打仗好啊，这样就可以重新洗牌。不然象我这样的人，可能到80岁还在开出租车。”司机坦率得让人吃惊，也让我感到了一丝沉重。
我决定继续和他逗闷子：“打仗真不是好玩的事。不打仗，你说不定还能开个出租车；一打仗，你不但出租车开不成，说不定还得上前线，命都没了。”
“命没了就没了。我不象很多人拥有物业、企业，更不象贪官有财富可贪。我是无产者，无牵无挂。现在这日子反正也看不到希望，还不如索性博一下。”司机的回答越来越坦率。
他的回答让我感到越来越沉重了。我觉得已无须再和他逗闷子了。
但真正让我沉默的，是他下面的这句话：“我告诉你，今天的中国，有我这样想法的人，在社会底层有很多。”
我在《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最大的风险》一书里讲完这个故事，写了下面这段话：
“事情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我不否认这位司机朋友的爱国情怀，但他对战争的热衷，真的只是为了爱国吗？他与其说是在表达爱国情怀，还不如说更多是在宣泄对个人命运的焦虑，甚至是对内政的焦虑和不安。
“这位司机一定不知道，他上面所说的这些话，其实是在展现一个转型中国的“立体型困惑”：周边安全情绪的背后很可能是转型的经济模式出了问题；而对经济和民生的焦虑，一不小心就会延伸到政治和安全领域。
“这位司机可能也不知道，今天中国的一些看上去很敏感的政治、社会问题，其根源其实一点也不敏感，就在于我们的经济和民生模式出了问题。”
一切的一切，都还是回归到下面这几个基本的问题：
- 究竟如何评估中国近年的安全环境？
- 中国的安全环境是否正从合作共赢，走向日益摩擦和冲突？
- 中国是否须做好以军事冲突解决周边问题的准备？
坦率地说，这些问题都已长久地存于许多国人的心中，只不过还没有人直白地把它们提出来而已。
只要看一下中国各地电视台晚间节目的内容，我们就可清楚。各大电视台的晚间节目，除了大型娱乐秀、电视剧，剩下的时政节目，就是探讨中国周边军事威胁的话题了。一时间，似乎中国周边都已危机四伏，军事冲突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同时，我们只要参与民间的茶余饭后的谈话，也就可体会“南海：打还是不打？”背后的深刻集体心理背景。
35年的改革改革开放，换来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换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盛世局面，但也出现了中国面临的国际格局日益错综复杂的情况。
中国国力迅速上升，是否必然导致国际格局和周边环境错综复杂？这将是个长期可以讨论、争论的命题，但下面的问题却在我们讨论、争论的过程中日益凸显，那就是：
- 从现在开始，中国是否将进入持续的周边动荡乃至冲突之中？战争是否正在我们渐渐走来？
- 如果说冲突和战争正在向我们渐渐走来，那么这种渐渐走来的“战争步伐”，究竟是对中国所处环境的客观反映？还是由于我们自己的误判所导致？
战略研判：高估风险？低估风险？
所谓误判有两种，一种是高估风险，另一种则是低估风险。
高估风险，可能导致极端、不必要的冲突准备，并扰乱了中国本应有的平稳节奏和步伐，使中国陷入一种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巨大风险之中。
而低估风险，则可能患上“麻痹不仁症”，使中国面对巨大的风险而仍不自知，并进而进入一种万复不劫的地步。
今天的中国，究竟是高估还是低估了风险？坦率讲，对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恐怕几个人能准确回答清楚。但几乎所有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们，又都无不徘徊在这两个极端之间。
所以，我将2014-2015年在战略十字路口徘徊的中国，比作1969年和1992年的中国，即便其间的内涵、性质程度截然不同。
为了在民间引发对这一战略问题的公共讨论，我将目光投向了罗援和吴建民两人。
我在《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一书中，曾对罗援和吴建民有个比较详细的描写。书中除了描写我与两人的交往经历外，还写了下面一段话：
“罗援和吴建民，这在中国民间几乎是被从两个极端标签化的人物，前者被称为‘中国最著名的鹰派’，后者则被称为‘中国最大的鸽派’。然而，这两人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我的两档节目的常客。久而久之，我发现，罗援远非外界解读的那么‘鹰’，吴建民也远非一般人认为的那么‘鸽’。”（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