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31日，南方周末“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吴建民接受致敬。理由是：无论他身为大使、外交学院院长，还是国际展览局主席，他都以儒雅、平和的个人魅力，展示了与世界进行正常交流的中国风范。（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原标题：如果他是鸽派，什么是鹰派？吴建民外交往事
“我很少见到职业外交官不打官腔，因为对外说话要有口径，但是他们形成了一种习惯，跟中国人说话也按口径说话。吴建民是少有的职业外交官里头按常识说话、按人情说话的人。”
“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者是自己，中华民族不怕多灾多难，就怕自己头脑发昏。” 吴建民最后一次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说。
2016年6月18日凌晨4点，原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在武汉因交通事故不幸离世。去世那天，77岁的他刚从北京飞到武汉，准备参加由武汉大学举办的“中小企业领军人才培训班”活动。
吴建民搞了一辈子外交，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三位领导人做过翻译，是新中国第一批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他还担任过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中国驻法大使和外交学院院长等职。
吴建民名满天下是在他退休之后。他有着务实、理性的外交理念，而且他积极著书立说、四处演讲发言来宣扬自己的观点，这使得他常被人称为“鸽派”。此外，吴建民为人谦和，谈吐不凡，一举一动颇有大国儒者风范，是中国外交家的杰出代表。
吴建民的突然离世，引发学术界、媒体圈、外交界以及民间的大规模缅怀和哀悼。与此同时，他的去世也在公共舆论场里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外交该“软”还是“硬”的激烈争锋：有人敬重他是中国最有风度、最儒雅的外交家之一；有人则骂他是汉奸、卖国贼、软骨头。
吴建民去世了，却留给后人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给领导人做翻译
按照计划，由吴建民主编的首部《中国民间外交发展报告（2016）》，将于6月19日下午在北京举行发布会。吴建民的突然离世，让报告的组织方共识网临时决定，发布会改为吴建民的追思会。
在追思会上，著名美国问题专家资中筠说，她收到吴建民去世的消息时“特别震惊”，虽然今年已经86岁高龄，但是她“一定要来”。
“我很少见到职业外交官不打官腔，因为对外说话要有口径，但是他们形成了一种习惯，跟中国人说话也按口径说话。”资中筠在追思会上说，“吴建民是少有的职业外交官里头按常识说话、按人情说话的人。”
1939年，吴建民出生于重庆市一个普通家庭，父亲吴保生是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一名驾驶员，母亲是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由于父亲曾驻外两年为中国公使开车，他便给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吴建民的大哥）起名为“卡尔”（即英语汽车“car”的音译）。吴建民出生后，大哥升格为“大卡”，他被唤作“二卡”。
在回忆童年生活时，吴建民曾说，母亲给了他最朴素的外交启蒙，教导他：讲道理可以说服人，可以平息事端；平日积累的良好关系，会在解决冲突、引发争议时让人受益匪浅。
从小学习成绩不错的吴建民，梦想报考北大物理系，却因班主任的一句话考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被分配到了法文班。
吴建民说，大学时代对他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培训了他每天锻炼身体的习惯。他去世后，他的很多学生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都说：“吴院长经常鼓励我们要多锻炼，要坚持锻炼。”
吴建民的学生、外交学院副教授任远喆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去年我们曾一起去日本开会，开完会吴老师就来敲我的门，让我和他一起去锻炼。我们在早稻田那里的山上走了两个多小时，他边走边和我讨论当天的会议，也向我指出了当天发言的不足，包括下一步如何发展，应该从哪方面着手努力。”
1959年，刚满20岁的吴建民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做翻译，一做就是10年。在《吴建民谈外交》一书中，吴建民曾回忆，“最初做翻译的三四年是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其间学了不少东西，挨过批评，长了教训。那时，除了本职工作外，翻译还要做很多其他事：办签证、点菜、端盘子、泡茶、倒水等等。”
资中筠在吴建民的追思会上，也回忆起她第一次见到吴建民时的场景：“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场国际会议上，他那时初出茅庐，比我晚一轮，我们叫他小吴。那时候有工、青、妇、和四大组织，他在青（青年联盟）我在和（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他的法文很好，后来知道他英文也很不错。”
1965年，26岁的吴建民第一次为毛泽东做翻译。当时，毛泽东接见刚果总统马桑巴-代巴夫人。吴建民后来回忆说，“那时我还年轻，只有26岁，又是第一次给中国人民心目中的最高领袖当翻译，内心一个劲儿地念叨：不要太激动，要镇静，要好好翻译。但当毛主席出现在会见厅时，我还是感觉很激动、紧张，心怦怦直跳。”
2016年4月，吴建民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毛主席、周总理开创的中国外交，非常注重平等待人。我们在历史上受了一百多年的凌辱，现在虽然中国强大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平等待人，还是要谦虚，谦虚就是不要飞扬跋扈。”
25年驻外经历
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吴建民有25年的驻外经历。他曾说过：“1971年跟随中国代表团重返联合国，是我外交生涯中最珍贵的一页。”
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后，吴建民与夫人施燕华作为第一批新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飞往巴黎工作，分别担任法语与英语译员。
他在生前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曾回忆在联合国工作的那段时光：“那时我还是个小萝卜头，时间很快，四十多年过去了。”
吴建民生前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联合国第6届代表大会，邓小平同志出席，那一次的讨论建立了国际经济新秩序。我当时在现场，从整个会议的筹备到开始的全过程，我在一线有深刻的体会，第一次观看讨论国际秩序的会议，并且这次会议是由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小平同志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
在联合国工作的13年间，吴建民从翻译做起，后来成为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联合国被吴建民称为“外交官的大学堂”。一位曾与吴大使有过多次交流的高中历史教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吴大使曾对他说，“你们要讲好历史，要把历史脉络理清楚，可以推荐学生读一读《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那段工作经历对吴建民影响至深，他曾说，“联合国教给我跳出本国看世界；联合国使我有机会同全球最好的外交官打交道；联合国教我如何把握世界的脉搏；联合国让我看到了全球的顶级外交。”
吴建民一生担任过很多职务，但被人称呼最多的还是：吴大使。吴建民在欧洲曾担任9年大使，驻荷兰、驻联合国特命全权大使，还有中国驻法国大使。
在得知吴建民去世的消息后，法国驻华大使顾山悼念他说：法兰西人民失去了一位知晓法国并为中法关系做出巨大贡献的伟大朋友。
一如顾山所说，吴建民当法国大使那几年，平均每年在法国各处要做五十多场报告，他会抓住一切采访、演讲、出席重大活动和宴请的机会，让法国人更多地了解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