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资讯：上海女子斩鸭20多年 “从小姑娘斩到老姆妈”
由于不满足单位的待遇，阿三像许多人一样寻找新的门路做生活，从服装到皮鞋，再到烤鸭，他凭自己的手艺和事业站稳了脚跟。因为新的资本涌入而搬迁，又因为传统经济的没落而找到店面，夫妻俩的际遇紧跟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倒也是这座城市中许多上海人的缩影。
“吃的东西，光凭讲没用的”
下午4点，复兴中路、瑞金二路上的分贝逐渐升高。附近的小学放学了，孩子们的欢闹声从校园里飘出来；家长开来的一部部小汽车早在门口等候多时，一定程度上阻塞了交通，心急的司机开车经过这里，总忍不住要按两下喇叭。
每天的这个时候，阿三烤鸭店里总会看到许多“一老一少”为组合的客人。小朋友踮着脚，两只小手扒着玻璃窗，回头大喊一声：“我要吃鸭腿！”爷爷或奶奶拎着彩色书包疾疾跟过来，朝老板娘点点头，再嘱咐店员：“秤半只鸭子。”
所谓“术业有专攻”，这家店只卖广式烤鸭和叉烧。
鸭子讲究活杀，表皮用麦芽糖上色，肚子里灌上十几种香料调成的汤料，再放入老式铁炉用木炭烤。烤鸭的过程中“外烤内煮”，汤料在鸭肚中翻滚，将味道渗入鸭肉中。与此同时，汤料本身也汲取了鸭肉的鲜香，成了一味高汤。
裹着麦芽糖的鸭子出炉后，一只只色泽金红。肚中的高汤过滤后加入佐料烧制，便成了蘸鸭子的酱料。
叉烧呢，已经根据上海人的口味改良过了。传统广式叉烧选取的是猪肩胛骨上的“梅肉”，有肥有瘦，里面再加入一点蒜泥。但年轻食客不爱梅肉的“油腻”，也吃不惯蒜泥的味道。所以，如今店里的叉烧已不加蒜泥，且大都选取腿肉烤制。
只有那些七八十岁的老客人——上海老一辈的广东移民仍心心念念最传统的烧味：“还是梅肉好吃呀，阿拉欢喜吃油的。”为了他们，店里偶尔会挂两根稍肥一些的叉烧。
到了下班时间，顺路买熟菜回家的客人也来了，店门外时不时地排起队来。上海人是喜欢“起蓬头”的。有些路过的看到门口排队，再看看橱窗里油亮饱满、昂首挺胸的鸭子，便也加入进来，使得队伍更加长了。
老板娘忻惠英长得娇小，坐在柜台里只露出半个头。假使有客人问她：“这鸭子哪能卖？”她便如实回答：“23块8角一斤。”并不似有些老板娘那般伶牙俐齿，竭力推销。
“吃的东西，光凭讲没用的。人家觉得好吃，自会来的。要是觉得不好吃，吃过一趟不会再来了。”她后来这么说。
店里雇了两三个小工，手脚都很勤快。有时过了打烊时间，小工下班后还有顾客上门，忻惠英也会亲自上阵斩鸭子。客人看她动作麻利发出惊叹，她便自嘲说：“我从小姑娘斩到老姆妈，廿几年唻！”
“我想寻个实惠的，觉得阿三人蛮好”
忻惠英剪了头齐耳短发，因为天天守着这爿店，也不刻意打扮，但眉眼里看得出，年轻时是个美人。看她那时的照片，甜美秀丽，属于那种在人堆里马上能脱颖而出的“第一眼美女”。
她是家中独女，下面只有一个弟弟。过去，上海的小姑娘、男小囡多半都会帮父母分担些家务。她却“一百样都不会”，可见深得父母宠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她选中现在的老公杨文华——也就是阿三烤鸭的老板“阿三”，看中的就是他“一百样都会”。
老板为人和气，话并不多，一看就属于能干靠谱的那一款上海爷叔。“阿拉老公年轻辰光帅是不帅，当初寻他就是看中他本分、老实，啥都会做。”忻惠英说，“我老早住在西藏北路，他住马当路，都是石库门老房子。屋里厢做做电工啰，木匠啰，泥水匠啰，他都会的。烧饭、烧菜、做衣裳，也都可以的。我当时就想寻个实惠的，觉得这个人蛮好。”
1987年两人结婚的时候，忻惠英是丝绸厂里的女工，阿三在餐饮行业工作，在淮海路上的大同烤鸭店学过手艺。和那时的大多数上海青年一样，两人想的只是在单位里按部就班地上班，回家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埃个辰光（那时）没想过做生意呀。”忻惠英说。
不过很快，市场经济的浪潮席卷而来。一些头脑活络的上海人不再满足于单位里的死工资，开始找各种门路赚钞票了。这时，阿三也看到了机会。
“他有一个隔壁邻居，当时在淮海路的万里服装店做营业员。”忻惠英回忆说，“有趟贵州人到伊拉店里买衣裳，因为长得比较矮小，全部要小号服装，但是店里没噶许多。贵州人就讲，要么侬帮阿拉定做好了。”
面对这个商机，邻居想到了找阿三合伙。“因为伊拉屋里厢从爷爷开始，到伊拉爸爸，老早都是做红帮裁缝的，他自己也学了点皮毛。”彼时，阿三在餐饮行当里做得辛苦，也想出来闯荡闯荡，就这样做起了服装生意。
“当时讲起来，这叫'投机倒把'。”忻惠英半开玩笑说，“阿拉先开始做服装代加工、批发。贵州那边把尺寸发过来，阿拉在上海把面料、颜色选好，做好托运过去。”
“后来服装不做了，又做皮鞋生意。上海皮鞋厂、宝屐皮鞋厂的鞋子，阿拉都是一百双、两百双这样去进。厂家给阿拉出厂价，阿拉给贵州人零售价，赚当中差价。”
曾几何时，上海生产的服装、皮鞋是“时髦”、“档次”的代名词，在国内市场被趋之若鹜。有那么几年时间，阿三的生意确实做得不错，只是好景不长。“到了1991年的辰光，温州人打进市场了，广州人打进市场了。伊拉鞋子卖得便宜，阿拉做不出生意，饭碗被伊拉抢去了。”
“哦呦，那边有个小姑娘在斩鸭子”
那时，女儿出生没几年，阿三自己才30岁不到，面临着重新找出路的问题。“像阿拉这种做过生意的，再去给人家打工，哪能肯啦？”他说。忻惠英给他出主意：“我跟阿三讲，侬老早在大同烤鸭学过的，学出来做了两年不做了。现在为了生存，要么再拿起老本行吧。”
于是，阿三在家附近的自忠路露天菜场借了个门面，卖起了烤鸭。“这个菜场老有名气的，从淡水路到顺昌路，有两站路（指两站公交）噶长。”他说，“因为货色丰富，当时上海滩上老多饭店都到此地采购。”
起先，阿三在摊前忙活，忻惠英只能帮他收收钱，基本属于“打酱油”。“埃个辰光我还在单位里上班，下班过来帮忙。但是侬看，都是老板在忙，我弄不来的呀。”她指着一张当时在菜场里拍的照片说。只见她穿着件现在看仍不过时的白色T恤，手撑着案板，露出俏丽的侧脸看着老公忙活，整个形象跟周遭的环境有那么点违和感。
后来，随着生意越来越忙活，看到丝绸厂里也不景气，忻惠英决定主动下岗，跟老公一起卖烤鸭。“正式开始做了嘛，斩斩弄弄要学起来了。”她回忆说。她虽然不擅家务，却也不娇气，有种上海女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务实劲儿。
夏天的露天菜场里，阿三家的烤鸭摊被炸鸡摊、粢饭摊、葱油饼摊围绕着，自家的炉子在背后呼呼地冒着热气，“太阳下面最起码有四十几度”。没碰过菜刀的忻惠英学起了斩鸭子。
“到晚上，手都举不起来。吃饭拿筷子，拣了菜放到嘴里，手都在抖。哦呦我讲，噶辛苦的工作，我这辈子也没做过。”如今谈起，她淡然一笑，好像这些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自忠路菜场里藏龙卧虎，烤鸭生意竞争激烈，“从头走到尾，总共有8家人家做鸭子生意”。阿三家的生意倒是数一数二的。这一来是因为鸭子烤得好，二来，忻惠英斩鸭子，成了菜场一景。“来买小菜的，人家都讲：哦呦，那边有个小姑娘在斩鸭子，倷去看呀。其实格辰光我小孩已经养好了，不是小姑娘了。”
这样辛苦忙碌了几年，到上世纪末，香港地产商打造新天地，自忠路马路菜场要拆迁了。随着城市的更新和发展，夫妇俩面临又一次的变化。这一次，他们找到了现在的店面。
“哪能会租到这边来的呢？”忻惠英介绍说，“这块地方是老早的卢湾区十六酱油店。阿三的二哥在这里工作，是在这爿酱油店里下岗的。后来这边门面外借，优先自己原来的员工，就借给阿拉了。”
因为新的资本涌入而搬迁，又因为传统经济的没落而找到店面，夫妻俩的际遇紧跟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倒也是这座城市中许多上海人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