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的时候得摸黑写评论，因为问不到任何信息，但在问不到的过程中，也会发现一些东西。我们的编辑记者有很多社会关系，他们能问都会去问。如果谁都不说，我就知道了，这是特别敏感的事情。
和胡锡进约了一个多月，他一直忙。直到采访前一天，还临时调整了时间。
环球时报社的小楼在人民日报大院里面，楼很旧，没有电梯。下面两层是发行和广告部门，三楼是编辑部，楼梯口的墙上有个灯箱，上面两行红底黄字：“既要努力开拓，又要十分稳妥”。虽然押韵，但全是大白话，与灯箱色调配在一起，颇合外界对这张报纸气质的观感。
那天约好早上8点半，胡锡进前一个晚上夜班做到12点半，他略晚了10分钟到。作为颇具争议的媒体人，今年是胡锡进到环球时报社工作的第20个年头。他从1996年进报社当副总编，到2005年当总编，为这张报纸打上了极强的“胡氏烙印”。而《环球时报》也从一张每周8个版的小报，到现在中文版、英文版和环球网多管齐下，用胡锡进的话来说，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市场类媒体。
胡锡进没要求提前看采访提纲，但有问必答，而且都是正面回答。两个多小时聊下来，只有两个小问题他作了回答后说，这个算了，不要提了。从与吴建民的根本分歧，“单仁平”怎样出炉，受处分之后的心情，到“鹰派”立场是否出于市场需要，会不会在这里做到退休等，都一一作了回应。
我更关心他是个怎样的人。他给自己贴了几个标签，梳理一下可以这样表述：在政治立场上算中左，在中国媒体界是体制弹性的探测者，在人文情怀上是人道主义者。
在我看来，他是勤奋的，他说只要人在北京，每晚必到报社上夜班，即便周末住在郊区也会赶回来；他也是聪明的，他知道怎么吸引注意力，知道怎么卖报纸，也知道怎么长久地卖报纸；他当然还是好斗的，曾用十年时间通读原版俄罗斯文学，但他更喜欢用“斗争”、“博弈”这样的字眼，会说“如果我们不发声，中国会吃亏”。
胡锡进有句名言，说中国是复杂的。而他本人，其实也远比多数人想象得复杂。很多人膜拜他，也有很多人抨击他。但不管你对他印象如何，还是应该进一步了解他。毕竟，在中国的媒体中，这样广受关注的人物屈指可数。
胡锡进简历：1960年生，1982年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1989年获北京外国语大学俄罗斯文学硕士学位，进入人民日报社国际部工作。1993年至1996年任人民日报驻南斯拉夫记者，20多次深入战火中的波黑采访。1996年至2005年任环球时报副总编辑，2005年起任环球时报总编辑。
我认为中国需要几只鹰，中国不能没有鹰，只有这样，才有利于跟西方全方位地博弈。
高渊 ：我们先说件最近的事。吴建民先生前几天在武汉遇车祸过世了，你当时在俄罗斯出差，发微博对他表示悼念。你们根本性的分歧在哪里？
胡锡进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希望中国好好发展，和世界形成良好的关系，避免战争。他反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我也反对，这些都是一致的。
我们的分歧点在于，他是个外交官，他希望媒体跟外交进行全面的配合，和他们的基调保持一致。我认为媒体应当是多元而丰富的，这样更有利于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要有对西方批评的声音，要敢于和他们斗争。而且这是很多中国人的真实想法，把这些想法表达出来，其实更有利于中国外交。
就像美国，他们对中国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你说谁代表美国，到底是白宫还是国会，或者是《纽约时报》？都说不清楚。中国过去太单一了，只有外交部发声音。我希望多元化，这是我跟吴建民的不同之处，我们的冲突来自于这些地方。他觉得我不懂，多次批评我，觉得我总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表达强硬态度，他认为这么强硬是不应该的。
高渊 ：他是否认为你在煽动某种情绪？
胡锡进 ：他可能是这么认为的。其实我们的报纸是多元的，吴建民的很多文章都登在《环球时报》上，他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作者。就在我跟他争吵完之后，没几天我们又登他的文章，在他出事之前我们编辑还跟他约稿，本来他是要星期一交稿的，没想到就出事了。
高渊 ：有人说，吴建民代表“鸽派”，你代表“鹰派”，你觉得你是鹰吗？
胡锡进 ：我应当说是观察者。但我认为中国需要几只鹰，中国不能没有鹰，既要有鹰，也要有鸽，都得有才行。只有这样，才有利于跟西方全方位地博弈。这是我的观点，我认为我的观点是对的。
为什么《环球时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说明中国社会接受我们，我们也发挥了作用。前几年希拉里访华的当天，我们发文章猛烈抨击她。英国首相卡梅伦来访，我们也是在他来的当天抨击他，因为他之前见了达赖，来了不代表这事过去了。
高渊 ：发表这种态度强硬的抨击文章，都是你定的吗？有没有上面的授意？
胡锡进 ：都是我们自己定的，这怎么可能跟上面去沟通。中国的机制就是需要你自己去摸索，这种文章发出来，上面一看可能吓一跳，后来看完之后也接受了。这都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现在我们有了这样的宽容度。过去一说中美、中日关系，都不能说负面的东西，如今的环境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开创的，可以自由地批评外国。
现在，我们领导人出访或外国领导人来访，我们都可以客观分析这次访问的难度，我们对发表多元声音作出了贡献。我记得1997年克林顿访华，我们头版登了幅漫画，克林顿穿着盔甲，上面插满了箭。后来我们报道朝鲜水灾，透露他们严重缺粮，过去怎么能说这些东西？还有在北京奥运会前，我们能够告诉中国人，我们的圣火被人踩灭了。这就是靠一步一步闯出来的，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
现在可以说，在《环球时报》上能够看到我们国家真实的国际环境。当然，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也有偏差，但总的来说，这是社会的进步。
我经历了波黑战争全过程，当时那里是世界关注的焦点，如果换成现在，我早就出大名了。
高渊 ：接下来我们聊聊你的经历。你进人民日报之后，过了多久被派去驻外？
胡锡进 ：我是1989年从北外研究生毕业，进了人民日报国际部。先在国际部资料组搞资料，做了将近两年，然后又上了两年夜班，1993年春天被派到南斯拉夫当驻外记者。
高渊 ：你大学和研究生学的都是俄语，南斯拉夫说的是塞尔维亚语，这两种语言接近吗？
胡锡进 ：应该说有点关系，但其实听不懂，像北京话和广东话；写出来也看不大懂，这点像中文和日文。我走之前，找了一个北外学塞尔维亚语的学生给我上了两小时课，好像花了16块钱。
高渊 ：然后就出发了？
胡锡进 ：对。临走带了本“塞汉字典”，还带了本WPS的书，因为我没用过笔记本电脑。到了贝尔格莱德先学塞尔维亚语，学电脑，然后是学开车，样样都从头学。在那儿前三个月非常辛苦，一下子掉了十几斤肉。
到了那年夏天，能够大致听明白当地人说什么了，也能看报纸了，WPS我硬是看书学会的，这样就进入工作状态了。
高渊 ：当时南斯拉夫局势已经很动荡了？
胡锡进 ：内战已经开始了。波黑是1992年打起来的，我到了之后经常往波黑跑，一共跑了20多趟。我从贝尔格莱德开车过去，大约三四百公里，相当于北京到邯郸，都是山路。
高渊 ：那时候觉得危险吗？
胡锡进 ：当时不觉得，那年我才33岁，毕竟年轻。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挺危险。就像要从路面上横穿一条繁忙的高速公路，机灵的人天天横穿也没事，运气不好的穿一次可能就被撞死了。
高渊 ：那时候《环球时报》刚刚创刊，还叫《环球文萃》吧？你的稿子主要发在《人民日报》还是《环球文萃》上？
胡锡进 ：当时《环球文萃》还是周报，而且只有8个版，所以我的稿子主要还是发《人民日报》，但《人民日报》版面也很少，国际版只有一两个。那时候能上一条消息已经很高兴了，不像现在编辑追着驻外记者写稿子。
那时候波黑战争打得正激烈，经常是全世界的头条，我就在那个世界关注的焦点。记得有一次看到交战的城市着了大火，满地都是炮弹壳，塞尔维亚军人躺在炮弹壳旁边，联合部队刚刚进来。我试图穿过中间地带进入城市，但是被拉回来了。我写过一本书，记录了那段经历，真的是惊心动魄，能够听到子弹飞过来“啾啾”的声音，腿都发软。但最后，这篇特写在《人民日报》也就发了700多字。
高渊 ：要是换成现在，你应该早就出名了吧？
胡锡进 ：现在的话，版面多了很多，再加上微博、微信什么的，还可以发很多照片，我就出大名了。因为我一直待到签订停火协议，差不多经历了波黑战争的全过程。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那里只有我一个中国大陆记者，新华社会临时派个记者组，采访几天，然后过一段时间再来。
高渊 ：很多人觉得当驻外记者很风光，你是什么感受？
胡锡进 ：那个时代驻外挺光荣的，因为出国机会少。今天回忆起来，当时一个月收入才170美元，加上波黑战区有点补助，加起来300美元。第一次出国不允许带夫人，我中间回国休假，然后妻子就跟我去了，把女儿送到陕西咸阳亲戚家去。
等我们回来的时候，看到别人的孩子都能说英语，我女儿却是一口陕西话。她后来上的唯一的补习班，就是英语。
1994年3月，胡锡进在萨拉热窝机场与法国维和部队合影。
1994年2月，胡锡进采访塞族军队总司令姆拉迪奇。
1995年11月，胡锡进在萨拉热窝采访。
1995年11月，胡锡进在萨拉热窝采访。
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胡锡进在伊科边境采访美军士兵。
我当总编后四年没有出过国，几乎连外地出差都不去，每天弄版面，当时觉得必须突破一些报道上的束缚。
高渊 ：从南斯拉夫回来就去了《环球文萃》？
胡锡进 ：我在南斯拉夫待了3年，1996年回来后在国际部待了几个月，我要求去《环球文萃》，当时这张报纸隶属于国际部。去了就当副总编，当时人少，一共才一二十人。
其实早在三年前，就是我去南斯拉夫前的几个月，当时《环球文萃》还没创刊，我帮他们拉了这张报纸的第一笔赞助。别人也拉过赞助，但真正见钱的我是第一个，那笔是1.5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