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前，由于受制于当时的政治体制以及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除了一些偷渡者之外，每年移居境外的人数可谓微乎其微，而所谓的偷渡者也大多是偷渡至香港、澳门。
而改革开放后短短的30多年间，却出现了三次移居海外的移民潮。前两次的移民潮，即上世纪70年代末国门打开诸多有海外关系者纷纷出国团聚以及80年代的技术移民。而2010年左右出现了第三次移民潮，与前两次不同的是，移民的主体是技术精英及财富精英，且主要移居地为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
据媒体报道，中国拥有资产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富人中30%已经移居海外，尚有47%左右准备移民；而2008年加拿大批准的投资移民为1万宗，其中70%来自中国。这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移民潮了。
如果说前两次移民潮，无论是移民数量还是“含金量”，都不足以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的话，那么，第三次移民潮不仅数量大，而且主体多为技术和财富方面的精英，肯定会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层面产生相当的影响。
英国人口学家拉芬斯泰因（E.G. Ravenstein）曾提出过国际上人口“迁移法则”概念，即“推－拉”效应。他认为人口迁移是迁出国推力（或曰排斥力）与移入国拉力（或曰吸引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即移出国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造成生存和就业上的压力形成推力，而移入国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形成拉力。换言之，经济因素是造成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
然而，对中国移民潮稍加分析可知，经济因素似乎并不是主要原因。多数专家分析的结果是，中国人移居国外的主要原因涉及子女的教育、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以及财富安全等方面的问题。
的确，长期以来中国的应试教育模式为社会各界所诟病，中小学生学习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为了升学，就要死记硬背书本以应付考试，而不是着眼于学习知识、技能以获得报效社会的才能。
这已经成了中国教育的死穴，极端不利孩子的成长。笔者在加拿大询问过很多华裔新移民，不少人就是为了孩子的未来成长而移民的。而观察加拿大的中小学生，从未发现他们像中国孩子那样感受到考试的压力。近年来更多的中国孩子高中毕业后直接赴海外留学，而终极目的是毕业后在国外求职。
据加拿大国际教育署公布的最新数据，2014年至2015年度在加拿大注册的中国学生为11.08万人，占加拿大全部国际学生的33%。
再者，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发展虽然推高了国内生产总值（GDP），但低端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却造成了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进而对人们的健康造成了危害。而笔者在《中国社会怎么了？》（刊登于2016年3月12日《联合早报·天下事》）一文中，提及中国社会人文环境的恶化，正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恶化促使人们选择加拿大、澳洲等更优越的生存环境。
就本人的切身体会，加拿大在自然环境、食品安全以及社会治安等方面，确实远远优于中国，这就使得一些人选择移民海外。
再其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造就了大量富人，也推动了国家的发展。但近年来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资源配置及政府服务等诸多方面，难以享受与国有企业同等待遇，融资难融资贵、税务负担加重、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等等，都严重影响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甚至威胁到民间投资的安全。
这就造成一些民营企业家远走他国，导致民间投资持续下滑。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民间投资增速已跌至3.9%，而去年则为10.1%。这一状况也引起了中国国务院的高度警惕，以致最近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的主体只有一个，即研究民间投资问题。这是异常罕见的。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出现的偷渡客数量不大，只是使国家的面子不好看，但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极小。而现在移民潮的主力乃是技术精英和财富精英，且数量较大，流走的不仅是技术人才、商业精英，更是技术与财富，何况还会对国人产生连锁的心理效应，这显然会对国家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显然，要想阻止这种对国家发展的不利影响，不是靠行政措施能够解决的，必须认真分析造成移民潮的深层次原因，更重要的是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属不易。比如，从政策层面切实改善民营企业的发展与投资环境或许可以很快见效，进而留住财富精英，但要改善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绝非易事，改革中国的教育体制，使父母放心让孩子在国内接受良好的优质教育，使之成为有用之材更是长远之事。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执政党与政府应采取实际行动，而不仅仅是口号，而是通过认真的政治改革，使国人深深热爱自己的国家，愿意留在祖居的土地上为祖国的发展奉献自己的心智与力量。
作者是前中国电子科技大学教授
现为加拿大时事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