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又一个彝族火把节结束了，彝族工头们发起，彝族“歌王”也来捧场，一千多人参加演唱会，极尽热闹。
赞助演唱会的是沙马家支一个大工头。每年在东莞都有彝族人火把节活动，临近东莞的惠州，逐步“继承”制造业重镇位置，也举办了第一届火把节。
在东莞，彝族工头有大大小小数百个，他们多数来自四川凉山，也有部分来自云南。早年自己到珠三角打工，觅得商机，回老家带更多的人出来。工人和工头结成半依附关系，工头和工厂直接签用工合同，把彝族工人批量送入，工厂按月把工资打到工头账户中，工厂和工人并不发生直接联系。负责管理工人的，也是彝族工头，及其手下。
以工头为纽带的批量用工模式，即领工制，构成了彝族这一少数族群在制造之都的独特生态。
沙马伍合的姐夫马海木呷，就是彝族工头之一。与同家支的人合伙开的劳务公司在东莞凤岗镇，跟一家台湾电子厂长期合作。每个月15号是厂里发工资的日子。沙马伍合拎着两个灰色塑料袋，上面写着“中国建设银行”，走进厂区宿舍。袋子里装着一捆捆码好的现金，有68万，是厂里两百多彝族临时工四月份的工资。沙马来东莞凤岗镇一年，跟着姐夫马海木呷生活，都住在厂里宿舍。
宿舍为十人间，下工时间，工人和小工头陆续赶来，领工资。
木呷跟这家电子厂合作了四年多，发工资一直很准时，每个月15号打到他的账户上，然后跟银行预约时间取钱。18号取了钱，就去厂里发工资。今年形势不如去年，彝族临时工少多了，去年每月工资没有低于八十万的，多的时候一百一十万。这间厂的工人总数是一千多，比高峰期少了一半。
木呷穿着白色T恤，印着大片橙色花纹，是彝族图案，意为吉祥祝福。这个图案的T恤只做了两件，只他一人有，为了显示作为公司老板的“与众不同”。而十年前的马海木呷，还只是普通工人。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就不好做了。
彝人劳务公司的招工广告
走出凉山
关注彝族务工问题的学者黄岩，从四川驻广东办事处的官员那里获得的信息显示，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彝族人数在15万以上，而实际情况可能是两倍以上，即30万。以东莞为中心，向深圳、惠州等地发散。马海木呷自己估计，在东莞，七八万彝族人是有的。
马海木呷的老家在凉山喜德县。较为公认的学界观点是，彝人群体是由距今六千至七千年前，一支南迁的古羌人，融合金沙江南北的众多土著部族之后逐渐发展而来。历史漫长，人群衍生出不同支系和方言，被官方统称为彝族。
四川凉山州便是彝族主要聚居区之一，位于川滇交界，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自治州。大众的模糊印象中，这里偏僻闭塞，经年穷困。470万人口中，半数是彝族人，境内7万余平方公里几乎都是山地，平均海拔2000~2500米，州辖17个县市，国家级贫困县占到11个。凉山东、西、南三面被金沙江环绕，北以大渡河为界，封闭王国自成一体。
外界想象中，这是片被毒品和艾滋病侵扰的土地，充满火把节与百褶裙的风情，古老奴隶制度的神秘。时不时见诸媒体的，是写出“最悲伤作文”的孩子，翻越“天梯”上学的孩子，现代工厂里的稚嫩面孔。山地产出有限，外出务工成为主要收入来源，输出地也以广东为主。
木呷不是最早的彝族工头。他生于1981年，父母在镇政府工作，比起很多只能吃土豆的同龄孩子，已算环境很好。尽管如此，木呷还是只念到初中。2004年，木呷离开家乡，出来打工。他出来之前，被送到凉山农校去培训，学习法律知识，一切由扶贫办统筹，“国家出路费”。现在已经没有了。彝人由亲戚朋友介绍，跟着工头出来，向工头借路费。
沙马伍合则是因为姐夫的关系，才离开普雄。他记得小时候上学走山路的艰辛和只能吃土豆的苦。感叹现在生活好，小时候做梦都没有想到。出来学会了上网，会用办公软件，不用在一线干力气活，直接做管理，“还是社会上好”。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过上沙马伍合的生活。木呷所在的马海家支，在东莞有一千多人，一年聚一次。工头有五十多个，余下的自然是靠流水线的重复劳作来吃饭的普通工人。
有资料可查的彝族工头始于90年代末，脑子活络的彝族人从四川、云南老家带人出来，到珠三角等地做工，从工人的工资里抽管理费。彝族人维系生存的家支制度与现代工厂结合，在珠三角生根发芽。2008年，新的劳动合同法通过，正式明确了劳务派遣公司的注册条件和法律地位，彝族工头有了合法依托，发展蓬勃。
木呷开始带工是2009年，最初只带几十个，由村人头人介绍，也是亲戚朋友。2011年，他开始跟台湾这家电子厂合作，自称幸运，遇到“好厂”，工资发得及时，合作稳定。通常能送进去三四百人，今年少了，也有两百多。全公司的工头加一起，带一千多人。签合同时工厂给出的工资一般是每小时11块，公司抽五角，工头抽五角，是“管理费”。
管理就是早晨上工前十分钟训话，遵守厂规厂纪，禁止喝酒打牌，好好上班。平时工人家里有事，也会跟木呷借钱，发了工资再还，去小卖部买东西可以赊账，发工资时直接从木呷这里扣，工人也会把存下的钱委托木呷寄回老家。
发工资这天人人高兴。同样来自普雄镇的阿洛里古莫打算跟丈夫一起辞工回家，也坐在木呷的宿舍里聊天。她的工种是质检，进车间之后脚就肿了起来，一直没消，不知道为什么。里古莫30岁，有三个孩子，最大的9岁，最小的3岁，丢在家里给爷爷奶奶带。这个月她跟丈夫一共领了5800块钱，因为订单少了加班就少，工资也跟着少。里古莫不太满意。丈夫跟班长处不来，经常吵架，总是丈夫挨骂。索性辞工不干。快六点半了，要去车间上工，沙马在一旁叫她，要迟到了！她起身向车间跑，脚一崴一崴。
也有人出来了就再也回不去。木呷说起自己带的一个工人喝了酒，从楼上摔下去，死了。那是2012年。电子厂，不大，一共60多工人，彝族工人有40多个。死者的亲属从凉山老家赶来，几十号人把厂子围起来，开口跟工厂要大几十万。厂里定的说法是“非工伤死亡”，认为自己没有责任，只肯赔三万六。
当地政府，劳动局，司法局，村委会，维稳中心一起协商这个事情。木呷出面协调，不能得罪厂里，也要安抚彝族同乡，处理不好，以后没得工人带，跟工厂合作也难。最后厂里赔了13万，事情平息。
这是木呷第一次遇到人命案，问他紧张吗，他说不紧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工厂外打桌球的彝族男孩
中间人
东莞作为制造业之都，靠外包订单起家，号称“东莞塞车全球缺货”，在两次经济危机后，“倒闭潮”时现，面临产业结构升级压力，政府也推出了“机器换人”项目，鼓励企业减少用工。小厂倒闭，大厂搬迁，留下坚守的往往是买了地皮自己盖厂房的，这种大厂招工往往比较“正规”，彝族工人难以进去，处境可以想见。
代工厂接收海外订单居多，旺季赶货用工量大，易召集、能吃苦的彝族工人获得青睐。这些临时工不会跟工厂签合同，只跟劳务公司签用工合同，写明工作时间和小时工资，没有“五险一金”。工人由工头批量送到工厂，任后者挑选。进厂后，由驻厂带班负责管理。工人有事往往不会找工厂，而是先找工头。工厂管理起来省心，没有包袱。
沙马的脸上流出熬夜的疲惫，前一天晚上，沙马和姐夫一起招待远方来的客人，吃饭唱歌。回宿舍之后，想起来第二天发工资要用的工资表还没做，加班做完，已经将近凌晨两点。早上七点多起来，对工人进行早训。然后去银行排队取钱。沙马老家在凉山普雄——去年因写了“最悲伤作文”红遍网络的女孩子的家乡。
1988年出生的沙马已经有了四个孩子，由妻子在普雄老家带着，沙马的父母也帮忙照顾。沙马一个人住在工厂宿舍里。厂里二百多彝族临时工，主要由他一个人管。打架闹事要摆平，发工资要算清楚借支和扣钱，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找他。
木呷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也住在工厂宿舍。小女儿刚出生，岳母来照顾月子。家事由女人管。木呷开的劳务派遣公司里有十来个工头，时常聚会。彝族人爱喝酒爱热闹，去KTV里唱歌，个个都是一把好嗓子。除了唱“彝人制造”，也唱各种流行，“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没说完温柔，只剩离歌”。时下流行的情爱伤春悲秋，一样写在黝黑脸上。
马海木呷合作的电子厂，17、18号两天赶上客户来厂里查验货品质量，客户也关心劳工的人权问题。工厂外的马路上飘散着三五成群的年轻工人，大约十五六岁的模样，马海木呷说自己不收小于16岁的工人，但是客户不喜欢看到太年轻的工人，于是他们就不上工，放假出去玩。在工厂门口买了零食，脸上洋溢着轻松的表情。爱好滑冰的男孩子，穿着专门设计的T恤，背后画着龙飞凤舞的草书，“彝疯”。
曾在东莞做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博士刘东旭，在工厂里做过一个多月的“卧底”工人。他说客户不仅不想看到彝族工人，甚至不想看到临时工。客户希望自己的工人都有完备的社会保障。刘东旭打工的厂里，中间位置有个车间，两边门一关，谁都不知道里面有人。每逢客户来验厂，所有彝族工人就被集中到那个车间。
曾经的2008年爆出的凉山童工事件，强烈刺激了大众神经，引发对弱势工人群体的同情，让东莞处于风口浪尖，2013年底，媒体再次爆出深圳工厂使用不满16岁的童工。后续报道显示，2008年解救回家的凉山童工79位。从数字来看，在整个外出务工的彝族人群中显得微小。研究彝族劳工的学者们认为这些并不是现实的全部，童工的悲惨遭遇不仅仅是少数工头唯利是图、蒙昧良心那么简单，其背后关涉到整个中国现阶段的发展进程。被大踏步发展的中国抛在身后的凉山人，急切地想摆脱三餐土豆、攀爬“天梯”的命运。
刘东旭的博士论文即是研究珠三角的领工制，他认为领工制体现了彝人家支再造，帮助彝人进入并适应珠三角临时工劳动力市场。除了其市场性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为彝人在珠三角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了一种最基础的社会性庇护，内部以家支、亲戚、地缘、族源等因素为基础形成了一种“无形的社区”。市场性与社会性彼此嵌合，不可切割，也存在潜在的张力。
工头是工人的管理者，也是亲友，维系着彝族人在陌生都市的亲近感，共生共存。没有熟悉的工头带路，父母多半不放心孩子外出。没有工人跟随，工头也无法获取中间费用。大批量、易得、廉价的流动工人，满足的珠三角工厂的季节性用工需要。看起来是“一箭三雕”的局面。
工人受工伤也会先找工头，如果是小工伤，往往是工头自己出点钱算了，把工人送医院治好。偶尔大半夜三四点有人急病，木呷得立刻赶去医院。工厂女孩子跟汉族工人谈恋爱跑掉，家里跟他要人，得陪着找。木呷说，干这行，累是累，好玩也好玩，自由自在。木呷说，工伤严重的，就评残，走劳动仲裁。
然而劳动仲裁，对彝族人来说成本太高，多数人不具备与政府打交道的能力和信心。完整流程走完，往往要耗费一年多。所以工伤者会采取更简单的办法，谈判。背后有随时出现几十人的同乡团队，工头出面与工厂斡旋，算上医药费误工费等，留下博弈空间，严重时“围厂”。这种看似前现代的解决方式，却往往有较满意的处理结果。
比起汉人，彝族人有更强烈的群聚性，使得当地工厂，政府，公安机关等似乎出现“望彝生畏”的情绪。木呷到凤岗这么些年，一次也没有跟派出所打过交道。派出所或明或暗地告诉工厂，少用彝族工人，单个厂区不能超过150人。
维系工厂和工人纽带的工头，是领工制的关键一环，内部遵循的秩序和规则清晰可见。领工制的根源是珠三角普遍流行的代工分包体制，工厂对临时工的季节性大量需求，正体现了深度市场化。
而一旦代工体制走到尽头，对低技术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彝族劳工，也会被甩出这个轨道。
难关
工头把工人从老家带出来，通常要先垫付车费，帮助工人在东莞安顿，发工资之前，靠向工头借钱维持生活。进厂之后，发了工资再还。“借支”是工人评价工头的标准，工头对他们“好不好”，取决于钱“好不好借”，管得“严不严”。
彝族人在意强壮、漂亮这些主流性别气质。年轻人迅速适应并拥抱都市消费主义。有的男孩第一天发了工资，第二天就去买阿迪达斯的运动鞋，第三天开始跟工头借钱。这种情况，工头往往要“管着点”，如果出来打工一年回家没攒什么钱，工头也不好跟家里人交代。
也不是所有的工头都能挣到钱。刘东旭在东莞做田野调查期间，遇到工头带工人出来，因为借出去的钱太多，工人没找到厂，最后赔了钱。
今年工厂拖欠工资的情况比以前严重。马海木呷说起三月份，凤岗临近的塘厦镇，有个小工头在出租屋自杀了，叫莫落。因为厂里发不出工资，拖欠大工头，大工头拖欠小工头，工人找他要，扛不住，就上吊死了。木呷只知道莫落是越西县人，老婆是冕宁人，已经回了老家。木呷讲不出更多的细节，但是他确信，这是第一次有工头自杀。
沙依诺是最早到东莞带工的工头之一，好多她早年带出来的工人都做了工头。她也跟东莞民族宗教局往来密切，每逢彝人“群体性事件”，她和老公往往被叫去协调。沙依诺已经把自家公司的二楼改成了理疗室，培训室，还开始推广中医。她在厚街汽车站旁边有另一家公司，做劳务中介的同时，也考虑做投资。还在附近开了超市，以及一家名为龙富山庄的农家乐，租了十几亩地，种了果园，餐厅专做彝族饭菜，可是今年的生意也不如去年好，汉族老板们都没心情出来吃喝。
她觉得，现在再开劳务派遣公司，已经没多大意思了。劳务派遣制度眼看就要走到尽头。
坐在劳务公司客厅的孙友力，收拾好了大包，准备回凉山去伺候丈夫的爷爷。她丈夫跟着沙依诺做工头，带一二十个工人，儿子在道滘的厂里做带班管理。她能想到的还是在东莞打工，和老公守在这里，攒够三个儿子结婚的钱，“等爷爷死了就回来”。去年夏天她在门口算过两次命，头发花白的老头每次都跟她说，你就快有钱了，你儿媳妇就快来了。然而下半年，闭厂潮席卷了东莞。
木呷显得稍为乐观，今年的换届年，他打算回家竞选村长，继续输出务工事业，还要成立喜德县彝族人在东莞劳务协会，要带家乡更多的人出来，发展，致富。如果不行，就回去开个加油站，或者商店。
工厂招人越来越少，眼看成趋势。木呷送了十几个女孩子到足疗业，酒店包吃住，每个月交给他两三百块的“管理费”。足疗店还在招人，年轻女孩子在工厂之外找工作并不难，要灵巧听话，按时计薪，每个月多的能赚七八千，少也有四五千。
刘东旭也说，彝族人北上开足疗店的也不少。出来的人基本上是回不去的，东莞的工厂不要人了，那就去找别的工作。
而男孩子，除了工厂工地，看起来无路可去。木呷说，那就回家放牛放羊。
他更操心的，是希望自己的大女儿能进东莞的公立学校。整个凤岗镇只给少数民族两个入学名额，而带孩子来这边的彝族工头就有十几个。
暴雨过后，一个讲着彝族话的中年男子进到厚街的彝人劳务公司，打听是否招人，负责接待的前台姑娘是汉族，不会讲彝语，用汉语告诉他，这个五金厂不招男工，只要女工。现在大多数工厂都不要男工，春节之后，找不到厂的男工人大概有几万人，不止彝族人，也有汉族人。
中年男子脸上露出失望表情，用汉语交谈几句，转身匆匆消失在积水的街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