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升温的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因海牙仲裁庭的仲裁结果出炉而火上浇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更令中国的外交立场变得强硬。在各方日趋关注后仲裁时代东亚安全局势的同时，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方面，在于中国曾经致力于推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因安全乱局而暂时中断。
在美国倡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轨道上进行的区域经济合作，有望后来居上，一旦美国完成国内批准程序，该协定很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亚洲经济体加入。
美中之间在东亚事务上的战略竞争，在2008年之后变得越来越明显。为了应对崛起的中国在亚太地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美国于2009年提出了“重返亚洲”战略。表面上看，美国的“重返”主要体现在安全和外交领域，除了加强和区域内传统盟国的战略关系外，美国调整了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资源分配，增加了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和外交投入。
然而，美国重返亚太的动机，往往被简单化为局限在安全和政治领域。事实上，美国重返的一个重要动机，还在于对中国当时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迅猛表示警觉。中国和亚细安之间的自贸区建设，在21世纪的头10年里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进展，不仅双边贸易猛增，而且产业间围绕全球价值链进行的分工与整合，进入新的阶段。
加上中国和日本、韩国两大经济体的贸易发展也很迅速，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崛起，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变得越发明显，有望和欧盟、北美两大经济圈分庭抗礼。美方数据显示，2011年美国和亚细安之间的货物贸易为1950亿美元，到了2012年，这一数据只微弱增长1.5%到198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和亚细安贸易增长在10%以上。
为了使亚太经济整合重新回到美国倡导的经济理念和轨道上，美国在2009年11月正式提出扩大TPP计划，而围绕TPP所进行的贸易谈判，也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表面上看，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着重安全和军事，实际上美国更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战略，重新夺回亚太经济整合的主导权，因为在当今世界，决定大国间力量对比的首先是国家经济实力，以及该国对全球经济秩序的影响力。
2010年，中国与亚细安全面建成自由贸易区。同时，中、日、韩三国的自贸谈判以及这三国和亚细安（10+3）的区域合作也开始启动。不仅如此，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的中国，还希望尽力推动亚细安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这一自贸协定不仅包括中、日、韩和东南亚各国，还涵盖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等邻近亚太经济体。中国当时对本区域按照中国版本进行自由贸易谈判的蓝图雄心勃勃。
然而时过境迁，今天看来，无论是中国－亚细安自由贸易区升级版（10+1）、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还是RCEP（10+6）谈判，都已陷入僵局，短期内看不到突破的可能。即便是中国大陆与台湾基于“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下的服务贸易协定，也因台湾爆发“太阳花”学运而搁置起来。
反之，对于美国而言，不仅在安全和外交方面和亚洲诸国全面加强了合作和联系，其推行的TPP经济计划初步获得了成功，12个环太平洋国家在协定上签字，目前正进入各国国内批准阶段。如此看来，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有望作为成功的国际战略载入现代国际关系史。
对于中国而言，与周边一些国家安全形势的恶化以及互信的减损，不仅对中国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构成挑战，也对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和自贸谈判影响很大。国际政治与经济从来都交织在一起，国家之间缺少良好的政治与安全环境，经济关系也很难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当年美国提出“重返亚洲”战略和TPP谈判时，中国多数学者将之视为在政治上遏制和围堵中国的政策，较少看到其可能在经济上对中国带来的挑战。如何应对TPP则缺乏深入的探讨，多数人寄托于美国国会可能会否决TPP。在目前南中国海仲裁案吸引大多数学者关注的情况下，很少有人在考虑一旦TPP成功获得美国国会批准，会如何重塑亚太的经济格局。对于中国是否应该向当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样，选择申请加入TPP，目前中国学界更是缺乏足够的讨论。
过去30年中国快速的崛起缘于天时、地利与人和，稳定而友好的周边环境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对于中国大陆而言，无论是东北亚的日本、韩国、台湾、香港，还是东南亚诸国，都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依托和贸易、投资伙伴。整个东亚地区拥有众多的人口、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优越的地理优势，这一地区必然成为全球经济低迷形势下的大国必争之地。
除美国外，欧盟、俄罗斯等也表现出与东亚经济圈成员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极大兴趣。从这一点上来看，中国政府在本世纪初启动与亚细安的自贸区谈判，是非常有远见的。但必须看到，一旦中国与其中一些国家的关系因南中国海等问题恶化，其他国家和地区会快速跟进填补空白。
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就南中国海问题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在今天仍有很大借鉴意义。在他所处的冷战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面临着比今天更大的挑战，他却能沉着应对，开辟出有利于中国崛起的良好周边环境。今天的中国政府应该有能力运用同样的外交智慧，重新塑造友好而和平的周边政治和经济环境。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