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雪珥
李鸿章肯定没想到，自己的人生与国家的命运，都将在1870年的天津发生巨大的转折。
这座城市已经与世界紧紧地联在了一起：内战后的美国，派出了战时国务卿、美国扩张主义的奠基人西华德（WilliamHenry Seward），出访全球。在天津教案那浓重敌意尚未消逝时，西华德就到达天津，随后赶赴北京，会晤大清“总理”恭亲王，给空前孤立的大清帝国带来了“合作政策”，中美开始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友谊。
遥远的欧洲，法兰西帝国在普法战争战败，巴黎再度爆发革命，宣布建立第三共和国，这导致大沽口外的法国舰队，最后放弃了攻击天津的计划，天津教案得以和平解决。
当日耳曼的勇士们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率领下，行进在法兰西的废墟上时，那位日后被称为“东方俾斯麦”的李鸿章，正率领他的淮军铁骑，浩浩荡荡地开进天津城。他将在这座城市中，度过人生最为辉煌的25年。大清帝国也将以这座城市为样板，书写30年的改革开放篇章。
这一年李鸿章47周岁。从1862年出任江苏巡抚以来，他在帝国省部级的高干位置上已经待了8年，历任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并且因军功先后被封为一等伯爵、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梁启超说：“彼时（调任天津时）之李鸿章，殆天之骄子乎，顺风张帆，一日千里。”
“天津教案”爆发时，这位“天之骄子”还在湖广总督任上，正率军辗转西北，剿灭叛乱。中途接到中央的紧急调令，立即抽调主力部队，进入京畿地区，加强战备，随时准备与法国开战。天津教案将了之际，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杀。“刺马案”同样是一个棘手的“地雷阵”，牵扯到中央与地方、军队与民政、湘军派系与别的派系乃至西方天主教等很多敏感问题，中央只能下令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并且不断催促上路。而直隶总督则由李鸿章接任。这是1868年李鸿章接任曾国藩的两江总督后，第二次接任他老师的遗缺。
李鸿章到了天津，登门拜见曾国藩。
曾老师不待李同学开口，就先问道：“少荃（李鸿章的字），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
李鸿章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
曾国藩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
李鸿章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为安徽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
曾国藩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口说：“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
李鸿章一听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说：“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
曾国藩又捋须不已，久久看着李鸿章道：“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分，总是站得住的。脚蹈实地，磋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
李鸿章急忙应声道：“是是，门生准遵奉老师训示办理。”
这些细节，李鸿章在年老时讲给其下属吴永听，吴永则记录在他那本著名的《庚子西狩丛谈》中。
后世学者，或据此认为李鸿章人品远不及乃师，或据此认为李鸿章能圆融贯通比乃师更胜一筹，莫衷一是。其实，在原始的记录中，李鸿章至少在口头上是认可曾国藩对“痞子腔”的批评的。李鸿章告诉吴永：
“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细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的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
中国办外交要对老外“推诚相见”，并非曾国藩一人的想法。中国最早的外交家之一郭嵩焘认为：“夫能以诚信待人，人亦必以诚信应之；以猜疑待人，人亦即以猜疑应之，此理无或爽者。”不幸的是，残酷的国际政治总是给中国人展现了另类的情境，相比之下，日本人就现实得多。
1876年，李鸿章与日本使臣森有礼进行了会谈。李鸿章说：“两国和好，全凭条约”，“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而森有礼却干脆地宣称：“和约没甚用处”，“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万国公法亦可不用”。即使在甲午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李鸿章还一直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本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
当然，李鸿章或许只是言不由衷地玩了下外交辞令而已，但日本使臣赤裸裸地表达出来的见解，却揭示了国际政治的达尔文主义本质。同时期的中国外交家薛福成也认为：“所以用公法之柄，仍隐隐以强弱为衡。”当时的著名思想家王韬更是坦言：“国强则公法我得而废之，亦得而兴之；国弱则我欲用公法，而公法不为我用……不可恃此区区之约，庆相安于目前也”，“惟有发愤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倘积弱不振，虽有百公法何补哉。”
国际政治究竟“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成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理论体系的分野。
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是自由主义（或曰理想主义）的先驱，他呼唤和倡导“永久和平”。自由主义者们相信，理智能将世界建设得更美好，“好国家”（比如民主）会战胜“坏国家”（比如专制），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民主的扩散、国际制度的制约等，都会推动世界和平。
但遗憾的是，考诸历史，向往和平的占卜者们似乎很少应验过。
著名历史学家、《世界史纲》的作者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曾在20世纪初乐观地预言：“对于20世纪初的人们来说，战争正迅速成为一种不可能再次发生的事，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为明显了。”但不久，惨烈的世界大战接连爆发。
进入冷战后，根据《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战争与反战争》一书中统计，在1945-1990年之间的2340个星期里，地球总共只享受了3个星期没有战事的太平日子。美国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JohnJ Mearsheimer），悲天悯人地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悲剧本质：
“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无论国家“好坏善恶”，都别无选择，只能为了权力而相互竞争和厮杀，这是一种零和博弈。”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在《清国征讨方略》一书中写道：“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盛”“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亦决不可信……既不足恃，亦不足守”。
英国有句外交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李鸿章后来总结道：
“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交友，彼此皆有相当的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也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位，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
1879年，美国总统格兰特卸任后访问中国，恭亲王与李鸿章代表中国政府，格兰特就琉球问题在中日之间进行调停，但被日本政府婉拒。美国的调停失败后，格兰特总统给李鸿章先后写了两封信，通报调停的细节，主题就是与其拜托美利坚，不如拜托自己。格兰特写道：“日本数年来采用西法，始能自立，无论何国再想强迫胁制立约，彼绝不甘受。日本既能如此，中国亦有此权力。我甚盼中国自强。”
而他的助手杨格更为直接，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说道：
“中国若不自强，外人必易生心欺侮。在日本人心中，每视中国懦弱，为所求无不遂者，彼看不起中国，则无事不可做。日本以为不但琉球可并，即台湾暨各属地动兵侵占，中国亦不过以笔墨口舌支吾而已……中国如愿真心与日本和好，不在条约而在自强，盖条约可不照办，自强则不敢生心矣！”
他更指出：
“中国之大害，在弱之一字，我心甚敬爱中国，实盼望中国用好法，除弊兴利，勉力自强，成为天下第一大国，谁能侮之？”
梁启超有进一步的阐述：
“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
“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或许正是近代中日外交分野的深层根源所在。其实，纵观史上强国，无一不是对内君子、对外痞子。倘或颠倒过来，一个对内痞子的国家，则对外无论做君子、痞子都是末流的。
